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班倒闭潮不用慌，下一个 “1.2 万家” 正在赶来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叁里河”（ID：Sanlihe1），作者 卡罗，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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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路上听到两个初中生聊天，其中一个女生问她朋友：“马上期末考了，你有学而思的题吗？” 听到这里让人感到很震惊，学而思的题居然成了期末考试必刷的秘籍。以前都是考前追着老师划重点，没想到现在还不如刷个培训班的题更有用。

但其实，有这种想法的学生绝不是个例。80、90后熟悉的由任课老师免费或者家长自行承担的、以“补差”为目的的课后补习，已经转型成了课外付费全民“培优”补习，补习提分也早就成了家长们的共识。

课外培训班所代表的补习行业被称作是学校之外的影子教育系统。教育研究者认为这种影子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教育系统无法触及的场景，补充了原有教学的不足，比如八零后熟悉的课后补习班，老师通常无偿为后进生提供补习服务。

但是也有人认为，从补差转变到培优之后，“影子教育” 就成了一项需要用钱购买的商品，如果与入学资格等因素挂上钩，就立刻变成了教育不平等乃至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市场总是青睐资本，富裕家庭总能购买更多更好的服务。

在极端情况下，课外补习机构这个影子还可能盖过学校本体。《直面影子教育系统 — 课外辅导与政府政策抉择》里曾经提到土耳其的一个例子，2005 年土国教育者联盟一项调查发现，超过 55% 的高中生会在备考阶段购买或伪造医生证明，以逃课去课外辅导班进行备考。作为背景，当时土耳其已经有很发达的补习市场，在 2004 年，土家庭为课外辅导所支付的费用达到 29 亿美元或当年 GDP 的 0.96%。

我国近年来一边快速扩张一边受到政策调控的 K12 补习市场虽然没达到反超学校教育的地步，但开头两个初中生对机构的信任还是能说明一点问题的。这种现象在升学压力巨大的一二线城市尤其明显。

12月9日上海社科院发布的上海市中小学生成绩变化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显示，从孩子出生到初中毕业，静安区平均每个家庭总投入接近84万元，其中教育投入超过51万元；闵行区平均每个家庭总投入共76.31万元，其中教育投入52万元。

看到这个数据，很多上海家长表示80万根本不够，校外教育支出，已经成了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发布的《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对全国家庭教育支出情况进行了深入跟踪调查。调查发现，在不同教育阶段，家庭在校内和校外教育支出方面的比例存在差异，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校外教育支出比例较高，达到整个家庭教育支出的三分之一。

这与在校时长和学习压力有关。在学前阶段，家庭生均校内支出是生均教育总支出的大头，校外支出只占11.2%。小学阶段学习压力相对较小、课后时间多，校外支出上升至38.3%。到了初中，在校学习时间和压力上升，校外支出下降到32.5%。到了普高，校外支出进一步下降至26.7%。

校外学科类和兴趣类辅导班的报班比例更能说明家长对培训班的依赖。从整体来看，中小学阶段学生校外教育总体参与率为47.2%，参与校外教育的学生平均费用约为5616元。其中学科类校外教育参与率为37.8%，兴趣类校外教育参与率为21.7%。分省份看，学科类校外教育参与率最高的地区超过了60%，兴趣类参与率最高的地区接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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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目标没有变化，减负政策却不断重提，规定与执行继续细化，家长转而向补习系统寻求帮助。

在教育机构、教育自媒体铺天盖地的“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宣传下，教育焦虑成了每位家长摆脱不掉的阴影。即便这句话已经看到想吐，但该花的钱还得花，因为大家都在搞教育投入，自家不投入就是对娃不负责任。就算家庭收入不高，为了孩子的教育也要勒紧裤腰带。

上海中小学生的报告显示，静安区年收入在5-9万元的家庭投入了大约一半的收入用于孩子身上，而年收入更低的5万元以下的家庭在孩子身上的投入更是达到总收入的71.17%，其中教育投入就达到总收入的43.82%。

这说明在静安区，教育投入有一个由市场规定的门槛，无论贫富都需要拿出大致相当的金额来跟上大流，这对给低收入家庭造成了巨大压力。

这种让大部分城市家庭身不由己的投入自然催生了一个教培大市场，然而和任何一个过热的行业一样，教培市场在经历过追捧之后也在今年频频暴雷。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共有1.2万家教育培训机构关停，其中不乏韦博英语、太傻留学、乐高、芝麻街英语等知名品牌。这些机构倒闭的原因大多是经营持续亏损，这和教育机构的运营模式脱不开关系。

教育机构往往采用预收款的形式，在一次性收取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学费后，就把资金用于营销、校区运营和扩张，甚至投资到其他领域。在此模式下，课时消耗根本跟不上运营开支，资金链往往存在很大风险。再加上近两年教育行业整治下政策颁布频繁，导致资本市场看待教育行业回报率更加理性，投资也更谨慎。

这些倒闭、跑路的机构涵盖了早教、英语培训、留学、K12等多个细分赛道，特别是早教，简直是倒闭重灾区。2012年开始，国家开始鼓励发展早教。在早期政策红利期，早教机构办学门槛低，挤入赛道的机构非常多。但伴随近两年对早教机构资质、场地、从业人员标准等各方面规定越来越严格，倒闭的早教机构也越来越多。

除了影响教育机构的生存，政策在另一种程度上也是家长选择培训班最明确的风向标，同时“指挥”着家长的焦虑不断转移。

比如在公民同招、百分百摇号、减负等消息不断发布后，还是有一部分家长去退了几个培训班的。但就像2018年取消奥数后STEM变得更火的道理一样，更多家长认为校内减负了，校外总得补回来。

决定命运的高考永远在终点等着，大家想上好学校的心态永远不会变，在终点之前只要能够取得一点优势，什么手段都值得用上。当义务教育阶段百分百摇号之后，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混在一起，学校采取的又是统一内容和进度的授课方式，想上好高中好大学的学生只能求助课后辅导来拉开差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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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韩国政府曾经为了减轻中学生负担，打击课外辅导对教育系统施加的各种压力，考虑通过改革学生筛选制度来为学生减负。

1969 年，从首尔开始，韩国政府尝试了取消初中考试做法，改为用随机抽签的入学方式，希望防止学校和学生把注意力过渡集中在考试准备上，减少课外辅导减轻学生压力。但取消考试的做法只在短期取得了成功，学校为了应对变得平庸的生源改变教学方式，导致了优等生的需求无法满足，导致 “中考辅导” 的大热。

为了应对这个现象，韩国政府在 1974 年又尝试用抽签分派高中学位来代替中考。到了 1980 年左右，这项政策大范围实施，再次导致了初中考试取消后的现象，让最终的高考变得无比重要，甚至把压力传导至了小学阶段，取消考试的做法对较低层级的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多数韩国儿童从小学甚至更早就开始参加课外辅导。另一方面，废除初中和高中入学考试又最终推动了学区房的升值。

1980 年，全斗焕上台后，下了很大决心来解决高考引发的学生负担过重问题，“除了体育、艺术、音乐、跆拳道和插画方面的课外辅导”，其它科目全面禁止开办课外辅导，不过，“家长不遗余力地规避反对课外辅导的规定。大学生辅导老师有时穿 上高中校服，以便进入学生的房间，却又不引起怀疑。一些家庭房间出租给辅导老师，让他们能够为一家或几家孩子上课，却又不引起公寓门卫的注意。除公寓套间外，旅游胜地和宾馆里也常常包藏着秘密的辅导学校。富人们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接受课外辅导。”

最终，政府还是和家长妥协，逐步放松了禁令，迅速导致了教培市场的反弹性增长。到后来，根据 《直面影子教育系统》的数据，1980 ～2007 年韩国接受课外辅导的小学生比例从 12.9% 暴增到 88.2%，初中生比例从 15.3% 增长到 78.4%，高中生比例则从 26.2% 增长到 63.1%。

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在高考这道线恒定不变的情况下，一系列减负措施使得校内压力确实可能减小，但校外学习压力会急剧增加，就算不报学科类培训，也会选择素质类培训，家长焦虑只会在赛段和赛道之前来回转移。

一方面是教育机构倒闭潮，另一方面是家长对培训机构的看重。虽然从教育行业整体范围看，这些办学不合规、经营不善的机构倒闭是行业清理、走向规范化的必然结果，但对家长来说，却是这么多机构特别是老牌机构都不值得信任，我还能给孩子报什么班？

在给孩子报的编程课经营不善倒闭后，一位家长表示：“我儿子可喜欢上这个课了，这礼拜停课的话，我得怎么跟他说？”对于家长，即便之前那家培训班的钱打了水漂，后续还得立马找新的培训班接上。1.2 万家机构倒下，还会有1.2 万家机构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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