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煜全：信用升级——诞生“企业淘宝”的下个千亿市场

从信用协作的角度看待全球化、互联网化和专利产业化，我们需要把握的核心是什么？

中国的企业家、投资人绝大多数只讲远景，谈合作，认为中国有钱、渠道好、市场庞大。但都没有真正关注“信用矛盾”这一核心问题。

11月12日，在第三期《奥迪·造物学：新物种商业方法》课程中，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Frost&Sullivan中国区首席顾问、前哨主理人王煜全做了长达90分钟的主题演讲，并与吴声对话，谈及今天新物种真正发展的核心矛盾——信用。

当前中国面临着协作问题的挑战，中国制造能力是高度而有需求的，硬件是高度互补的，但软件协作却不协调，不能证明信用的协作关系。这是信用机制的不完备。

信用的核心不仅仅是人际沟通的信任，也包括对文化的理解和同理心，甚至对于当地的规则，包括无论是商业规则、游戏规则、谈判规则、会议规则等基于对于信用本身的理解。

在全球化、互联网化和专利产业化的环境下，个人和企业都需要通过信用建立起影响力：判断一个人信用就代表着对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成功预期、判断一个企业的信用等于判断一个企业的成长预期。而未来，对于企业和企业参与者的信用量化的“信用预测”会是巨大商机。

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Frost&Sullivan中国区首席顾问、前哨主理人 王煜全

以下根据王煜全《信用升级——新物种诞生的下个千亿市场》演讲内容整理，有删改

我真正的工作是预测机会，所谓机会，它的意思是“还没有出现”，“出现”就不能称作机会。可能的机会意味着商机，大众热衷关注预测，因为预测准了就能够获利。

但反过来看，过于大众的话题一定不是未来机会。譬如，人工智能，当人工智能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越多人都谈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机会就越少。

挨骂名是创新的最好标志

这段时间对于iPhoneX的批评声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它的创新特别多。创新者总是遭到批评，因为没有哪个创新开始就是完美的，没有哪个创新的产品不挨骂名，挨骂名是创新最好的标志。

所以我认为iPhoneX是划时代的作品。首先它的价格划时代，以前除了vertu，没有手机卖到上千美金；其次是它的屏幕，高清晰度的OLED屏幕，这种屏幕原来三星也使用过，但由于技术问题在手机上难以量产，但这次苹果做到了大批量的生产OLED屏幕手机。

与以往的iPhone6、7不同，iPhoneX突然把很多压箱底的技术全部放到了一起，这是非常革命性的做法。坦白来讲，现在几乎没有人指责库克了。而且我们别忘了，库克本身还是一位同性恋者，一般来说同性恋的人要比普通人革命得多。从生物学的角度讲，同性恋的人没有后代，不管他多么优秀，他的基因都无法传递，但是为什么世界上还一直存在同性恋呢？这是和基因相关的。因为他们比一般人优秀很多，虽然他没有直系后代，但旁系后代都能活得比一般人好。所以我们还是得信库克。

从这点上看，国产手机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的路数是用自主生产配件代替进口配件，这种做法最好的结果也只能追平苹果和三星，何况像三星在屏幕技术的卡位卡得非常好。

大家都说“未来的屏幕是柔性屏”。我们看到国内有金东方的超柔屏幕，柔宇科技做出世界上最柔的屏，但都无法量产，只能被称作“黑科技”。从量产角度讲，我们的技术仍然是落后的。所有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很多迭代和努力最后普世。

应用创新需要软硬件的支持

技术一种存在两种竞争路线：一种路线以便宜的硬件加上强大的算法去解决问题；另一种路线是以昂贵的、高精度的硬件加上简单的算法来解决问题。但其实的历史的趋势是：技术始于廉价的硬件加复杂的算法，终结于昂贵的硬件加简单的算法。

第一，产品研究只负责想主意，不负责产品化。所以很多发明最早出现在实验室，但它们未必会形成上市产品，当然很多产品的思路后来也被吸收到了和他们合作的公司的产品设计之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大量公司愿意资助他们的原因。

第二，因为这其实是应用型的创新，应用创新能否实现，要看软硬件能力能否支持，一个产品可能由好几部分组成，每个组成部分都需要很强的技术来实现，比如它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图像识别能力、文字识别能力来处理摄像头的信息，它也需要足够强大的投影能力啊来支持投影。而且，投影耗电，也需要有足够大的电池才能维持整个产品运行。所以一个新产品开发中，有无数个难点需要攻克，当然难以成功。

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习惯性的思路，我们也都知道要到全球寻找人才，但我们始终是在全球找华人。华人在国际上主要是在学术圈子里优秀，但在产业界相对弱一些。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出去往往都是到各个高校去找华人帮自己提升技术能力。但这一点上来讲，实际上有很大困难：一方面，需要有很强的研发实力，才可以和国外的高校对接。而中国企业往往研发实力比较弱；另一方面，无法保证你想布局的每个领域都正好有华人能支持你。

希望中国企业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能逐渐摒弃掉只和中国人打交道的习惯，真正变成全球化企业，让全球的人才都为中国企业所用。

信息决定一个人的地位

我们都在谈论说，互联网正在消除信息的不对称，信息本应该是对称的。但中国接入互联网已经20多年了，这20年过去了，信息对称了吗？没有。当我们对网络的理解越来越充分时，会发现个体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接受什么样的的信息。所以信息不光不对称，它的覆盖程度也不同。

我们都知道“六度分隔”理论，意思是：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人通过一两度就能覆盖到全球70亿人，那这个人不就堪称“上帝”么？

最后“上帝”找到了，这个人叫凯文·贝肯。他是经常在好莱坞电影里跑龙套的演员，和所有好莱坞人合作过，或者和某人的合作对象合作过，几乎所有明星不是跟他直接认识就是认识他的朋友。

同时“谁离上帝近谁就厉害”，于是有人计算谁是世界上最牛的人，结论是Danica McKellar和Natalie Portman并列第一。Natalie Portman大家非常熟悉，她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黑天鹅》的主角，而Danica McKella是一位跑龙套的好莱坞演员。

这其中的计算依据两个指标：贝肯指数（Bacon number）和厄多斯数（Erdos number）。

贝肯指数就是在宇宙中心论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概念，指一个人与凯文贝肯联系上所需要的次数。你与贝肯搭过戏，你的贝肯指数就是1，和他搭过戏的人拍过戏，你的贝肯指数就是2。它代表了你在好莱坞的地位，你与上帝的距离。

厄多斯数来源于犹太数学家厄多斯，厄多斯一生与384人合作发表了1450多篇文章，他发论文效率特别高，并且一直保持每天工作19个小时以上，最大的贡献是与Selberg分别用初等方法证明了素数定理。所以如果你和厄多斯合作发表论文，你的厄多斯数就是1，你与厄多斯合作的作者合作发表过论文，你的厄多斯数就是2。

最终计算的结果是Danica McKellar和Natalie Portman并列第一，她俩并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世界从来都不是平的

这时候有人说世界是平的。请千万不要相信。世界从来不是平的，地位不同，优势不同，信息也不同。我们往往关注的信息对我们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信息传递需要的是影响，我们要的是能够使用信息带来结果。

从六度分隔理论出发，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最多通过六个人便会获得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信息，为什么美国政府却花了十年才抓到了本拉登？任何一个美国公民连接到本拉登也不过五度，更何况美国政府官员。

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随着一层一层的关系，信息的影响力将会衰减。比如，在与我们最亲的父母、好友为代表的一度人脉中，我们信息造成的影响力是最大的，但当渗透到二度三度之后，影响力就会衰减。当奥巴马非常想抓住本拉登时，命令自己的手下实施抓捕的信息影响力最大，但当逐步渗透下去，即使传到认识本拉登的人耳中，这条信息早已不起作用了。所以虽然是“六度分隔”，但只有“三度影响”。

强连接与弱连接

“三度影响力”是美国一个专门做大数据分析的人，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吉斯（Nicholas A. Christakis）在他的书《大连接》中提出的。意思是，我们所做或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会在网络上泛起涟漪，影响我们的朋友（一度），我们朋友的朋友（二度），甚至我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三度）。如果超出三度分隔，我们的影响就会逐渐消失。相距三度之内的人之间是强连接关系，强连接可以引发行为。

未来算法必然会走到这一天，真正达到个性化，服务小众化，对每个人精确的打上标签，这时候三度影响就有用了。因为一百万个人里面，我们有十个好友，一百万人的标签如果是1的话，这10个好友可以打上0.5，50%递减，打上0.25的标签，就是一百人，给一亿人都能够打上标签，互相的互动就多了。

社交网络中存在着强连接和弱连接。强连接引发行动，当你要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的购买行为往往会极大地受到你的好友的影响；那么弱链接有什么用呢？弱链接比强连接更有用，尤其是弱连接的作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研究论证过其作用。比如，你需要一份工作，强连接是没有用的，因为和你最熟的朋友社交圈和你差不多，你看不到的工作机会他们也看不到，反而是和你在一个圈子的，知道的信息你不知道，可能会提供给你工作机会的信息。

但值得注意的是，弱连接只能让你看到更多的信息，而不会左右你的行动。特别是，我们在谈论当互联网来临之后，有人宣扬连接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平的，认为信息变得没有障碍，所有人得到的信息都是差不多的。

这种观点应该予以警惕。因为强连接会把很多信息重新“孤岛化”，互相认同的圈子里不断传递同质化的消息，但这些信息在外界看来是会引发不同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样一个强连接的孤岛里。

通过信用建立起影响力

信息传递不是关键，因为信息传递越来越容易，甚至信息自己会传播，但是不会引起行动，引起行动由影响力决定。影响力就是让别人做一件事情的能力，这个能力是靠强连接建立的。为什么网红越来越赚钱，因为网红能够在自己的群体里逐渐建立足够高的黏性，产生强连接影响自己圈子里的消费行为。

以前购物是流量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淘宝？因为淘宝所有东西都有。但在美国就没有这样的地方，美国去哪个网站都可以购物，为什么要集中到某个网站购物呢？这反映出的是一个信用问题。

以前消费者普遍认为路边流动的小摊没有信用，不选择在那里购物是因为它很可能骗了你就走了。现在把小摊集中起来，自由市场管理，每天有人巡查，如果有人被投诉卖家就要受罚，那么整个区域的信用就逐渐建立起来。淘宝就是这样做的。

但当渐渐大家的信用都上去之后呢？核心就不再是信用问题，而是“谁吆喝的好，谁的获就卖得多”，网红就是这样。以前我们对网红有所偏见，认为网红就是长得漂亮一些，照片拍得好看一些，甚至拍一些裸露的照片传播。但我们通过观察专门做购物电商的App后发现，好看的图片可以增加点击，但并不能增加销售量，因为看图片的人和买货的不是一类人。

所以网红对淘宝构成了巨大威胁，用户的行为受到网红的推荐影响。这与头部效应是一致的。而实际上，在每个小圈子里又有小圈子的头部，因为即使一个小圈子的信息都是泛滥的、过剩的，只要信息过剩，无所选择的时候，就有了信息焦虑，这个时候就要有人站出来说别焦虑了，听我的推荐就好。

现在淘宝最大的危险是谁？当电商变得无所不在，非常普及的时候，甚至可以由个人操作形成电商的新入口。而这个电商的新入口一旦形成以后，对老入口的依赖就会严重下降。这是现在淘宝最担心的问题。

我们不能说今天淘宝面临了问题，就把它说的一无是处。要看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无一例外的没有像淘宝一样做大做强，因为淘宝解决了我们的核心需求——信用。

信用：自己做一件事情的成功预期

信用是干什么的？信用是促成行动的。

影响，能够让你引发行动，但最后未必成功。很多人光有影响没有信用，即使在某些领域里有影响力也不能滥用自己的信用。譬如，霍金的影响力非常大，他认为AI会威胁人类的生存。但我们往往忘记了霍金只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他并不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所以在人工智能领域是没有信用的。

从信用角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之间我更加支持阿里巴巴，虽然它俩都存在信用问题的风险。腾讯的用户的确非常多，但社交网络是有疲劳期的，需要更新换代，甚至我们这一代中就可能会替换社交工具，即使我们一直使用腾讯产品，也无法保证我们下一代的人还使用。

阿里巴巴相比于腾讯要好一点，因为阿里巴巴有蚂蚁金服。蚂蚁金服积累了所有的信用数据，只要它做一个延伸，就能变成商业信用，然后依靠商业信用做贷款生意，给所有大小商家提供贷款业务。

中国没有任何第二家企业能对所有小商户的还款能力有如此精准的判断，这些小商户的总数加起来是惊人的。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不可能有企业超越阿里。

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预期成长X信用

一个人的财富水平、一个企业衡量它的价值，等于所有者权益，也就是你拥有的东西，加上负债。

但假设比尔·盖茨哪天破产了，一分钱没有了，净值等于0，负债也是0，那么请问他的个人价值是0吗？绝对不是，如果他要创业，将会瞬间有一堆人会把钱借给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海外投资从来不去看路演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很多国内风险投资或者创业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讲10分钟，就能打动下面的投资人，拿到很多钱。甚至有一个故事说，孙正义出门见客户的时候，在车上听了一个人十分钟的演讲，到地方了就给了他多少个亿。这过于夸张了。如果孙正义真是是这样，他今天绝对不会这么成功。

投资人认真做过所有研究分析才会做决策，好项目没上台早就被掐了——因为信用。只有没有信用的人才需要上台说服别人。

当然也有一些没有信用的人在未来建立起巨大的帝国，然后变得超级有信用。比尔·盖茨是这样样，扎克·伯格也是这样。但我们看到比尔·盖茨的初创团队时，看到左下角的小孩是他们公司的CEO时，我们会愿意给他们投钱吗？不会。因为没有信用。

除了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乔布斯，再很难举出大学没毕业就成功的人，我们不能将小概率事件当成普遍规律。媒体界有一句名言：狗叫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如果你相信小概率事件，只能说你被媒体骗了。

国外教育一套完整的系统，让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培养辨别能力。有一个很重要的课，叫信息素养，他们会问孩子们“你们知不知道一个片子背后是由谁做的？”比如《变形金刚》和《白雪公主》，它们的区别是什么？一个主角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也对，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变形金刚》是由玩具公司制作出品的，《白雪公主》是由内容制作公司迪士尼推出的，这导致了它们的区别：一个是内容不重要，我用内容吸引你购买玩具；另一个本身电影的内容做得很好，因为这就是我变现的手段。一个存在歧视、偏见和引诱，而另一个没有。

我们今天认为：企业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 但其实这种判断企业资产的公式已经过时了，而应该在这个公式后面再考虑“预期成长”和“信用”，变成：

企业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预期成长X信用

成长性高的公司风险也越大，贾跃亭曾经说要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公司，他的公司的预期成长很高，但不幸的是，贾跃亭的信用为“0”；史玉柱曾经背了一堆债务，但为什么仍然那么多人支持他？因为他的预期成长高，信用好。

信用预测是一个巨大商机

所有好公司都不是看收入利润，而是关注成长性。成长性高的公司很多在财务指标上并不健康，想从财务指标上判断公司的优良是做不到的。

今天很多的判断和以前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们应该抱着一个流变的世界观去看未来了，这时候有一个东西格外珍贵，因为它是不变的——信用。

中国和美国的信用机制是不一样的。在美国，一个人去公司招聘，公司会问他以前在哪儿工作过，把你的同事和老板告诉我，我去给他们打电话了解情况。因为美国信用相对是公开的，只需要互相传递信息，当被问到信用问题时，你因为信用的公开性，无论如何都会如实回答。而中国的信用是和家族、关系、朋友圈绑定在一起的。

但不同的社会结构里对信用的预测是不一样的，美国的信用预测比较简单，就是根据你自己过去做的事来判断未来你做的事情能不能成功；在中国比较复杂，涉及到关系、圈子。

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因为“了解未来谁可以成功”这件事意义巨大，如果一个平台，能使得成功能够被量化，这就叫商机。所以淘宝的成功，因为它把商家的信用量化了。如果我们能够把未来企业和企业里面每个参与者的信用都量化后，就意味着企业界可能出新的做“企业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