房子，这代年轻人的残酷成人礼 | 36氪深度

2017年5月5日凌晨1点，小琴在忙碌了一个晚上之后，收拾东西从位于北京市航天桥附近的公司总部，搭上出租车，回到她在东五环附近的家。

北京暮春的气候，天越晴，夜越冷。路边等车时间长了，还会让人打寒颤。但她顾不上这些，一边回着微信，一边靠在出租车椅背上，这是她一天最放松的时光。

这不是她第一次穿越北京的长夜 —— 在来北京五年之内，她前后换了几家公司，从近在咫尺的传媒大学产业园，到在航天桥的独角兽公司，薪水越来越高，加班越来越多，但位置也越来越远。现在，她每天要花三个小时在上下路上，在一次忙碌的加班之后，往往到家已经是午夜一两点。

她本可不必这么远 —— 公司这里给他们提供了两千块的租房补贴。但是在看了公司周围一圈的房租后，她放弃了这个福利：房东们对公司的补贴政策比新员工更熟悉，早早就已经相应提好了价格。算来算去，在那里住的生活开支仍然要比现在的房子要贵五百元。

另一点是：她和妹妹，几乎已经把这个住了五年的地方当做了家。小琴2010年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她曾经嫌弃过这个老小区的破旧。但是，在日益增多的家具里，在一天一天的生活里，甚至包括和房东的口角里。她发现这间房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

但它终究不是家。三年前，租在她楼顶上的学姐下了决心，把房子买了下来。这让她也有了拼一拼，把房子买下来的想法。但最后这个想法并没实现：她还不够五年的交税记录。但她并没有着急，作为一个90后互联网人，她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北京房价的成长，竟然比任何人成长的速度都更快。

2017年，在新一轮限购政策之后，北京的房价交易终于从去年的疯狂中暂时冷静下来，出现了一个新的冰点，4月北京二手住宅完成网签16902套，环比下跌 35 %。价格则较 3 月下跌了 6.8 %。并且随着雄安新政的到来，北京周边房价也出现了一定程度走低。

但对于北京大多数人而言，这一 “ 好消息 ” 让人笑不出来：4月的北京房价已达到 44635元/平米，而二手房的交易均价则为 59564 元/平米。后者的价格已经超过了2016年北京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考虑到北京有钱人多，无形间拉高了平均数，大部分北京人一年的收入无法买到一平方米的房子。

（图片来源：齐家网）

在过去，互联网和金融被从业者认为是购房的主力，他们收入高，提升快，是在上一个十年买房的主力人群。然而，面对如此高的价格，即便是这两个黄金行业也得望而却步了。

根据最大的互联网招聘平台之一的 Boss 直聘的数据，在2017年，北京市互联网从业者月薪达到 4 - 5 万元（税前），也就是达到“一月不吃不喝能买一平米北京房子”的人，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总监和公司内资深专家（主要是技术岗）的水准。甚至包括一部分的创业公司的管理层。

而如果再提升一个台阶，达到“一个月不吃不喝能买一平米真正的北京房子”（即达到目前朝阳区均价80988元）的要求，则人数更少。以朝阳区均价BOSS直聘数据显示，2017年1-4月，北京市互联网从业者月薪能够达到这一数字的仅占到招聘需求的0.05%，而在5年内达到这个数字的人，又仅占其中的12.1%。也就是说，在北京，十万个互联网白领中，只有6个能够在工作5年内，月薪达到8万元以上。不过好消息是：如果有了5年的工作经历，在行业内的选择就会多出很多，获得高薪的机会也会多很多。

对于在北京的年轻互联网人——尤其是90后，来说，5 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节点：它代表着开始成为业界中坚，可以期盼高收入的年份，是从开始到北京工作到可以获得购房年限的年份，也是一个人开始成熟，从立业到结婚生子的年份。更何况，在他们毕业之后的五年，大约是2011年到2016年，这也是移动互联网发展最为迅猛的年份 —— 如果不用考虑北京房价的涨幅，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美好。

投资公司执行总裁、地产投资专家周艳粉曾经做过五百例以上的购房咨询，见识了90后开始被涌入房地产的整体过程。在她的回忆里，直到 2015 年房价再次起飞前，前来咨询的购房者都是以 70 后为主，他们在北京市实行大限购之前都完成了资产配置。因此，他们有充裕的财力和需求进行再次投资。再者是“60后”的孩子婚房和退休养老需求之外。除此之外，除了在少数移动互联网技术浪潮中成功抓住机会套现的幸运儿，90 后自购房仍然很少。

站在后来者的角度，2013、2014年的房价平稳期应当是90后北漂一次难得的“上车”机会。然而，这个机会却没有被大多数90后抓住。原因有三：大多数90后互联网从业者都是2011年后毕业，已经没有户口，社保年限未满，没有购房资格；房价平稳期让人产生了对房价持平甚至看跌的幻想；大部分人刚刚踏入社会，没有结婚，没有真正购房的刚需，他们宁可把收入放在提升自己和享受生活上。

还有一个原因是心理上的：理想主义。涉世未深的90后青年，还没有真正领略到资本增值的威力。刚入行收入不高，但对未来的预期，和希望独立的心情，让他们不愿提前购房。“不愿意拖累家里，大不了回二线” 是很多人的真实想法。

“大家乱七八糟的聊，但是也不会说聊到房价或买房的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没有资质，也没有什么钱，就是年轻人嘛，嘻嘻哈哈就过去了。”

小陈就是这样的年轻人之一。

2014年，她从南方一所大学毕业，在就业时有过很多选择。她最后选择了一家门户网站，理由是 —— 这里能够提供户口，这在北京互联网从业者中极其难得。然而，即便对这一群别人看来离买房最近的青年，买房仍然更多是一种谈资：北京当时的“上车价”已经到了近80万元，几乎是一个普通家庭所能拿出的全部积蓄。真要动用这笔钱，不仅需要投资眼光，还需要极大的勇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2016年3月，小陈终于拿到了户口，但并没有马上考虑买房的事情。她当时准备从门户网站跳槽到业内一家巨头公司，跳槽和户口搬迁几经波折，几乎消耗了她全部的精力。一切都弄完之后，已是2016年8月。

在新单位，小陈发现周围的同事变了：这些同事比过去媒体的年轻人工作年限更长，收入更高，他们谈论的许多事都关于买房与投资，从同事的嘴里她了解到：北京房价已经开始了又一轮激烈的上涨，这一次可能比以前涨的更快。

她的男友去了另一家互联网大公司，也听到了类似的传言。他们住在望京，决定打开搜房网站看看旁边的房子价格如何，结果发现：原来他们关注过的一栋望京房，不知何时，价格已经从四万涨到了八、九万。

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们就下定了决心：即便动用了两家所有钱和自己的积蓄，甚至借钱，也一定要在北京赶快定居下来。他们取消了国庆的出游计划，决定去看房。但他们没想到的是，第一次看房就遇到了新的一波变动：“9.30”限购，北京住房的首付从30%提到了35%。这个5%意味着同样一套房子他们要在自己的预算里要多加上10万元——这几乎是两人近一年的积蓄。

和小陈男朋友同时看房的还有另一个男生，但因为一些决定延迟了购房。新政出台后，他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只能把自己的期待值从小型两居改成了一居。

小陈第一次感受到了资本与政策的博弈给她生活带来的变化。她像许多90后一样，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房价会突然一下子涨到这么高，就已经被卷入这股生活的漩涡里，她只能多看几间房子，尽力求变。

作为房产投资顾问，周艳粉的直观感受则是：90后的比例急剧增大了。咨询购房的90后一下涨到了总人数的三成到四成。但作为一个房产投资顾问，她比小朋友们看的更远：这一波“涨潮”来源于2014年去库存化后金融政策的暂时宽松，发端于2015年的北京东部板块投资利好（因传出北京市政府将东移潞城的消息），在2016年两会前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这波楼市中，较早察觉并利用信贷宽松的人是最大的赢家。周艳粉亲眼看到和指导了不少这样的客户：通过资产优化，加上抵押杠杆，甚至通过夫妻家庭情况的变化（比如假离婚），许多人在几个月时间里就让自己的财产翻了倍。“很快从300万资产跳升到600万，600万跳升到800万，800万跳升到1000万。1.5到2倍地向上跃升。”

不过，这个盛宴中的获利者大多数为70后和80后，他们大部分已经是有房中产，手中有足够的资本进行运作，对房市变动和交易政策十分娴熟。部分80后由于刚需买房较早，因此也搭上了这波上涨的快车。而手中没有房，又对购房信息不够了解的90后，尤其是刚毕业的外地青年，即便准备购房，也往往对购房的基本信息十分茫然，对信贷政策更是一无所知，因而当他们入局时，房价已经被先来者扳了高位。

但在时间上未能赶上快车，那么空间上还有一条路：走得更远。

在九月到十二月，小陈从位于中关村软件园的公司总部开始，考察了周边的所有楼盘。但她发现早期来的互联网员工们早已经把周围的所有楼盘 —— 从西二旗到中关村 —— 的价格炒得不亚于市内。她最终只得放弃了这一想法。她开始逐渐向城市的外围拓展，从市区朝向昌平，但被告知 “昌平的房价也翻了一番。”

在小陈向北的同时，住在东五环的小琴则向东。那里有被称为“北京睡城”的燕郊。2013年，小琴曾经有在北京定居的打算，目的地主要放在了通州。一个姐姐建议她买更远一点的燕郊房子，说燕郊房价只要三到四千，未来一定会涨。但小琴并不愿意去，因为“燕郊已经出北京了，五环也算是没出北京城，但是燕郊已经出北京城了。” 而且，她也并不打算毕业就成为房奴。

2016年，当小琴再看那栋燕郊房子的时候，价格已经涨到了三万。在北京购房的姐姐把燕郊的房子卖了，换了一个一室一居的东五环，在传媒大学找了一份行政的工作，过上了紧促但安稳的生活。“而且离上班地点近。”

燕郊排队等待去北京的乘客（来自：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当再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小琴并没有表示出太多的后悔。但她理解了，决定未来生活水平和阶级地位的，有时不是类似于“伪楚”之类的高深知识，而是年长同事所分享的一些看似“庸常”生活技巧：例如不要犹豫，不要过度考虑房子的位置是否体面，是否在北京，必要时该借钱就借钱，换工作一定要记得先找一家公司挂上社保。

在果壳工作的大宽，比小琴更早来到北京。他同样看到过燕郊的房，甚至已经准备好了付首付，但是最后交首付的时候迟疑了，理由与小琴类似：燕郊实在太远，而且不在北京。而自己等到五年社保期满，也攒够了钱，正好可以在北京买。

还有一个原因：彼时的燕郊仍然荒凉，除了住宅楼（有一部分甚至尚未完成，只有地基）以外许多地方空无一物。这片荒地上唯一在运动的就是买房客，他们排着像“春运时的火车站”一样的长龙，人人脸上露出狂热的神色，这种强烈的对比让大宽感到不可思议：

“我当时有点觉得：他们是不是疯了？”

2016年，大宽看到了同事的通知，开始筹划买房。北京市内已经涨到了五六万，把他又逼回了刚开始的燕郊，但果不其然：燕郊涨了。他只能去更远的大厂，大厂的价格也涨到了两万五。

最后大宽没买，除了他认为太远交通不便外，他的归因是“我本身就一直不是特别着急的一个人，因为我对买房这件事并没有特别大的，我一定要买或者怎么着的这种心态。”

大宽的妻子是他的高中同学，两人毕业两年就结了婚。结婚的时候，妻子并没有要他买房，而是两人一块奋斗。到了13年，孩子出生，他才第一次琢磨买房的事。但是两人在北京社保的仍然未满。16年，社保满了之后发现房子“只剩四五万的了”，两人一起还能凑合三四十平的房子，三口之家就装不下了。

种种复杂条件，加上两人性格，最终也没确定房子在哪里买。

但在犹豫的过程中房价仍在上升，大宽发现，买得起的房子正离他们越来越远。2017年3月，大宽终于决定不能再等了，买一套河北固安的房子（房价19000元）。这套房子已经不是居住，而为了孩子未来的教育保存经费，因为“怎么理财也跟不上房价”。

在他刚刚交完首付之后。突然传出了固安限购的消息。21号上午，一个朋友跟他说固安要限购。一开始，大宽不相信，“销售也没告诉我”。在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突然接到销售用急切的声音打来电话：今天必须来签，不然就不行了！就得交50%首付了！已经交的首付没法退！跟他一块去买的朋友得知这个消息，立即连夜开车赶往固安，终于赶到在午夜前签完了合同。

大宽比朋友幸运一些，销售让他等消息，到了8、9点之后，终于告诉他：只要在12点之前把合同编号提到房管所网站上，可以第二天再来签。第二天，在大宽签完合同的同时，固安正式宣布限购的新闻出现在了各大媒体上。

从时间上看，他几乎是最后一个幸运的买房者：在此之后，随着雄安新区消息的发布。河北县市一个接一个限购甚至封盘。他有时回想起最初燕郊的购房记，感叹 “ 现在看大家还是没疯 ” 。

但他不是最后一个仍然希望在北京买房的90后，在限购之后，90后已经变成了周艳粉咨询的主要人群。只不过，现在的问题又从投资，变回了最原始的：如何实现在北京买房。

周艳粉的估计是，北京目前的“上车价”，新房基本上在160万到200万之间，主要集中在六环的房山、大兴的地铁站附近。但问题是，北京几乎已经了没有新房的供应。而二手房的最低首付，则为200万到250万 —— 这样的价格，只能买到近郊60-70平米，2000年前的北京旧房。

二手房的高价格，加上一系列的限购政策，令北京的成交量急剧萎缩。4月北京二手房住宅共完成网签16902套，环比减少35%。曾经兴盛一时的房产中介链家地产，4月份多个门店业绩几乎为零，已经关了87家门店。而对周艳粉而言，尽管咨询她在北京买房的90后很多，但他们的首付 —— 大概100万元左右 —— 已经远远不够“车票”了。

但现在她已经跟这些资产不足的普通90后说得最多的，是建议他们放弃“上车”的想法。如果一定要在北京定居，建议他们改走租赁或者参与自住房摇号。

“你一定要把你的信息尽早地录入自住型商品房系统，你反正跟着大家摇吧，虽然这个几率非常低，但是这是唯一可能会实现的一个途径，在北京买房的一个途径，你就先跟着摇，对吧？”

她原先会建议一部分人在二线购房，但随着二线城市纷纷限购，这条路也越来越窄。一些90后咨询者开始咨询其他的理财方式，对此周艳粉表示谨慎“他们的社会经验和对资产的敏感度其实都不足，不足以支持他手里的百万左右的现金量，做多种渠道的配置。” 

面对越来越高的房价，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了挽留员工，试图走另一条路：为员工修建自住房。小米曾打算与万科合作开发北京海淀区大牛坊村的永丰自持地块，建专为员工的小产权商品房。小米员工可以半价购买这些房子，但无法获得产权和房本。这个令人能回忆起国企福利分房时代的措施，曾经吸引不少 90 后的关注。但不久后传来新消息：此次合作因监管等方面的原因已经搁置。

最终，大部分人兜兜转转，从技术上回到了2013年的状态：有了一点积蓄，梦想遥遥无期。

但也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价值观。最大的一点是改变了许多90后对于工作和财富的观念。许多人第一次开始认真学习投资理财，也有许多人第一次认识到了资本的力量，包括工资在资本运作面前的不真实感。

小琴在看房过程中看到了许多故事。在房价最高的时候，许多房子合同签好后的房主临时反悔，一个房主在售房之后，计算出房子未来可以涨200万。然后房主立即毁约，宁愿赔给购房者60万的违约金。购房者威胁去找媒体，但是无果；一个房主的房子被两个中介看上，两个中介互相抬价，一个中介对客户说：“说那我们加十万块钱把这房子拿下，我从我们中介利润里面给你拿出来五万，你自己多出五万。”

小琴回忆起那种五万的口气，“就好像谈五百块钱一样。”

她以前把财富自由分为三类：第一个财富自由就是超市财富自由，第二个财富自由就是商场财富自由，第三个财富自由就是真的是财富自由。她估算，超市财富自由需要两万的月收入，商场财富自由则需要至少五万。但这两种财富自由，在第三类财富自由 —— 至少，在能在北京买套房的自由面前，似乎都微不足道。

但她仍然心态乐观，尽管每天仍然为了节省五百块钱房租而午夜打车回家。经过几年的打拼，她已经成为了一位高管的直接助理，前途日益光明。这个高管曾经是知名的媒体人，90年代就在北京买了三套房。

有一些同事已经筹划着撤退，但小陈仍在坚持，她把看房的心得和疲劳写到了朋友圈里，隔一段时间就会写上几条。春节时她回到了松花江畔的家乡，那里有中国最好吃的大米，却没有中国最好的工作。更何况，她已经拿到了户口，并且不久就要结婚，她和她的恋人必须背水一战。

围绕着她工作的软件园的楼盘里，有一个名字叫：唐家岭。它曾经是北京“蚁族”的安乐居，以低廉的房租吸引了大批的外地大学生和北漂者。2009 年，当时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曾经在一篇名为《他们叫蚁族，他们在蜗居，他们的生活多美好》的文中，这样描述当时还是城中村的唐家岭： “尘土飞扬继而污水横流的窄路，需要在随意垒高的筒子楼下躲避行人”。有人下了车，惊讶于“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

在文中，杨潇记载了24岁的诗人杨海明的诗句：

在一个黑漆漆的雨夜

我终于一脚踩进了泥里

那些稀泥和石子像久违了的情人

在我鞋里缠绵

“X他妈的！”

我不知道那些灯光去了哪儿 

2011年，唐家岭开始实行腾退改造，蚁族和污水成为历史。2013年，在他们住所的废墟上，唐家岭新城完工。

现在，它的二手房每平米均价是：50094元。

*应采访对象要求，小琴、小陈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