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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新兵蒂莫西,人称“小鬼”。
一九四四年的诺曼底登陆是我第一次踏上战场。作为炊事兵,虽然也需要带枪打仗,但我主要的武器还是菜刀和平底锅。在法国、荷兰、德国的战场之间,我遭遇了一件件奇妙之事:一夜间消失无踪的六百箱蛋粉,地下室内幽禁的神秘居民,圣诞夜发出奇怪声响的幽灵士兵……一边努力为士兵们提供伙食,一边在残酷无情的环境中破解谜团,我与同伴爱德华、迭戈、邓希尔等人共同度过了一段短暂而难忘的战地时光。
深绿野分日本推理小说家,生于神奈川县厚木市。2010年凭借短篇《奥普兰庭园的少女》入选东京创元社第七届“MYSTERYS!新人奖”佳作,正式以作家身份出道。2015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战地厨师》,获得前辈作家、评论家及读者的一致好评,接连入围直木奖、大薮春彦奖、书店大奖、推理作家协会奖,并在日本三大年度推理榜单中全部入围前三名。
如果要问“人生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吃。
我从小就喜欢翻看菜谱。当患了重感冒卧床的时候、当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当被小伙伴戏弄而哭鼻子的时候,翻看菜谱就是我排解压力的最好方式。
我经常将厨房柜架上的菜谱拿到自己房间,之后钻进毛毯和被单中翻看。每当翻开沾满油渍的旧本子后,我的胃里就莫名生出一股暖流,并在这股暖流的抚慰下安然入睡。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在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镇上。我记事儿那年正好赶上经济危机,饿肚子是当时每个孩子的“家常便饭”。
在家里的相册中,有一张因为放置时间太过久远而无法取出的黑白全家福。照片上的我裹着比身体小一圈的衣服,浑身紧巴巴的,五分裤箍在腿上,膝盖露在外面。睡得乱蓬蓬的头发当时总是很痒,我一直怀疑是虱子在作祟。
我在学习上没什么天分,小时候几乎没有阅读能力。好在家里的菜谱多是图画,上面的内容我理解起来并不吃力。翻看菜谱的时候,我喜欢在脑海中展开各种想象,比如“这种食材的香味如何”“做好的菜又会是什么味道”等,十分有趣。
我和奶奶住在一起,家里的食谱几乎都是她的原创。
奶奶平时一直在厨房忙里忙外。她身材高挑,或许因为经常弓着身子做饭,所以肩胛骨有些外突。那双血管分明的手上,总是散发着洋葱、蒜末和迷迭香的味道。浅象牙色的头发后面盘了一个发髻,满是皱纹的脸上不施粉黛,来客人的时候才会搽上一点脂粉。
闲来无事时,奶奶会坐在门廊处。一杯红茶,一把摇椅,一幅美景。周围绿意盎然,空气沁人心脾。溜圆的福特车在柏油马路上穿梭往来,悠扬的爵士乐由邻家二楼随风飘至。伴着小号和大鼓的旋律,奶奶用手指轻轻敲打着节奏。每当发现我正透过门口的纱窗注视着她时,就会转过身问我:
“蒂莫西,你明天想吃什么呢?”
家人平时都用“蒂姆”来称呼我,只有奶奶除外。母亲曾解释说,这是因为奶奶出生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我的确听说英国的上流家庭不用小名来互相称呼,可话说回来,奶奶一家也不过是平头百姓,母亲的这种解释是否成立我还是画了一个问号。奶奶年轻时曾在大户人家当过厨房下人,那时偷学了厨师长不少手艺。
十九岁时被爷爷一眼相中,之后跟着爷爷来到了美国这片新天地,开始经营自己的“科尔老街坊杂货店”。在店里,她的烹饪手艺有了用武之地。我家卖得最好的不是鞋带、薄荷糖,也不是“好时”巧克力,而是摆放在店门口的推车里奶奶亲手做的各种副食。
店门口的推车每天都会塞得满满当当的。最受欢迎的是用我家蛋黄酱和酸甜的泡菜制成的“魔鬼蛋”,此外还有炸苹果、司康饼、约克郡布丁、冷餐肉、香炸小鱼。不仅附近的人常来光顾,就连开着崭新的私家车的游客也会驻足。周边的连锁店势力越来越大,但我家的“科尔老街坊杂货店”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奶奶整理的菜谱一共有十多本,从英国传统美食到美国南部的家常菜肴,再到其他自创的私家菜,种类繁多、应有尽有。
但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席卷了全球,人们的生活一落千丈,我家的生意也开始难以维系。
所有人都一贫如洗,甚至连昔日衣食无忧的实业家也开始每天翻看垃圾箱,期待能找到一些东西充饥。无家可归的人蜷缩在破车中过夜,职介所的门前排起了长龙。我还几次看到那些失去工作的黑人雇工,向着北方的村落长途跋涉。
“关门大吉”后,父亲也挤进职介所门前的排队大军中。过了几个星期,他终于等到了一份汽车零件厂的工作。母亲在附近的牧场挤奶,九岁的姐姐辛西娅帮忙喂饲料,而当时才六岁的我也不得不出门送报。我每天都将花生酱三明治塞在口袋中,腋下夹着还泛着油墨香味的报纸,挨家挨户地走上几英里①,每月为家里换得五美元的收入。奶奶在家拉扯年纪尚小的妹妹凯蒂,同时还得想方设法用政府配给的肉馅、脱水食品,以及我家附近生长的蒲公英等野菜操办一家人的伙食。爷爷则经常外出,参加附近的老年人集会。
某天下午,爷爷不顾奶奶的劝阻,在夏日的狂风暴雨中跑去参加州长的后援会。我们吃晚饭的时候,爷爷才回到家里。他满脸通红,神情激动地吼道:“我们州的经济可能最近就要复苏了。”但劳累了一天的我们当时只顾着吃饭,谁也没有理会爷爷。家里的沉默仿佛给爷爷泼了一盆冷水,他愤愤地打翻了餐桌上的胡椒瓶。奶奶抱怨道:“吃饭可比政治重要”,爷爷则破口大骂“你一个只会做饭的懂什么”。不过让我们没想到的是,爷爷说着说着突然神志恍惚、口齿含混,紧接着就从椅子上滑了下去。原来爷爷患了肺炎,开始持续高烧。我们的悉心照料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到三天他便去世了。
一九三三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此后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我们餐桌上的“荤腥儿”也越来越多。父亲决心重振家业,我们三个孩子重新制作了“科尔老街坊杂货店”的招牌。
重新开业那天,奶奶做了很多菜,摆满了店门口的推车,并在唱片机中放入了一张唱片。唱针落下,响起了古德曼悠扬的演奏,奶奶坐在摇椅上等待着顾客。古德曼是奶奶最喜欢的演奏家,在单簧管和大鼓的美妙乐声中,有很多老顾客又回到了我家的店铺,拿起了我家自制的副食。
不过,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混乱仍在继续。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失业者不计其数,情势也越发诡谲。
苏联诞生后,各地都冒出了不少共产主义者,极右的爱国主义者则与其剑拔弩张。双方激进的思想时常发生碰撞,互相谩骂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一九一八年一战结束,欧洲的一些小国独立,很多国家的疆域都发生了变化。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没工作。这导致流民激增,民族问题在各地频发。尤其是战败后的德国,因割地赔款而负债累累,整个国家在耕地量骤减和失业者激增中风雨飘摇。
德国国民怨声载道,此时,一个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极右政党趁势不断壮大。这个名字长到拗口的政党,后来被世人简称为“纳粹党”。
留着“卫生胡”的小个子男人——阿道夫·希特勒那语气激昂的德语演说从广播中传向全世界时,很多人都顿生不祥之感。但实话实说,包括我的父母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没有预料到事态会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
“希特勒不过是想夺回领土”“他正在无视条约扩充军备”“希特勒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吓吓人罢了”“英法两国会为我们出手摆平的”——民众的想法大抵如此。
尽管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妙:意大利法西斯的头目墨索里尼正在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爆发了内战;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在远东地区,日本在亚洲进行扩张,日中战争没有停战的迹象。
但普通民众还是乐观地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人类不会重蹈覆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仅签署了和平条约,而且那些满目疮痍的惨景仅仅才过去了二十年。一九三八年,播放广播剧《星际战争》时曾引发了不小的恐慌,很多美国人误以为真有火星人来侵略地球。然而大家对现实的担忧还不及这出广播剧造成的恐慌,很多人不相信全面战争会真的爆发。
在美国也有不少希特勒的拥趸。有人认为“希特勒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德国正在他的领导下复兴”,有人公然支持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政策——“听说希特勒在驱逐犹太人,我也支持希特勒。我们公司倒闭就是被这些犹太佬害的”。但这些争论也不过是偶尔掀起一些波澜罢了,只要有人耸一耸肩,表示“这和美国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吗”,一切就会烟消云散。
欧洲大国的元首正在各地紧张地召开会晤与谈判,努力使人们相信欧洲不会再次陷入战乱。
然而风云突变,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佩戴着“铁十字”军徽的纳粹军队跨过边境,入侵波兰。虽然英法两国立刻对德宣战,但德国凭借闪电战大败法国,建立了傀儡政权①。不久后,德意日三国结为“轴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全面拉开了帷幕。
大战爆发后,轴心国在军力方面一度占据上风,英国每天都遭受着德国的狂轰滥炸。欧洲大部分国家被卷入战火,转瞬间就沦陷在纳粹的铁蹄之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袭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
那天,我和朋友正在酒吧里打弹珠。广播中播音员的声音极为严肃,好像在宣读什么重要消息,但我们玩得正欢,谁都没有注意。我在吧台拿起可乐喝了一口,这时,坐在吧台内侧的老板突然关了收音机,整个酒吧顿时鸦雀无声。
老板站起来对我们说道:“美国参战了!”
转过年来,我已经十七岁。自一九四二年年初开始,政府便在组织招募志愿兵。
从镇政府到商店、酒吧的墙壁上,到处都能见到募兵海报,我家的店铺当然也不例外。海报中的山姆大叔白发苍髯,头戴星条旗高礼帽,右手食指指向前方。
青年男子围在海报前,和伙伴时而小声交谈,时而推推搡搡,或用凝重的眼神注视着海报。对所有人而言,此时的气氛都是一样的。
该来的还是来了,美国再也不能隔岸观火了。
事到如今,仍然有人认为美国不同于欧洲,因为美国本土并未遭到攻击,不该为其他国家而身陷战事。但传到耳中的新闻无不与战争有关,孩子们的娱乐活动也变成了攻击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战争游戏”。另外因为原材料不足,商店的备货情况也发生了改变。种种迹象表明,外面的世界可能乱得一团糟。不过,对外面的情况我还没有紧迫的现实感。
但战事升级后,如果职业军人和志愿兵的数量不足,政府就要实行征兵制了。更要命的是,轴心国的军队,尤其是德军相当棘手。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现在他们拥有最先进的坦克和武器、优秀的士兵,他们围绕在元首希特勒身边,众志成城。纳粹旨在征服其他民族,建立一个由日耳曼民族统治的大帝国,因此甚至蔑视基督教,连《平安夜》里“圣婴”的名字都被希特勒下令更改了。
有天晚上,趁家人熟睡之际,我溜出房间,来到客厅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这还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自己主动选择收听新闻节目。
收音机里传来播音员低沉的声音,告知人们除三个中立国外,整个西欧和东欧都沦陷在轴心国的铁蹄之下。在播放了一段由萨克斯和单簧管演奏的乐曲片段后,收音机里传来了政府的征兵宣传——“国家需要你们,勇敢的年轻人!来为自由与正义而战吧!军队管吃管住,还有工资和奖金!”听到这里,我关了收音机,因为没穿袜子,脚趾冻得冰凉。
我也有一片爱国热忱。在意大利、北非以及东亚,有不少美国士兵正在英勇奋战,我也想贡献自己的力量。人们参军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人认为自己将是挫败独裁者的救世主;有人是被正义感和名誉所驱使;更有一些人是因为崇尚暴力,觉得当兵可以为所欲为。我碰到了不少人,整天叫嚣着“打爆德国佬和日本佬的头”。
但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当志愿兵最大的原因,还是为了钱。
虽然经济正在复苏,但完全恢复仍遥遥无期,说不定哪天还得挨饿。入伍的话,不仅收入有了保障,一旦战死还能给家人带来一笔抚恤金。而且与其日后被强制参军,还不如现在自己主动当志愿兵,这样奖金还能多出五十美元。
当兵热笼罩着整个小镇,尤其是当你听说——汽车生产线上的小毛孩都去当兵了,远近闻名的“豆芽菜学霸”也去当兵了……所有男人都唯恐落后。在酒吧、街头以及加油站碰到熟人后,大家都是三句话不离“当兵”这件事……
“你也去吧。不赶快当兵的话,你还没来得及打爆敌人的脑袋战争就会结束了。”
“我欣不欣赏这种勇敢的行为?呵,这可说不好。也许有的人就是急着送死吧。嗯?那谁谁也去当志愿兵了?啊……明明那么弱不禁风。”
但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背起行囊,挤进开往军事基地的大巴。有的人是在恋人和家人的目送下走向军营,也有的人只是独自默默出发。打开收音机后,所有的广播都离不开战争,里面传来的音乐也是激昂的进行曲——“这是你的战争,也是我的战争,这是所有美国人的战争,让我们一起夺取胜利”。
一九四二年晚春,我决心参军。
当我把同意书拿到家人面前,表示希望父母在上面签字时,遭到了预料中的反对。全家人都不认可我的决定,父亲面露不悦,声称对我在工作上的培养是打算日后让我继承家业;母亲担心我因此而送命;姐姐对我的决定嗤之以鼻,认为我只是想装酷;小我三岁的妹妹骂了一句“你疯了”后,便甩着辫子跑回了二楼的卧室。
我曾经对朋友吹嘘过:“战争的残酷性我当然知道!稍微动动脑子也能想象。不就是顶着枪林弹雨前进、中弹负伤或是看着战友死在自己面前嘛。但说实话,我觉得这才是真的男子汉!”因此面对家人的反对,我有些恼火地借助广播里听来的台词反驳道:“我们不能隔岸观火,因为这是所有美国人的战争!”
最后,我还是难以和家人达成统一意见。此事最终还是需要奶奶决定。自从爷爷因肺炎去世后,家庭会议上最后拍板的都是奶奶。
奶奶把我叫到房间,一言未发,只是烧了热水,沏了一杯红茶。之后,用她那双和我一样颜色的淡褐色瞳孔紧紧地盯着我。事到如今,我不能退缩了,所以抢先发话:
“奶奶,让我去吧。您放心,我保证平安回来。我不是小孩了。您看,我的个子都比我爸高了。”
我的身板儿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多么健壮,但比同龄人略高,只要锻炼得当,肯定是个好兵。我已经下定了决心离开家人。我的脑海中走马灯似的展开想象——和那帮半大小子在一起吃饭,交到生死与共的战友,熬过严酷的训练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最后成为万众敬仰的大英雄……
毫无疑问,上战场就是玩命,是要真刀真枪的去干。所以那些我最爱的食谱,飘着食物香味的厨房等一切的一切,现在都不重要了,因为那些不过是小孩的“过家家”。
奶奶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后,招手让我过去。待我过去后,奶奶一把抱住了我。她身上散发着一股香草的芳香。
“去吧。但一定要活着回来。完成你的使命后必须平安回来。”
我参军的这件事就这样敲定了。
我从奶奶的食谱中挑了一本,当作护身符带上了火车。本以为会被马上送到战场,不过我的设想却落了个空。
我被分配到佐治亚州的托科阿,以空降兵的身份开始了训练。一开始我异常兴奋,因为得知自己被分配到《生活周刊》上曾经介绍过的伞兵部队,但这种兴奋的感觉也仅仅限于一开始,每天的严酷训练使得很多人叫苦连天,掉队者也不在少数。
我们夜以继日地接受着严格的体能训练,爬云梯、做深蹲,每天要跑到附近的科拉希山,一天要跑几英里,半夜也被叫起来进行急行军。此外还有射击练习、负重匍匐练习、刺刀突击练习、近身格斗练习。而文化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另一种“折磨”。我必须时刻与“睡魔”做斗争,支着身子坐在课桌面前。在基地里,我们学习了阅读地图等作战时的必要知识,还掌握了如何仅凭手势信号就能与他人沟通。
内裤、袜子、脸盆,统统都由军队统一提供。时间一长,军绿色和枯草色的野战服往往令我作呕。我开始怀念起那些颜色鲜艳的裤子和浆得笔挺的白衬衫。
每天起床后,我都感觉度日如年,夜晚不会再次降临。然而一转眼又是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时光飞逝,岁月如梭。
战友之间经常会互诉愁肠,讨论着究竟哪天才能踏上真正的战场。在为数不多的假期里,基地的甜甜圈店是我最喜欢光顾的地方。吃着油滑的甜甜圈,配上一杯咖啡,在舌尖上慢慢体会着这种美妙的滋味,同时沉醉在收音机里传来的悠扬乐曲声中。尤其一听到古德曼演奏的单簧管后,思乡之情就会喷涌出来。古德曼是奶奶最喜欢的演奏家,听着音乐,我不禁又想起了故乡那些绿意盎然的美景。
有一天,我在基地的布告栏里瞥到了增招炊事兵的告示。
我怔在这张告示前。说实话,军队生活与我此前想象的不同,也许我并不适合当兵。我的枪法不算灵光,腿脚也比一般人慢。和战友聊天时,常常被取笑为“巨婴”,因此还得到了一个“小鬼”的外号。
也许炊事兵更适合我。毕竟从小在奶奶身边耳濡目染,别人都是从小听儿歌长大的,而我是看菜谱长大的。
然而对于是否去当炊事兵,我还是犹豫不定。尽管我是个公认的“吃货”,无论是家人还是邻居可能都会劝我去当炊事兵。但一听到军营里对炊事兵的看法,我立刻就没有那么积极了。
首先,基地里的饭菜味道一般都不怎么样,就连分量都忽多忽少。厨房的工作既琐碎又麻烦,而且像削土豆皮、洗盘子这类工作,往往是用来惩罚违纪者或是“差生”的一种手段。
毫无疑问,普通士兵一般看不起炊事兵,也不喜欢炊事兵。受歧视的也不光是炊事兵,承担后方支援任务的专业兵也遭受了差不多的待遇。大家认为这类人不过是“掉队的人”。
话说回来,这里没人上过战场,所谓的“优秀与落后”,不过就像学校里的考试成绩。可手拿大勺、身穿围裙的炊事兵,因为是专业兵的关系,军衔可以混到下士级别,工资也能多少增加一些,常常会遭人嫉恨。对于那些因为平时训练累得要死以及对上级有强烈不满的年轻人来说,讥笑炊事兵是一个很好的宣泄途径。
“这些志愿去当炊事兵的人是因为喜欢当‘老妈子’吗?一群懦弱的伙夫!”
每当听到别人嘲笑炊事兵时,我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大家看不起炊事兵,我又想起了奶奶,虽然我在心底里对炊事兵抱有同情,但也不得不加入到在背后讥笑他们的行列中,我害怕自己被其他人嘲笑。
就在举棋不定之际,我遇到了一个专业兵。
他叫爱德华·格林伯格,和我一样,差不多十八岁。白净清瘦的脸庞上戴着一副圆眼镜,总是不苟言笑。听说是从军需科的研究室分配到我们G连的。个头中等,比我要矮一些,作为军人来说身材偏瘦。黑色的瞳孔加上黑色的头发,上扬的眉毛划出了一道弧形,额头四方,有点前突。尖尖的下巴与薄薄的嘴唇总是紧绷着。由于总是板着一张脸,一开始我以为他心有怨气,后来才发现他这人就这样。
一开始大家看不起他。因为他不仅是个“四眼儿”,就连军服上也经常散发着食物的味道。但这家伙来了后,餐饮和口粮配给得到了保障。后来他还开始在烹饪方面征求大家的喜好,于是背后说他坏话的情况越发减少。
我也开始佩服他。有一次我因为起晚了被罚帮厨,当我面对堆积成山的土豆时,爱德华·格林伯格主动表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可以过来帮我。说完后,他便麻利地削起了土豆。有些炊事兵喜欢图个清闲,将一些烦人的琐碎工作推给别人。或者我猜想,那些炊事兵希望借助这种方式整治一下普通士兵,以解消自己心头的怨气。毕竟普通士兵平时总是看不起炊事兵。
但爱德华·格林伯格却从不这样。
过了几天后,他主动问我:
“你这人,应该对吃很在行吧。”
估计是他见过我的吃相,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虽然不知道他的目的,但我还是如实地承认,我喜欢没事就翻翻食谱,对吃也很在行。听我说完后,他的嘴角泛起了少见的微笑。
“来炊事班吧。我其实对做饭调味什么的没兴趣……当然,看着菜谱我能做出个差不多来,但离开菜谱就玩不转了。如果能有你这种真正对吃在行的人,很多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爱德华·格林伯格是个有才干的人,他的邀请我无法拒绝。
入夜后,我躺在兵营的木板床上给奶奶写了一封信,告知了我的想法。几天后,我收到了奶奶的回信,她的答复非常简单。
“做饭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不过这份工作很有价值,打仗离不开吃。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怀着这种想法去从事这份工作的。”
信封中夹了一张照片——头裹三角巾的妇女们在石墙前摆了几口大锅,正在给一大群人分发食物。在餐台的最前面站着的人正是奶奶,那时候她才三十多岁。照片后面写有一行小字——“一九一七年三月摄于中央公园难民援助营”。一九一七年,正值一战。我不禁又想起爷爷在去世前不久说的那句“你一个只会做饭的懂什么”。这种观点和那些看不起炊事兵的人如出一辙。
我心意已决。在弗吉尼亚州利堡的军需学校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训练后,我获得了首枚军章,从没有军衔标志的二等兵晋升为五等专业兵。虽然工资也增加了一些,但我在战友中的地位没有变化,还是被人称为“小鬼”。
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管理军队中的饮食问题,即向队员分发口粮,在食材、时间和场地都有条件的情况下烹饪食物,并且教会战友如何避免食物中毒。我们是炊事兵,但也属于G连管理部的一员,在战斗时也会拿起手中的钢枪,和其他战友一起冲锋陷阵。
在这里我还交到了知心伙伴。一个是迭戈·奥特加,他是波多黎各裔美国人,个子不高,但身体强壮,性格也很阳光。另外一个知心伙伴就是爱德华·格林伯格。
我和爱德成了密友,他头脑聪明灵活,办事公平可靠,而且从不叫我“小鬼”,而是称我为“蒂姆”。
一九四四年初夏,在经过两年的训练后,我终于要踏上战场了。这一次,我要参加一项代号为“D-DAY”的作战计划。
美国陆军、第一〇一空降师第五〇六伞兵团、第三营G连管理部炊事兵——
这就是我出征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