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独角兽WeWork为什么会出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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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曾经的超级独角兽WeWork倒在了IPO前夕。有很多文章分析过这家共享办公初创企业失败的原因。许多批评的声音都聚焦在公司弥赛亚式的创始人Adam Neumann身上。但像Matthew Zeitlin这样综合分析了创始人的缺陷，WeWork的业务性质，软银的愿景以及大金主沙特的转型焦虑等诸多因素的文章并不多见。原文发表在《卫报》上，标题为：Why WeWork went wrong。鉴于篇幅较长，我们分两部分刊出，此为上半部分。

WeWork 前CEO Adam Neumann。

你很容易就会把目光聚焦在Adam Neumann身上。此人身材高大，一头长发，不吃肉，抽大麻，爱喝龙舌兰酒，喜欢研究卡巴拉（编者注：犹太教神秘主义），是创立实验性开放学校的Paltrow的表亲，We Company的创始人以及曾经的CEO。至于这家房地产公司名字的由来，那是该公司在从Neumann本人那里购买了“We”一词的版权后把“Work”从名字中剔除所致的。

Neumann的野心跟他的角色一样的荒唐。Fast Company曾在2019年1月时报道称：“该公司要出租的不仅仅是办公桌，它还想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管完，包括现实和数字世界的生活。”其中就包括把WeWork模式扩展到住宅和教育领域。Neumann甚至在创办公司之前就设想过“从WeSleep到WeSail乃至于WeBank的一切”。虽说这些设想从未实现过，但是他的想法不局限在办公出租并没有什么错。只是他原来建立的那个公司现在也还处于危机之中。

在2019年8月14日WeWork公开提交了IPO文档后，所有的一切都出了问题。六个星期后，Neumann投票决定把自己从CEO的位置上赶下台，并放弃了对WeWork 股票的绝大多数控制权。公司的建议估值下降了一半以上，而且IPO也被完全取消了。IIPO的失败以及公司随后被最大投资者软银接管，这两件事情可以说都是一条早就为人所知的消息的公开披露所导致的：那就是WeWork 亏了很多钱；它对共享办公空间市场规模的预测非常乐观（高达3千亿美元，它把在美国有WeWork驻点的城市里面所有坐在办公桌前面的人都算作是自己的潜在“会员”；而美国以外有WeWorks驻点的城市，则把有白领工作的人均计算在内）；而它的企业文化和战略则完全听命于Neumann及其家人异想天开的想法和心血来潮。

至少从2015年BuzzFeed 首次披露WeWork曾用来招揽投资者的文件以来，大家就已经知道该公司的商业模式非常花钱且几乎没有盈利途径。与此同时，从一开始，Neumann的怪异行为就已成为其推销宣传的一部分。那是什么令今年的WeWork故事有所不同，甚至更具破坏性呢？除了办公租赁的核心模式以外，是Neumann搞的内部交易，打肿脸充胖子，把它们变成“共享”办公区，为租户提供免费啤酒，然后指望来去如流水般的自由职业者、有VC资助的初创企业以及一些更大一点的企业支付短至一个月的租金。但是，Neumann喜欢卖股票以及把自己部分持有的大楼回租给WeWork的事情并不算新闻——在麻烦开始之前，《华尔街日报》在今年早些时候就披露了这一消息。

哪怕是在WeWork不断封疆拓土估值飙升的时候，金融媒体比较怀疑的地方也总是WeWork的数字。2017年，《华尔街日报》有耐性的报道Neumann的通讯社记者Eliot Brown把WeWork说成是“由硅谷精灵尘推动的200亿美元初创企业”。看吧：他随便就把办公空间转换成了某种更像软件的东西（他曾告诉投资者对方买的是“实体社交网络”），还有任何知道他的实际业务的人（房地产）都质疑这家公司怎么就值200亿美元，且不说它在最后一轮私募融资中的估值达到了470亿美元，还有更离谱的，据报道摩根士丹利曾告诉该公司说其估值可超过1000亿美元。

自从2019年8月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那种对Theranos口诛笔伐的调查报道所造成的后果，也不是Uber在公众面前摔跟头早就预示的那种结果。这更类似于经常发源自Twitter上面的那种愤怒的集体谴责。这只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在新的气候条件下再度发酵而已。曾经比较有趣或顶多有点令人困惑的东西在新的视角下变成令人恐惧的怪物了。只是这一次不是血脉贲张的年轻人对着平庸的电视节目疯狂吐槽，而是中年男子在Twitter上立马对一份220页的财务报表进行谴责。

就像电影制片人陷入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批评漩涡一样，WeWork 和Neumann非常努力地想要游出这个漩涡。为了遏止这满满的敌意，他们最终进行了部分妥协。Neumann最后把自己出让“We”这个名字所得的600万美元还给了WeWork时。但这对WeWork的估值暴跌并无帮助。银行家提议把公司的估值削减50％以上直到把对方打趴为止。到了9月24日，Neumann工作没了，WeWork 的上市也取消了。再也不会有首次亮相，纳斯达克位于新泽西的服务器也不会发出滋滋的计算声。现在，这家公司的估值只有80亿美元，远低于砸进去的130亿美元，绝大部分都由软银持有。

过去对WeWork古怪的商业做法以及无比乐观的预测一直都是靠分发给潜在风投机构的文件。去年，当WeWork要跑到债券市场去借贷数亿美元时，这家公司被迫披露了更多的东西。投资者收到的文件表明，跟那些梦幻的利润预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2017年WeWork有8.86亿美元的收入，但亏损仍高达8.83亿美元。而据《金融时报》的披露，虽然其2018年的营业收入增加到了18亿美元，但是，净亏损却增加到了19亿美元。

而Neumann自始至终都是那个Neumann。他曾因此坐私人飞机过境时携带大麻被抓包过，他的妻子可能会因为有不详的预感而随便炒人鱿鱼，该公司可能会以嘻哈乐队Run-DMC的一名成员的表演来结束一场宣布裁员的会议。

WeWork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联合办公空间

但是，从一项诉讼来看，Neumann的领导力和松散的企业文化并不仅仅体现在到马尔代夫冲浪，把房子弄成吉他形状以及建立昂贵的实验学校上面。一位前WeWork 员工去年在一次民事案件中声称，她在公司的活动（其中包括喝酒管够的WeWork“夏令营”中）上咸猪手袭击或被强行亲吻过，但她的投诉很少引起人力部门的关注，后者甚至没有对她的骚扰者采取任何行动。最后的结果反而是她被解雇了。

这名员工的诉状写道：“原告的性骚扰和攻击行为不是平白无故就发生的。这是从上到下渗透到WeWork的兄弟会文化的一部分。”这位前员工还特别提到，在接受Neumann面试的时候，对方就给她灌过龙舌兰酒，而且“公司经理和高管给员工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他们参加工作后的活动，并怂恿员工也参加WeWork赞助商的活动”。但该公司表示，她是因为表现不佳而被解雇的。

是什么让WeWork 从投资者的宠儿一下子就变成了贱民呢？这不属于任何一种命中注定的兴衰模式，跟乏味的投资者担忧，比方说未来的现金流也无关。按照彭博社出色的专栏作家Matt Levine的说法，WeWork的堕落只能用抽象语言解释。关于发生了什么，以及所发生事情的速度，似乎是未知的。

Levine指出，WeWork估值达到巅峰的时候几乎相当于美国公开交易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总价值的一半：“没有人会做它的风投，因为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投资翻番。”这样的投资回报太小了。Levine写道：“对于WeWork来说，商业地产做到最成功也将是令人失望的。”他们需要更据野心的计划。能不能设法做一家把微公寓、软件和学校都纳入进去的公司呢？当然，为什么不呢？也许有朝一日它真就值1000亿美元呢。又或者，至少，如果像WeWork的风投家这么聪明的人都买进的话，肯定没他们有经验的那些资产经理在IPO也会买账的。

但情况并非如此。私人投资者本该是放眼长远的思想家，尤其是软银，它声称自己希望要“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300年的生态体系”。但是WeWork的其他投资者迅速抱团，突然要求该公司要表现出专注和纪律性，而这正是批评者一直指责他们多年来所缺失的东西。某些不大爱讲话也不想抛头露面的资产管理人也许希望这家估值将近500亿美元的公司的CEO要表现得像一位CEO一样，而他的风险投资者则希望他继续保持那种势不可挡的野心。

但是，让他下台的也正是这些投资者（软银以及硅谷风投机构Benchmark）。不过奇怪的是，这些人其实比任何人都更了解WeWork，知道它的确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来解决其特有的烧钱问题。甚至连Levine都承认有些犯难：“WeWork的投资者，特别是软银，正是因为看中了Neumann的积极面才投了WeWork，他们看中了他推销狂野愿景的能力，让人相信这家变革性的公司能统治世界，能证明其470亿美元估值的合理性。可现在，唉，算了，他不过只是个商业地产的房东罢了。”

译者：bo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