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谈及的金融乱象：四大会计事务所的狂妄与贪婪

编者按：这其实是一条永远无法成功克服的规律。管理者与从业者走的过近。本文作者Richard Brooks在英国《卫报》发表的“The financial scandal no one is talking about”一文中，围绕四大会计事务所展开论述，分析其与竞争对手、政府、职员之间的暧昧关系。

2015年，金融危机爆发7年之后，与数百万公民息息相关的经济仍然停滞不前令人望不到尽头。我于此时参观了一家新开业的俱乐部，它依仗着在伦敦梅菲尔区文纳街的对冲基金经理们，是毕马威会计事务所的新店。其英国主管西蒙·柯林斯用那受顶级会计师青睐的专有名词流利表示，它是一个供客户“见面、交流和接触”的“西区之地。”租用这幢五层楼共计15年的租金费用不得而知，但是很有可能会达数千万英镑，而只要能为客户提供良好的环境那么这笔钱就花的物有所值。

在这栋楼中，巡逻队由一小队有魅力的、身穿制服的现役军人组成。其中一层用作餐厅，橱柜里放着上等葡萄酒。另一层中设有一个通向屋顶平台的鸡尾酒吧。那些人物名字首字母拼贴成KPMG（毕马威）的艺术肖像凝视着楼里的新客户们。他们是Piet Klynveld（20世纪早期的阿姆斯特丹会计师）、William Barclay Peat和James Marwick（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会计师）以及Reinhard Goerdeler（一位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他在自己的国家中成立了领先的会计公司）。

毕马威的创始人将这些人的名字打造成商业会计世界的标志。他们是揭露资本主义世界无良行径的掘墓者。而与此相比，那些21世纪的后继者则严重不合格。后继者们纵容美国一些级抵押贷款公司为金融危机提供助燃剂，让世界依旧动荡不安。

“他们如何看待狂妄自大与罪有应得？”那位将我带进俱乐部的人心有疑虑地说到。毕马威当然狂妄自大。会计师们在一手策划之后，确保了垮台这样的事几乎不可能发生。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接一场的危机，经济体系岌岌可危，而身为其核心的金融市场却没有发生彻底的变革。那些需要为自己的失败付出代价的会计师当然不会追责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而紧接着，又有数百万人会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这是属于精于算计的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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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知的职业会计的消亡成为导致21世纪初发生金融危机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几百年前的英国，审计有限公司由于其必要性而设立，目的是为了检查企业形式中所固有的“原则/代理问题”。正如亚当·斯密曾经指出的那样，不能给予“管理他人钱财的管理者”和打理自己钱财之人同等程度的信任。当20世纪晚期银行家开始拿储户的钱进行赌博时，运转良好的会计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但是现在，这些精与算计的人拥有了更多的商业优先权，其需要承担的责任也相当有限，更不再恐惧于失败所带来的后果。史密斯所预言的“疏忽与挥霍”的行径，恰如其时地出现了。

显而易见，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进而经济陷入瘫痪之时，安永会计事务所对这家银行的审计简直一无是处。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类似失败也证明了资产负债表的意义不过尔尔。被认为是英国繁荣时期最可疑的借贷者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董事长解释道：“我每年至少与审计人员（读作，两个主要合伙人）见一次面。在会议上，他们能够戏谑面对所有困难。”

这种漫不经心地姿态是国家审计情形的典型状态。随后的调查显示，毕马威的普通审计人员的确质疑过这家银行为亏损预留了多少资金的情况。但是，帮助公司赚取可观咨询费用才是正事（在大约7年的时间里，毕马威除了5600万英镑的审计收入之外，还赚取了4500万英镑的咨询收入），而这些怀疑并不是他们需要操心的，更何况，普通会计人员的担忧并没有得到上级的关注。

半个世纪以前，经济学家JK·盖尔布雷斯在其《1929年大崩盘》一书中警告道，“商界人士”不愿意站出来说话，他们不愿点明“这样做是否会对当前有序的商业造成干扰。”他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共产主义一样，是对资本主义的威胁。”盖尔布雷斯预言道，在几十年后，会计将掌控在商界人士手中，而不是商业监督者手中。

另一位同时期的美国作家则一言中的地指出了那些精于算计的人对于迫在眉睫的危险视而不见的原因。“让一个人的薪水取决于自己的不了解时，”阿普斯·辛克莱写道，“那么很难让这个人去明白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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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会计自身的既定意义逐渐减弱，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则密切关注着监视其财产之人的一举一动。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他们能做的不止于此。在这个过程中，有手段的从业者创建起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并享受着相应的生活方式，这与世俗眼中不甚起眼的会计形象大不相同。

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德勒、普华永道、安永和毕马威，着手审计了97%的美国上市公司和英国百强企业，对其账目进行核实，以确保其业务对投资者、客户和工作人员具有可信性和公平性。他们是能够核查这些跨国公司的唯一人，他们是真正的卡特尔。这并不是说有少数人参与到类似价格操纵这样违法的事情上，他们根本不必要这么做。“所有人都了解其他人的利率是多少。” 一位了解内情的前会计师笑着对我说。根本不存在能够真正削弱四大会计事务所地位的竞争对手。而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地区都有进行审计的法律要求，因此这是一个由国家保障的卡特尔组织。

尽管经济风险很可能是由于会计业务不精而导致，但是会计师却几乎不需要为这些结果承担责任。此外，行业巨头还向政府抱怨那些针对他们的诉讼会对经济造成生存性威胁。拥有巨大上行空间和严格限制的下行风险的受保障市场成为这四大数亿美元公司可以“大施拳脚”的广阔天地。他们自由地赚钱而不用担心自己的滥用行为会带来钻税法空子、诽谤咨询建议和忽视金融犯罪等指控。

会计师们意识自己的这些优势，并竭尽全力保护它，有时候他们还会抗议自己的商业环境过于严酷。“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有挑战性的，全球经济、地缘政治问题、激励的竞争，”普华永道全球主席丹尼斯·纳利在2015年说道。他还曾披露一家会计事务所当时的最高收入是350亿美元。而在来年，虽然竞争激烈，但是这一数字仍然小幅上涨，增加36亿美元。尽管他们不愿透露自己的全球业务能够带来多少利润，但是从那些国家强制公开的数据显示，普华永道的收入接近100亿美元。

据纳利所言，普华永道面临着来自欧洲审计部门“强制轮换”政策的挑战，这是一种新的会计方案，其要求每10年左右，四大交易所的客户就要进行轮换。在之前，一些公司被同一家公司审计了一个多世纪，通用电气是毕马威的109年老客户，而普华永道在为巴克莱审计了120年之后，于2016年丢失了这个老客户。

人们通常认为身为专业人士的会计师能够自我调节，因为其自我放纵的结果可想而知。此外，一定程度的独立监督则使得权力得到限制。安然丑闻和世通丑闻影响巨大，已经倒闭的安达信公司被指控与这些公司合谋操纵会计规则，并向市场展示虚高利润，此事过后美国成立了监管机构。而关于涉及到制定会计准则的重要制度，即行业与财政如何进行审计的问题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他们的人控制着国家和国际的标准制定者，以确保规则能够保护几大会计事务所和他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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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的手也伸向了政府内部。在英国，四大会计公司的顾问向部长和官员提供从医疗至核能等各个领域的咨询。虽然这些建议贴上了“无立场”的标签，但是它们总是与企业客户的直接利益相贴合。并且不难意料，咨询师给出的大多数建议，如公共服务市场化，在未来几年会产生对于咨询服务的需求。再经由高级公职人员的人事招聘混合在一起，四大会计公司成功成为化解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界限的溶剂。

此外，政府还有其他理由来纵容四大公司。原四大公司之一安信达的消失（2002年，安信达公司由于刑事定罪丢失执照）对审计一职造成了难以毁灭的威胁。因此，一位前四大公司合伙人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将政府和专业审计之间的关系描绘为一种“浮士德式的关系”。即便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低点，这些公司也能逃脱官方审查，他们太少而经不起倒闭。

主要的会计事务所也规避了公众对于其认股权证的审查。令其牵连其中的重大丑闻总是随着五花八门的无关人员一共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当“天堂文件”在2017年11月登上新闻头条时，最热的新闻却是赛车手刘易斯·弥尔顿在购买私人飞机时逃避增值税。而世界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所谓的资本主义监管机构安永与其他寡头一同参与这个计划的重要新闻却没有引起公众极大的注意力。值得一提的是，四大会计事务所的触手已经涵盖了商业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他们与记者称兄道弟，以“无立场”的专家姿态，简单解释着那些复杂监管和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提出建议。

竞争最大化和责任最小化为这些精与算计的人提供了非常舒适的生活。四大会计事务所合伙人每小时的价值达到几百英镑，而其真正收入则来自于售卖员工的服务赚得。结果是，那些雇佣人的人上人不需要承担创业和个人风险，却获得了体育明星级别的收入。在英国，合伙人的收益大致从30万英镑上涨至最高达500万英镑。在美国，由于这些公司在特拉华州注册而不需要公开这部分数据，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与英国情况相似。（2016年，当我向德勒的一位高级合伙人询问这些财富的合理性时，他承认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与其他跨国公司的增长趋势相比，虽然双方都占据专业优势，但是四大巨头的扩张速度仍然远远快于他们所服务的世界。在公司的最古老战场，英国和美国，这些公司的增长速度是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不止。至2016年，四大会计事务所在全球150个国家中雇佣了89万人，这一数据超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5家公司人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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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会计事务所擅长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生钱的机会。在过去十年间，这些公司的实际增长都来自于提供更多的咨询服务。为危机之后的金融管理提供建议也不仅仅是为了弥补2008年所受的小挫折。

如今，四大巨头标榜自己是全方位提供“专业服务”的供应商，遵纪守法地提供IT系统、并购和企业战略等方方面面的答案。其结果是，这些服务所产生的费用还达不到审计和相关“保证”服务收入的一半。他们是拥有审计副业的咨询公司，而不是相反。

四大会计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意识到自己的财富是建立在基础业务之上的重要性，但是其坚持认为审计和算出正确数字是自己的业务核心。“我会衡量任何咨询关系从而避免进行糟糕的审计。”毕马威英国主管西蒙·柯林斯于2015年向英国《金融时报》如此表示，“我们的命运悬在能否进行高质量的审计上。”事实却并非如此，这里存在着许多不适当的审计行为。显而易见，在一个没有多少公司可供选择的市场中，糟糕的业务表现不会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如今，安永的标语是“打造一个更好的工作世界。”（在其受到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事件的影响之后，安永将“保证所做的每件事的质量”替换掉，作为重塑品牌的一部分。）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世界在接受这些公司的咨询意见之后变得更好。而咨询服务却是四大会计事务所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如此，所有人都在滔滔不绝地说着通过“思想领导力”来创造更多工作的事情。毕马威于2016年上市的一个截图显示：“价格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些重要”，“在位者与破坏者一起合作的四种方法”和“顾客至上”。安永提出一些包括“为成功而实践”的见解之言，而普华永道则通过“银行最大的障碍：自己的战略”为大型金融机构提供帮助。

这些高管们之所以口出狂言往往仅仅是出于对过错的恐惧，以及相信自己能与商业趋势保持一致的惬意之心。毫无意外的是，尽管这些高管将这些战略思维传递给四大巨头和其他咨询公司，但是其所涉猎的经济领域的生产率却停滞不前。

对于这些咨询公司的需求源源不断是因为公司的目标很明确。在毕马威英国部门，“关键绩效指标”的前两项是“收入增长”和“提高利润率”，其次是顾客与员工满意度。而社会想真正想从会计师那里得到的，揭露虚假会计、欺诈、逃税、对经济的风险等都不是其典型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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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就职于四大会计事务所的毕业生中，很少有人能满怀激情地致力于根除金融违规行为，以使资本主义变得“清白”。包括中等职员在内，他们的动机是良好的收入前景，再加上对于商业世界的模糊兴趣。许多人注意到在商业界资格会计师开始流行，进而增加了自己的备选职业。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显示，在英国大型企业中，近四分之一的首席执行官是注册会计师。

这个行业同样需要正直与诚实，其对于社会、心理和经济压力的敏感性与其他行业也没有什么不同。2013年，毕马威高级审计合伙人被发现在加州停车场进行内幕交易，以换取一块劳力士手表和数千美元现金。会计也并不是一种完全诚实的职业。但是这种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是例外。真正的问题是，这个行业独有的特权和那些即使够不成犯罪但也同样具有腐败意义的实践。

一个新进入行业巨头的会计师通常会进入被学者马修·吉尔所称的“技术官僚主义”式的职业生涯，他们通过合法地应用行业标准而做出对客户有利的选择，这些选择可能既不追求事实也不代表客观。向“合伙人”级别发展需要人们“同化”自己。丰厚的财政激励才能抵达顶峰，行业巨头最终会被更具物质性，而非道德意义的会计师所控制。2017年的英国，大公司的高级合伙人都没有认真思考“公司核心的审计业务应该是什么”。世界范围内，四大会计事务所中的其中两家甚至不是由有资质的会计师所领导。

审计的核心业务在更具有吸引力的代替品面前显得格外枯燥无味，而许多会计师则渴望着那些传统业务所不具备的兴奋感。早在1969年，巨蟒剧团就在以迈克尔·佩林为会计，以约翰·克里斯为其职业顾问的过程中捕捉到挫败情绪。“我们的专家将你描述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乏味的家伙，缺乏想象力、胆小、缺乏主动性、没有骨气、很容易被控制、没有幽默感、无趣的公司和无可救药的单调和糟糕，”克里斯告诉柏林，“虽然上述这些情形对于大多数职业来说是相当大的缺点，而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则是优势所在。”

我们可以从安然和那些21世纪早期爆出丑闻的事情中发现会计师违背职业道德的蛛丝马迹。一位前四大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告诉我，如果有一件事能够对他的职业有利，那就是让它“再次变得无聊”。

曾经，他们都置身事外地审视着这个商业的世界，而现在他们都在已经入局并且深研这个世界。这些模仿上世纪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著名校友系统的行为确保了顾问和会计人员在离开时，也能与老公司保持着密切地联系并带来更多的机会。其与商业关系变得愈加亲密的威胁被人们忽视了。2016年，安永的“全球品牌与对外沟通领导者”突出了这一点：“你在想着助力之人，实际上，校友可能就是你的助力之人。”

顶级会计师给人们留下的形象不再是谦虚的。“无论是以审计人员的身份承担着全球金融市场正常运转的管理者角色，或者是解决来自客户和社会的挑战，我们要求公司的专业人员考虑他们为德勤带来的影响。”公司领导在其“全球影响报告”中如此说道。然而遗憾的是，其对其核心审计角色的重要性认知并不能转换为对业务的高度关注。安永的大老板，马克·温伯格的行为展示了顶级人员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他与俄罗斯总理普京和普京手下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共同担任俄罗斯投资委员会主席；在上海的情况与其相似；坐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战略论坛上，直到2017年这位美国总统因为安抚新纳粹分子而变得“极其有毒”；并担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受托人”角色。

在顶级事物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付出的代价无法计量。未来几十年，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代价只会变得愈加昂贵。如果所谓的监管机构忽视了这些新的威胁，那么它可能会带来与上次金融危机不相上下的后果。因此，会计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不能把它留给会计师。

原文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y/29/the-financial-scandal-no-one-is-talking-about-big-four-accountancy-firms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