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领读 | 把约束化作游戏，玩是一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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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人们时常被游戏吸引，甚至沉迷其中。我们遵守游戏规则，在限制条件下创造各种精彩的瞬间。而换作生活，我们面对限制，却总是试图将其改变，又抱怨连连。“玩”，与其说是一种行为，不如说是一种状态。当我们接受限制条件，集中注意力以获得乐趣时，便是玩。

购物、修剪草坪、搭乘交通工具，甚至是制作幻灯片、回复邮件等，应对这些日常事务和控球射门得分没有什么不同，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意义和乐趣。

从网络文化到道德哲学，从古代诗歌到现代消费主义，博格斯特引经据典，向我们充分展示了现代世界可以被驯服——也可以被享受，只要我们懂得如何发现乐趣。

作者简介

（美国）伊恩·伯格斯特（Lan Bogost）

佐治亚理工学院伊凡·艾伦大学媒体研究专业特聘教授，佐治亚理工学院交互式计算专业教授。他曾参与研发《劝诱游戏》，还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编辑。

书籍摘录

反讽时代

反讽是如何在我们这个时代流行起来的？也许这是我们觉得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出错而不得不采取的防御方法。这样的情况多种多样：可能是在一个完美的下午你却不得不和爸爸穿梭在商场里；也可能是你下班后从超市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堵在了一辆城市越野车后面；又或者几周前刚刚铺好的昂贵草坪被你不小心破坏了。我们觉得任何事物都会对我们发起攻击（理由非常充分），因而心中充满恐惧，正是这种恐惧孕育了反讽。

总有事情让我们感到失望或者带给我们不幸，我们感觉到不安，为了保护自己而拒绝参与。我们试图在真实世界之上创建一个缓冲区，保护我们远离这种危险。反讽就像你祖母家沙发上的塑料套：塑料套保护沙发免受假想中的意外的破坏，但同时让沙发座套失去了作用。

反讽和娱乐场是相对立的。热衷于反讽的人不接受现实、不创造现实，也不会采取其他方式接受世界本质上的荒诞，更不会与之互动。反讽的第一步—划定边界，然后把和随后可能出现的与新奇体验有关的材料圈起来，再然后……除了暗自腹诽或者表达一下蔑视，再无其他。反讽者既不会接受塑料沙发套的保护作用，也不承认没有这个保护套，沙发可能遭受的损坏，反讽者会赞美那个缓冲区，即塑料。

祖母希望这个沙发能够用一辈子，所以套了一个塑料套，以防其他东西损害沙发。反讽者眼中没有那个廉价的、不值得保护的劣质沙发，他们着眼的是那个塑料沙发套，那个在宜家停车场的卡车上买的塑料沙发套。反讽者冒充偏执狂和保护者，实际上拒不承认伤害，也不想提供保护，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新秩序。

实际上，反讽原本的意思就是欺骗，或者假装无知。反讽一词源于古希腊喜剧形象Eiron（一个伪君子）的名字，他通过伪装无知，用虚假的谦逊战胜对手。这种假装无知在柏拉图的作品中非常常见：苏格拉底就非常擅长佯装不知，然后引导问话者说话，这样当他以智者的身份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他就可以系统地反驳他们。

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善用戏剧反讽。戏剧反讽是反讽的一种形式，但缺少策略性。在《安提戈涅》或者《俄狄浦斯王》中，被欺骗的不是问话者，而是悲剧中的主人公—他们被自己的盲目自信和对自身处境的误解欺骗了。根据神殿神谕，俄狄浦斯会弑父娶母，于是他选择离开他的父母，但他不知道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并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俄狄浦斯自以为是，自信满满地离开了。

作为悲剧主角，他以骄傲自大的行为和自以为能够逃离宿命的做法完成了他最终的悲剧。戏剧性反讽其实就是用塑料套包裹沙发，想逃离悲剧，最后却发现塑料会锁住下面的潮气，让沙发套滋生霉菌。

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著名女歌手艾拉妮丝·莫莉塞特的一首金曲《讽刺》（Ironic）中就利用了戏剧反讽。在这首歌中，歌词反讽了很多东西，如巧合、失望情绪和糟糕时机。现在看来，这首歌最有名的反而是这种据称被误解的讽刺，而不是其他—这很讽刺，不是吗？

实际上，《讽刺》这首歌包含了一个戏剧反讽的经典例子。这个例子中的“安全第一先生”害怕坐飞机，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坐上飞机后，却不料遇到了飞机失事，歌词中写道：“随着飞机的坠毁，他心里想，啊，这不是很好吗？”

讽刺的是，他恐惧坐飞机，然后克服了恐惧，最终却发现这种恐惧事实上是合乎情理的，即使可能性非常小。另外，反讽典型的特征是“说的是一回事，实际指的是另一回事”，正如当飞机即将撞向地面时，这人大声喊“啊，这不是很好吗？”（最后这句话被称为言语反讽。）

艾拉妮丝《讽刺》这首歌中的其他讽刺虽然也很容易理解，但不属于戏剧反讽，而是情景反讽。情景反讽中，我们想象自己正在观察世界，就好像世界是一本虚构小说。《麦琪的礼物》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对年轻夫妇为了给对方买礼物，都忍痛割爱—一个卖了长发，买了表链；一个卖了怀表，买了梳子。但最后讽刺的是，它们都变成了无用的礼物。

这里体现的就是情景反讽。但在《讽刺》这首歌里，结婚下雨，刚买了票就有人请你搭便车，或者已经迟到了还遇到堵车—这样的情境不是反讽，充其量算是不幸，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不幸遭遇。

就在艾拉妮丝在电视广播中播出这首歌之前不久，戴维·福斯特·华莱士在一篇关于电视对现代文学冲击的文章中探讨了情景反讽。这是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文章中，华莱士提到了唐·德里罗、托马斯·品钦和威廉·盖迪斯几位后现代主义作家，并赞扬了他们作品中的叛逆性反讽。

华莱士对即将带来死亡的虚弱无力感到痛心—“被困者逐渐开始发出享受笼中生活的声音”，就像罩着塑料的沙发一样，反讽赞美了这种逐渐剥夺生命的笼子，而没有批判它。

当华莱士对如今电视对文学的影响的日益严重感到无助时，德里罗无疑是他心中现代文学最强有力的号召。为了证明反讽强大的批评力量，华莱士引用了德里罗1985年的小说《白噪声》。《白噪声》中有一个场景：有两位教授分别叫默里和杰克，他们参观了美国最有名的谷仓。

华莱士把这个场景命名为“关注转移”。 在这个场景中，“人们观看谷仓，谷仓因作为一个观察对象而出名，而默里教授看人们看谷仓，他的朋友杰克则是看默里看人们看谷仓，我们作为读者很显然正在看杰克这个叙述者观察杰克正在观察的情景，等等”。这个场景的无意义和荒谬性显而易见，可能曾经还很明显。

但是在德里罗辉煌时期过去30年、华莱士全盛期过去20年后的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充斥着反讽的时代，这种据称叛逆性的反讽已经不具有叛逆性了。这样说话已经是一种正常现象。以艾拉妮丝本身为例，上网稍微查一下，你就会发现，很多人认为，艾拉妮丝故意创作《讽刺》这首歌，因为它根本不包括任何真实讽刺，通过没有讽刺来进行讽刺，岂不更加讽刺？这就必须再次提到那个塑料沙发套了，反讽代表了既不参与也不拒绝。

但很快，反讽作为缓冲区，让我们想起了它的两个特性：恐惧冒险或者恐惧接触。德里罗最初的观看应该是一种警告，而不是一种鼓舞。但是现在能够让我们觉得讽刺的事情太少了，我们耗尽了讽刺材料，即便是艾拉妮丝也是如此。1995年，《讽刺》这首歌第一次发行，时隔20年，在晚间脱口秀《深夜秀》上，艾拉妮丝和詹姆斯·迪恩演唱了“升级版”的《讽刺》。“就像在唱《讽刺》，”他们吟唱道，“歌里却没讽刺。”当风险和接触同时出现时，讽刺无法应对，因此反讽在两者之间修筑了一层膜，悲惨的是，因为这层膜，我们远离了体验，只剩下无法体验的体验了。

在《麦琪的礼物》中，女主人公有一头漂亮的长发，她的丈夫卖掉了家传的怀表，给妻子买了一把梳子，结果发现，他的妻子剪掉了长发，卖给了假发商，给他买了一条表链。如果是在今天，反讽会是这样：这个丈夫买了一块5美元的卡西欧电子手表，这样就不会有典当这回事，因为这个价钱的表根本没法典当，同时，他会真心佩戴这块表，效仿古风，但不再在意表的价值。正如华莱士所指出的：“现代文化中反讽无处不在，虽力量强大，却无法让人满意，其原因在于讽刺者无法确定反讽目标。”

反讽是一种因不想在真诚和蔑视之间做出选择而产生的逃避。反讽不接受事物，既不把一只怀表看作一个传家宝、一件工艺品或者一个计时工具，也不将其视为做作、自负或者炫富的道具，反讽既要真诚又要蔑视。毕竟现在都用手机看时间，谁还会需要一只卡西欧手表呢？

反讽症

我们依然想在人行道上玩“踩瓷砖”游戏。我们依然想打造一个娱乐场，体验新奇感受。但是，我们告诫自己，“我们不能”或者“我们不应该那样做”，因为，欣然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值得如此，或者虽然值但根本没什么用。

这种焦虑感不时出现，真诚和蔑视两种想法在我们心中不停地变换。令人引以为豪的、昂贵的绿色草坪可能一夜之间就变得让人难堪；如果无法承受房子带来的问题，就不要想着拥有一套房子，这样似乎更好过一些；追求一个可爱的同事可能需要协调社交活动的时间冲突；在手机交友软件上找朋友似乎更容易一些。

真诚和蔑视是近邻，两者之间仅有一步之遥，不管哪一方，被逼迫到极限时，都会向反方向转化。真诚过度就会让人厌恶，令人感觉虚伪：你叔祖母的姿态幽默、表情可爱的陶俑，或者你男朋友令人窒息的、总是激怒你的讨好，又或者岳父经常性的真诚的嘘寒问暖。这样过激的行为扼杀一切感受，原本的真情实意，最后也会变成尖刻的蔑视。

但是反过来，当蔑视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转变成新的真诚，这种转变非常令人震惊。你叔祖父经常直言不讳地表达对你叔祖母收藏的陶俑的蔑视；你对总是破坏气氛的倒霉男友表示愤慨；或者在感恩节感谢神的恩典时，在岳父家里表露你无声的厌恶。这些都可以扭转局面。这种情感的缺席会导致情感剩余，面对蔑视，一个人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新的真诚。

一旦某个事物能够足够激发一个人的真诚或者蔑视，它就会像跳动的荧光灯一样嗡嗡作响，让我们头痛厌烦。由于真诚和蔑视难以界定—不是真诚就是蔑视，人们无法把二者真正区分开，因此反讽会带给人举棋不定的焦虑感，让人陷入疯狂。

这种疯狂，我称之为“反讽症”。

如果说妄想症是怀疑“人”，那么反讽症则是怀疑“物”。“反讽症”是我们最常见但很难被诊断出来的病症。对这种病，一种最常见的民间疗法就是：寻找逃离路线，远远避开，而不是停下来，将其划定在关注范围内，让其有成为娱乐场的可能。在真诚和蔑视之间无止境的摇摆，使我们远离了真实的世界，要想和这个世界重新建立联系，进行讽刺要比协调真诚和蔑视之间的关系容易得多。

我们用于接受和表现物体、概念和想法的很多工具都让讽刺变得更轻松—尤其是网络工具。在网络上，我们使用、创作和传播想法的成本已经几近于无。现在制作一件衬衫所需的成本已经很低，而在网上修改图片和发布新品几乎没有成本。就麦考利·卡尔金与瑞恩·高斯林的T恤事件，伊恩·克劳齐在《纽约客》杂志刊载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没人知道你印在T恤上的那个人，或者没人认识你，那就太没意思了。”这是对真诚的又一次呼吁。但是，当然，当任何人说诸如此类的事情时，事实上，他们已经产生了误解。这些T恤的存在既表达了认同，也是一种否定—永远不会有人表明态度。

反讽是一个围栏，像一份保险，防止人们遭受进一步的磨难。反讽竖起了一道防线，防止真实世界接近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在真实世界之外另创造了一个安全、虚构的世界，可能是在我们大脑中也可能是在网络上。我们坚信，与这个虚拟世界互动能够把我们从痛苦和无聊中拯救出来。

一旦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之间的藩篱被打破——这是必然的——我们就会再创造另外一个虚假世界，就像给沙发再换一个新的塑料套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我们重复包装我们的生活和在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慢慢地，保护作用也越来越弱，众所周知，和上一个塑料套相比，新换的包装的保护效果并没有好多少。反讽是一个通向虚无主义并逐渐消亡的过程，由于无法抵达终点，反讽者就有正当理由宣称这不是徒劳无益的。

我的朋友菲尔·菲什是一名设计师，他参与了一款人气很高的网络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的设计，但不久之前，菲什在推特上发起了一个请求：“嗨，各位博主，我知道，你们可以在《我的世界》中建造任何东西，但请不要再凭空建造无用的东西了，谢谢。” 在《我的世界》游戏中，玩家需要寻找材料建造符合游戏特点、具有立体视觉效果的模型和装备。网络就是这样，既然可以建造，疯狂的粉丝就会建造任何自己想建造的东西。例如在《我的世界》中，就有人利用开采的各种方块，精心设计重建了《权力的游戏》中的城市君临地。

看到菲什的推文，一个有魄力的反讽者对《我的世界》的内嵌推文形式进行了改造，这件事随后被科技博客网VentureBeat报道出来，这样就形成了两个而不是一个讽刺意味十足的自我诊疗循环。这种自我诊疗就是环境哲学家蒂莫西·莫顿所说的：“你能做的任何事情，我都可以控制其元信息。”因为任何阻止进一步突变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位博主最后用这样一句话做了总结：“是的，我们充分认识到了这篇推文的讽刺性。”

这样的挑衅只会进一步激发反讽的渴望，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满意。菲什推送了一篇链接到博客的文章，内容是在《我的世界》中构建一个菲什抗议《我的世界》建造物的博客模板。这是菲什的一个粉丝提前做好的。这个粉丝通过观察了解到，实际上，菲什早就发推文指出：“有人发文说，有人在《我的世界》中发表关于《我的世界》的推文。”于是有人就问了：“还需多久才会有人在《我的世界》内再次发表那样的推文？”每一步都代表了一种尝试，试图发现新的角度克服上一个反讽的荒谬性，一旦克服了，瞬间就会有另一个更加极端的反讽出现。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今天，满足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让人难以捉摸。在某种程度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到来的经济大衰退，让人们对生活丧失了安全感和信心。对未来的彷徨，让人们每次与世界互动时，都会心存怀疑，感觉自己在冒险。我们担心事物会突然攻击我们，因为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它们能这样做，而且会这样做。

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从经济领域蔓延到了文化领域，连巨额物质财富都无法延缓这种无聊的蔓延。在2014年年末，《我的世界》游戏开发者马库斯·泊松以25亿美元将他的公司出售给了微软。马库斯·泊松公布了他离开公众视线的理由：因无法满足顾客和粉丝无止境的需求冲击而抑郁—一个本能够让你兴奋的事情，却让你沮丧。

随后，他在贝弗利山花7000万美元购买了一栋豪宅，包括原有的家具和配饰，甚至包括大量的香槟酒和龙舌兰酒，另外，还包括修建这栋豪宅的投资人在超大车库中停放的超豪华汽车。马库斯·泊松创造了一个可以自由创造任何东西的世界，但他用游戏所得购买了别人装修好的、现成的亿万富翁的生活。但他的粉丝并不气馁，他们在《我的世界》游戏中做出了一个和马库斯·泊松那栋7 000万美元豪宅同款的模型。

这是上瘾者的逻辑：再玩一把，再点击一次，我就满足，不再玩了。不过，这不是上瘾的过程。每重复一次，强迫的作用就减弱一点，要想产生和原来一样醉人的效果，就需要更多的刺激。当今时代的反讽就是如此：反讽就像麻醉剂，每使用一次，效用就会下降一些。反讽时，真诚和蔑视两种态度都会短路，但非常短暂。这就难怪我们总是感到无聊，也难怪我们会变得更加恐惧。

“你能做的任何事情，我都可以控制其元信息。”这句话已经变成反讽症的救赎，因为这句话似乎可以预防修筑于更深层次的围墙。它试图打破可以重复使用的、永久存在的塑料包装的循环。我们会觉得，“最后我就不会感到无聊了”。我们拒绝和一个已经设定了初始边界的娱乐场交流互动，反而乐于用《我的世界》游戏中的立方体创建一个网络媒体，或者在艾拉妮丝所谓的反讽中评价比喻修辞—反讽承认机会存在，但拒绝接受，还在真实世界之上创造另外一个空间，以对抗在有限空间内只能够进行有限的游戏实验这件事。你通过发表关于《我的世界》游戏的推文，或者在深夜节目中，通过一首充满讽刺意味的金曲《讽刺》隐晦地回应。

“回到元状态”忽略了反讽的自我复制和分形结构。分形是一种模式，大大小小的构成部分都以相同形式重复出现。曼德勃罗集合（Mandelbrot set）是在复平面上组成分形的点的集合，你可能见过计算机模拟出的分形图案：无论放大还是缩小都是相同结构的循环。数学上的分形通常被用于电脑绘图，目的是制作如高山和河流这样的自然环境图。有人甚至声称宇宙是以数学分形的形式构成的，其复杂性可以通过相对简洁的“指令”进行描述。

反讽者混淆了分形整体之美和分形单一视图的平淡无奇。分形概念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完美的简洁性，但从单个来看就非常过时了，它和你以前见过无数次的计算机图像别无二致。同时，山川或者河流的呈现令人崇敬，不是因为它们与分形数学的结果类似，而是因为它们本身是独特的山或者河流。分形就像前面讲过的奶奶那一遍又一遍用塑料进行包裹的沙发。当所有事情都一样时，放大或者缩小就不再重要了。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相信反讽行为的另一面有不同的东西存在。这就是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关于梦中梦的电影《盗梦空间》和雷·库茨魏尔的奇点理论所描述的具有启示意义的完美理想世界如此受欢迎的原因。根据雷·库茨魏尔的观点，很快人类就可以进入计算机并在计算机内永生。要是我能够脱离现实，进入另一个世界，那该多好！到时我一定会非常满足，但在现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是受限的。这是对残酷的儿童娱乐场游戏的噩梦式的曲解。“我只是在认真地开玩笑。”你宣称自己只是想引起我的好奇，你真的是认真的吗？

为了防止反讽的力量日益减弱，我们要回到元状态假装接受娱乐场，而这实际上标志着它既定的不足。现在，我们“讽刺引用”几乎所有的事情，虽然我们不一定会写到纸面上。有时很明显，我们用手挠头是表示怀疑或者有疑问，但多数时候是隐晦的，大家都默认这一点。

如果没有隐秘的动机，什么才有可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反讽症和偏执狂不同，反讽症对偏执狂的阴谋论没兴趣。有人臆想，所有工业化生猪养殖户私下里串通对付偏执狂，而其实超市里卖的火腿本身并没有暗藏秘密。问题是由某个代理人造成的，而后果一般会通过中间媒介（如半块史密斯菲尔德火腿）显露出来。

反讽症的问题则不同。在反讽者看来，物体不代表有组织的迫害制度的潜在的、迂回的计划。他们觉得，一旦一个物体投入使用，就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可能出错。偏执是一种匮乏状态—世俗的满足被这把实施破坏的武器一一消灭。但反讽是一种过剩状态，选择太多：可用的产品、活动、陪伴、生活、爱、梦想以及遭罪的方式。

要是选择错了怎么办？虽然克里斯蒂·沃波尔的观点会引起你的思考，但反讽并不是一种自我陶醉，而是恰恰相反，反讽是供给过多、选择丰富的结果。反讽者坚信，这个世界如此慷慨，充满了选择和变数，因此对任何事物都要敬而远之，以防出现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