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音乐财经”(ID:musicbusiness),作者 小鹿角编辑部,36氪经授权转载。
2月11日晚,一封“求助信”在诸多音乐行业从业者的朋友圈中流传。
这篇全名《一封来自音乐行业公司的求助信,这一次,我们真的需要帮助》的推文,起草者为南窗文化创始人王小欢,这家创立于2015年的音乐公司,业务主要涵盖音乐媒体及线下演出两大板块,旗下运营有民谣音乐头部公众号“南窗文化生活”(原“民谣与诗”)及自有音乐节品牌“南窗音乐节”。
在推文中,王小欢在回顾公司的创业历程后,不惜“自揭伤疤”,直言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原计划举办的音乐节尽数搁浅,目前公司只靠广告投放维持营收,账面现金仅能支撑两个月。
为缓解资金压力,王小欢和团队想到了两个办法:
1、在微店中上架了一款售价199元的音乐节兑换券。据介绍,这张有效期截止至2021年12月31日的兑换券,能在未来的一年又十个多月时光里,兑换南窗音乐节任意一场单日门票。若音乐节一场都未能举办,南窗文化将全额退款;
2、发起“合伙人计划”,面向大众招募公司合伙人。合伙人可免费参加南窗文化举办的所有音乐节,且享有股权。
求助信发出后,不但阅读量蹿升,兑换券的销量也持续上涨,截止发稿时间,兑换券已售出1316件。
随之而来的,还有喧嚣尘上的质疑声。2月12日晚,另一个民谣音乐头部公号 “民谣故事”发文,矛头直指南窗文化,并在标题就将其定性——《借疫情“非法集资”向粉丝要钱:某音乐公司,还要脸吗?》。
此篇文章中,撰稿人主要从消费者权益有无保障(能否全额退款)、南窗文化是否切实存在资金短缺、未得到资质便售卖兑换券及涉嫌非法集资问题等几个角度对南窗文化提出质疑。
也就在当晚,王小欢在朋友圈中po出的图片显示,南窗文化客服微信账号被多人举报涉嫌诈骗而无法登录,目前正处于申诉阶段。
当天,小鹿角音乐财经(ID:musicbusiness)与王小欢取得联系,本文将从以下几个侧面,还原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
在众多质疑声中,人们普遍提出,作为一个先后得到两轮融资的音乐公司,理论上资金储备充足,为何需向公众求助?且是否因为融资资金未用于妥善经营而大肆挥霍?
据了解,南窗文化获得的第一轮融资发生在2016年2月。王小欢介绍,当时,“民谣与诗”的粉丝量达到十几万,恰逢投资方乐童音乐正开辟演出票务和音乐众筹业务,对“南窗文化”的30万元种子轮投资主要是看中了“民谣与诗”的渠道属性。
此前,王小欢一直处于单打独斗状态,独自打理公众号。在获得融资后,他将资金主要用于拓展团队,负担公司日常开销(房租及人力成本),组建起一个5人的早期团队。
反观其另一段融资经历。2017年6月,有意为未来开拓线下音乐节业务筹备资金,他参加了苏州电视台的创业节目《创赢未来》。
王小欢表示,之所以选择进军音乐节市场,主要缘于两个因素——1、若单纯只运营一个音乐自媒体,本身的受众面向较窄,且在广告投放之外,难以发展其他盈利模式;2、他和团队早在16年便年刀小试,为黄山西递音乐节设计营销方案,发现年轻人对现场音乐消费的接受度很高。
在节目中,他碰上了前老板、同程旅游创始人吴志祥,在简单了解后,吴志祥当即决定投资“南窗文化”。不久后,“南窗文化”获得同程旅游旗下同程资本的数百万天使轮投资。
接下来的两年,得益于这笔融资额作为音乐节流动资金的助力,南窗文化在2018及2019年共参与举办了7场音乐节,分别是18年的苏州阳澄湖半岛音乐节及黄山西递音乐节,与19年的嘉兴嘉善南窗音乐节(5月)、宁波北仑南窗音乐节(7月)、黄山西递音乐节(7月)、嘉兴嘉善云上音乐节(11月)、扬州侨城里音乐节(11月)。
过程中,王小欢也认识到音乐节举办成本高昂。据他透露,每场音乐节的成本在200~400万元不等。
其中,2019年,于嘉兴嘉善、宁波北仑、黄山西递举办的4场音乐节,南窗文化主要和当地政府的文旅部门及文化旅游局合作,双方合力讨论场地、设备、调性定位和人员的配置等问题,且由政府承担一部分资金。
如今,南窗文化身兼音乐自媒体及音乐节主办方的双重属性,这也引来许多狐疑——
明明可通过广告投放和音乐节票房创收,当真到了活不下去的境地了吗?
对此,王小欢无奈道,“我们账上的现金确实只能支撑两个月了。”
他向小鹿角音乐财经透露了一组数据:
1、南窗文化当前所在办公场地的月租金为1万元;团队目前共12人,人力成本每月在10万余元;
2、公司主要营收来源之一为广告投放,与B端客户合作,为诸多品牌方投放合作稿件,单篇对外报价两万元,实际则在1.5~1.6万元。在业务旺季,单月合作5~10篇,淡季则可能挂零;
3、另一大营收来源为音乐节票房收入,纵观南窗文化去年所举办的5场音乐节票房情况,王小欢表示,整体微亏,具体到单场则有盈有亏,盈亏都在100万元左右,两相抵消之下,总体仍是亏损;
4、原定于去年6月1~2日举行的苏州阳澄湖半岛音乐节,因不可抗力而取消,这让南窗文化损失惨重——亏损60多万元,具体为30万元因未成功举办音乐节而未发放的政府补助金、十几万元退票成本及20多万元艺人邀约相关成本。
同时,王小欢也曾尝试过以企业名义,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但因“作为文化公司,缺乏银行要求用于定价与评估的资产,不满足贷款条件”而告终。
在所撰写的“求助信”中,王小欢提到,若在未来一年又十个多月的兑换券有效期内,南窗文化连一场音乐节都未能举办,将全额退回199元票款。
这个保底承诺也惹来网友们的质疑——若兑换券所得款项尽数用于公司周转,届时南窗文化将如何保证能做到全额退款?
对于这个问题,王小欢谈道:“我们整体是以开源节流的思路去渡过难关,目前我们还有数量有限的广告投放收入,也会去开拓新的营收方式,争取不到万不得已,不动用这笔钱,毕竟这是一笔预付款,是向用户借来的钱。”
为了自救,王小欢还动起了“做电商,售卖口罩及消毒液”的念头。他介绍,同程集团的生态里有相关公司,具备稳定的供货源和成熟的售后体系,目前自己已在和对方商谈合作。
受疫情影响,当前,演出行业进入“寒冬期”,在音乐节业务受重创之际,王小欢把目光从线下转回线上,积极拓展视频内容,并在B站及抖音开设账号,计划在两个平台中,各自创作不同调性的内容。
今年2月1日,南窗文化生活在B站所上传的《现在捐款我们更信韩红》视频播放量持续飙升,在不到两周时间内突破393万,这在无形中也给王小欢带来鼓舞。他介绍,在视频内容方面,他和团队想到两个变现逻辑:
一、运营视频账号,定期发送内容,接单次广告;
二、创作系列节目,并在未来招募冠名方或者整期赞助商。
而在“开源”之外,王小欢也在为“节流”付诸努力——与办公场地房东持续地洽谈房租减免事宜。
他还谈到,售卖兑换券所得款项,始终会优先用于处理客户退款,且在2020年2月12日至2021年12月31日这段期限内,在兑换券使用前,客户均可全额退款。
如果说上述质疑的立足点主要在于事实层面,那么,“未得到兑换券售卖资质及涉嫌非法集资”的质疑则严峻得多——已涉及法律合规问题。
△ 微博用户@夏洛步鸣提出的相关问题
首先,正如“民谣故事”在推文中所提到的,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12年第9号),发售此类预付卡券,需要有严格的资质和条件限制。
虽然在这个行政法规所称的单用途预付卡行业分类中,并没有明确关于南窗文化此类兑换券的行业,但按性质来看,音乐节门票兑换券或可归为互联网零售一类。
其次,在“未得到资质便售卖兑换券”之外,“非法集资”的行为属于刑事范畴。对此,小鹿角音乐财经进行了一番查证。
我国刑法上的“非法集资”, 指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构成该罪,有诸多要件及数额、情节方面的要求。
在此事件中,南窗文化通过兑换券所覆盖的消费者数量和金额还未确定(售卖仍在进行中,且兑换券卖出件数无法等同于人数),且“音乐节兑换券”属于在微店进行售卖的商品,某种程度上,似乎已和集资行为割席分坐。
截止目前,微店售价199元的音乐节门票已获得2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这笔钱对于举办一场音乐节的投资额来说可谓“杯水车薪”,尽管南窗文化目前主要与当地政府合作,且由对方承担大多数资金,但也需视音乐节规模大小,配资50~100万元。
如果这一笔款用于维持团队开支,半年后可以筹办音乐节时,王小欢依然要筹集到至少50万元的资金,新的一场音乐节才可能得以实现,兑现承诺。对于王小欢来说,压上信誉众筹来的资金,其实也很棘手。
一位音乐行业创业多年的厂牌主理人评论道,“我并不怀疑他们现在搞这个计划的初心,但同样作为创业者还是有些建议......现在众筹也好,预售也好,如果真的本着实打实兑现的态度,拿了比不拿的问题更多,算算账就明白了,承诺这些演出对应的成本和收回来的这二三十万根本不对等,不要好心办坏事,去赌一些虚无缥缈的可能性。还是那句话,崔人予也没把钱拿去买房买车。”
这一位业内人士所提到的崔人予,便是口袋音乐创始人,他在独立音乐圈是个老人了,多年来长期处于拆东墙补西墙的状态,无论是合伙人制、众筹、卖VIP预售,以上种种他都通过豆瓣、微博和自己的微信尝试过。随着财务的破产,一直以来支持他的粉丝也被逼到不得不公开维权,在一次次的信誉危机后,崔人予也逐渐变成了行业里一个发人警醒的案例,值得后来者理性考量。
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下的环境里,当王小欢的微信文章发出后,众多业内人士在朋友圈里都提到了崔人予的原因。在个人财务困境和公司倒闭压力下,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力,这会让自己在泥潭里越陷越深。
如果未发生疫情,王小欢和团队本打算今年在武汉举办南窗音乐节。但当下,他们只好暂停线下业务,将精力聚焦线上自媒体。
他也直言,求助文章发出的那一刻,他已预见到即将面临误解、嘲讽、辱骂与“骗子”之类指责,“我都无所谓,但凡是能让公司活下去,让团队不解散的方法,我都愿意尝试。”
王小欢回应,文章中提到的“合伙人计划”虽中途暂停过,但与投资经理和律师沟通后,已确认合伙人计划的实施不涉及法律及合规问题,但目前仍无法透露太多细节。
不过,他对未来仍抱有希冀,“困难终将过去,春天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