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浙江公司CTO陈鹏宇：数字化改革的公共数据治理实践 | 解码数字新浙商No.60（上）

“大家好，我叫陈鹏以（宇），我系（是）广西壮族寄几七（自治区）的。”陈鹏宇是广西人，上大学前没接受过标准普通话的训练，自我介绍时引得全班哄堂大笑。为了攻克发音，他抱着字典苦练拼音3个月。工作后，需要用到新的编程语言，他揣着一本厚厚的user guider从头啃起。

2010年加入阿里巴巴时，他取“不老”为花名，勉励自己以“笨小孩”的心态，慢慢啃、步步走，耐心应对困难、探索未知。2019年，陈鹏宇加入了阿里巴巴驻浙江省政府团队（数字浙江公司前身），同年11月，数字浙江技术运营有限公司成立，服务于政府数字化治理和数字化转型。

作为公共数据生态领军者，数字浙江公司正沿着数字化改革的路径，赋能数字底座建设。陈鹏宇协同政府部门、技术团队开启了一场解开公共数据治理“绳结”的实践。比如在全省建成的“数据高铁”，已“发车”8亿多次，有效解决了数据不及时、不完整等“老大难”问题。

“脑海里想象一列高铁，运载着数据，让数据从起点站直达终点站”；“数据好比水，蒸发后要下雨回到海里，下雨的过程称为数据回流”……在90分钟的采访里，陈鹏宇一一解释了数据高铁、数据回流、数据飞地等技术原理。

有区县邀请他前去讲解数字化改革，他准备了几十页PPT，整整讲了2个小时，举了15个涉及政务服务事项的例子，打了8次比方，摆了10组数据，期间无人离席。“我从在座的人的眼神里，感受到他们确实听懂了”。

万物皆数——古希腊人毕达哥拉斯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不仅要变数字为生产力，还要从数字中寻求“智治”的新模式和新路径。望向更远的未来，陈鹏宇像鹰一样明澈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光，“我的终极梦想是建立地球数仓，让全国乃至全球的数据流通起来，创造价值。”

嘉宾介绍

陈鹏宇（花名不老） 深耕数据领域18年，阿里云数据智能产品化主推手，国内第一代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智能的专家和实践者，数据中台的第一代布道师，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运营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新理念的提倡者。长期致力于政企共建营商环境、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探索研究。同时作为既懂政府也懂企业的跨界数字化转型专家、一线实践者，始终站在数字化变革的最前沿，引领并倡导着先进技术和发展理念。

谈“笨小孩”心态

很多事情没有捷径，我选择缓慢而坚定地生长 

章丰：你信奉“笨小孩”文化，这让我联想起刘德华有一首歌叫《笨小孩》。

陈鹏宇：“笨小孩”其实是工作中的态度，是一种慢慢啃、步步走、踏实的、耐心的心态。2003年毕业后，我一直从事大数据、数据库领域的研究。互联网公司讲究快节奏，一个想法从产生到落地非常快。2018年我来到数字浙江公司，服务于政府数字化转型。政府客户的特性促使我们必须保持谨慎而又科学的服务态度，每项落地应用都有可能触碰到各部门间的职责壁垒，权衡解决好这些问题，好比一个复杂的“绳结”。但我发现，就算这“绳结”再拧巴，当我以一个“笨小孩”的心态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把难题啃透，绳结迟早会解开。

2017年以来，全省上下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以群众办事事项为切入点，聚焦省级100个群众办事高频事项，推进事项标准化和数据共享。数字浙江的主要任务就是打通数据孤岛，实现数据归集共享。为了做好改革的技术支持，2018年春节，我打印了政务服务各个申请事项的办事指南，带回家仔细研读。

章丰：真正的聪明人都肯下笨功夫。

陈鹏宇：这种方法对我比较适用。小的时候，我想弄明白收音机里面为什么有人在说话，于是用了笨方法——动手拆，尝试拆了去搞懂原理；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普通话口音重，我就抱着字典读拼音苦练了3个月；工作后需要用到全新的编程语言，我就从厚厚的用户手册开始“啃”……很多事情没有捷径，我选择缓慢而坚定地生长。

谈数字化改革

打造“整体智治”的服务型政府，打通公共数据是核心

章丰：数字化改革元年大幕拉开，数字浙江公司是改革的重要技术支撑。畅想有一天，数字化改革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会是怎样一番图景？

陈鹏宇：数字化改革着眼于整体，通过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流程再造和业务协同，打通和整合党政机关各项职能，最终转型成“整体智治”的服务型政府。什么是整体智治？未来在数字世界中，政府所有的部门、层级、地区之间的边界都会消融，每个功能板块独立存在，却互相协同。形象地说，政府就像一个完整的人，心、肝、脾、肺、肾、四肢、五官共同工作，成为协同的整体。

目前，政府内部运行依然是分条分块的。但对群众而言，整体政府却是他们心中的朴素要求，他们认为政府天生就是一个服务整体。小孩从出生、落户到上学，能否“一条龙”办理？房屋过户涉及到多部门，手续繁杂，能否一次性办完？开办店铺、企业，跑一个部门就能办结？这些场景都需要我们把政务服务变成综合应用，让群众和企业办事从“找部门”转变为“找政府”。所以数字化改革提出了“综合应用集成”的概念。

章丰：最近读到一个报道，某地大数据局一位领导感慨，“过去改革靠文件，现在改革靠软件；过去办事看脸面，现在办事看界面。”

陈鹏宇：以前老百姓办事得看一些部门的脸色，现在政府的政务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政府得看老百姓的“脸”办事——刷脸完成事项办理。刷脸办事理论上不难实现，但真正实现业务通、系统通、数据通还有很多瓶颈。全省有上千家开发商，做了上万套信息系统，系统之间有巨大的技术壁垒，数据的有效性需要统一认证，业务联动也需要各方联调才能对接成功。

章丰：站在数据技术专家的角度，你认为实现数字化改革最大的痛点在哪？ 

陈鹏宇：打通公共数据，是数字化改革最大的核心、最大的变化、也是最大的内涵所在。数据孤岛时代，政府部门就像一座座山头，古代打仗靠烽火台传递消息，但我们要靠人充当“人肉U盘”，跑腿传递数据。数字化转型就是要在各山头架设信号塔，接通信号，让数据像水一样在不同部门之间畅通流动。就像以前千岛湖的一千座小岛互不相通，湖水一来，岛和岛连通了，可以开船，可以潜水。

所以锁在机房里的数据，一定要“广播”出去，从私有数据变成公共数据。数据通了，业务流程通了，系统通了，政府部门的服务就能实现螺旋式的优化提升。老百姓也将看到政府从分散、割裂走向整体、高效，这就是改革。

谈数据高铁

数字化改革的一把“手术刀”，浙江的一张金名片 

章丰：关于公共数据治理，我注意到你在演讲中提到过“数据高铁”，数据高铁怎么理解？

陈鹏宇：现在不少地方已经用“数据跑腿”代替“群众跑腿”，老百姓办事不用来回折腾，但如果数据本身“跑”得不够快会发生什么？我例举一个实际调研过程中碰到的案例：一对台州的夫妻在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一周后他们去公积金中心办理公积金贷款，却被告知暂时查不到结婚信息，无法办理贷款。这可能是因为民政系统的信息没有及时传递到公安户口系统所致。

试想，数据翻山越岭地从“娘家”到“婆家”，哪怕是邮差徒步从台州民政局途经省大数据局、政务服务业务系统再到公积金中心，一周也足以送达。所以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共享不及时、信息失真，是棘手的技术挑战。

数据归集链路如同“黑盒子”     图由受访者提供

据统计，过去平均一条数据从采集单位到使用单位，传输时效慢，就像坐“绿皮火车”，归集过程繁杂，各环节如同“黑盒子”。数据在其中平均中转六七次，任一环节出现故障，都会导致数据遗失、错误，数据一旦丢失，无从知晓哪一环节出了问题。

“数据高铁”完全消除了数据供应链的中间环节，让数据从“起点站”直达“终点站”，保障数据供应一条不漏、一条不差，从根本上解决数据“跑得慢”“跑丢了”的问题。整个过程从数源的生产系统日志中直接读取数据变更，实现秒级、分钟级的数据实时更新。比如，民政系统刚录入婚姻信息，马上全省可用，公积金办理无缝对接。

数据高铁

章丰：把供需链路拆掉，直接点对中心，这对原有的责任体系也会有所影响？

陈鹏宇：原有的数据归集链路是数源一层层往下游“推”到公共数据平台，越到下游把关越难，也越容易松懈，真出现问题容易推诿扯皮。如今，数据高铁做到直通数源，需求侧可以直接从源头“拉”数据，责任在谁也变得简单明了。

在解决数据高铁的权责关系中，我们沉淀了一个宝贵的经验——“统分”思想：省大数据局来“统”，负责出工具、定规范、提要求、做考核，各部门来“分”，各自使用数据高铁工具自主配置采集数据。相当于车头和车厢是大数据局提供，各设区市各部门自己发车，大数据局作为统一的调度中心，井然有序地监管整个数据供应链体系，实现全链路数据可量化、问题可定位、责任可追溯。

目前，全省已经开通了36条高铁，“发车”8亿多次，基本建成了覆盖全省的五跨的数据资源实时调度的网络，在政务服务、行政执法、金融风防和应急响应等领域都发挥着作用。

数据高铁开通前后部分数据归集时间对比

章丰：数据更快的连通不仅方便群众，更能释放出巨大的治理效能。无障碍流动的数据背后，是原有的管理层级和界限的消弭，会带来更为扁平化的结构。

陈鹏宇：数据高铁是浙江省的一张金名片，也是数字化改革过程中打磨出来的、用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一把“手术刀”。它就像蚯蚓松土一样，运送全省的数据资源，支持政府业务的在线和连通，从而实现整体智治，为老百姓提供整体的政务服务。

谈数据回流

数据好比水，蒸发后通过下雨回到地面，下雨的过程称为“数据回流”

章丰：数据高铁可以实现高效的数据汇集，但还面临一个问题，数据上传到上级平台后，往往很难再回流基层。  

陈鹏宇：这是个好问题。如果把数据比作水，水蒸发上天后，又通过下雨回到地面，下雨的过程我们称为“数据回流”。数据回流有两层含义：从狭义视角看，是数据在政府内部从省级平台回到基层；从广义看，是政府通过数据开放把数据反哺给社会各领域各行业。

现阶段数字化改革首先要解决狭义的数据回流，我们采用了迂回的方案。数据汇集后统一存储在省公共数据平台上，市县通过在省公共数据平台上建数据仓的方式，共享使用全省数据，就像省平台是一个大租户，各地市和区县都可以来这里租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我们形象地称之为“数据飞地”。 

章丰：“飞地”在物理世界我们比较熟悉。比如未来科技城的衢时代。数据飞地的机制在数字世界是怎么运转的？

陈鹏宇：以衢州为例，衢州市为了调用省里的数据，可在省级公共数据平台上建设自己的实时数据仓（数据飞地），相当于快递中转站，省里把要寄的包裹（数据）批量放到快递网点（衢州市的数据飞地），再寄回衢州分发到客户（数据需求侧）。衢州的数据飞地与当地的公共数据平台互通，衢州也可以将本地的数据上传到飞地里，进行数据采集任务配置、数据加工，以接口的方式回到市公共数据平台。这样一来，市本级部门的数据又和省级部门的数据做了一次融合。

数据飞地示意图 

同理，柯城、开化、龙游等都可以到衢州市公共数据平台开区县仓，实现市域范围内所有数据的融合。融合的数据可以再分配，切一刀给开化，切一刀给其他区县，由此形成数据回流的体系。飞地使用省级数据安全相关的制度和工具，受省大数据局的监管，同时又能够大规模地被市区县使用。

数字浙江公司2019年就专门成立了部门研究数据回流问题，在数字化改革系统协调的理念和要求的推动下，目前全省已经有超过250个仓，涵盖全部11个地市。

省市县三级平台全链路建设情况

章丰：打通了数据回流的通路，还面临数据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想象中数据是一堆混沌的状态，如何变成可用的形态？

陈鹏宇：我用点菜打个比方：假设今天医保局要点“出生医学证明”这道菜，如果数据归集没做好，相当于还要去地里拔菜、去养鸡场杀鸡拔毛。如果我把这些菜（数据）提前整理切配好（对数据进行归集、治理、编目等处理），炒成不同的菜品（形成基础库、主题库等），数据就从原始状态变成可用状态了。然后点菜方到传菜的窗口（可接入的数据服务接口），就可以享用了。目前我们正在优化数据的查找、申请、审批的过程，把“点菜系统”的体验做到最优。 

章丰：非常形象，架构也很巧妙。

陈鹏宇：在数字化改革公共数据平台的架构中，最底层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政务“一朵云”，往上就是数字资源体系，通过数据归集、数据清洗、数据高铁、数据回流、数据挖掘等一系列技术，让全省的数据在其中共享流动。

数据高铁、数据回流（数据共享）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它们分别代表了数据的收集和下放，一来一回的双向通路促进了省市县数据充分的互通流动，为数字化改革铺平了技术道路。无论从理念上，还是技术上，这种设计都是浙江的首创，也是浙江改革精神、创新精神的体现。

谈数据开放

除了技术完备，还需要商业、人文、伦理等方面的配套准备

章丰：在数字浙江的架构中，过去、现在、未来，公共数据和市场化数据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陈鹏宇：这个命题很有意思，它涉及到数据开放的概念，也是数据回流的广义视角。所谓数据开放，就是政府将管理的公共数据逐步开放出来，鼓励企业与社会公众利用数据资源开展创新，从而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过去数据开放探索了两种模式，都走到了死胡同：一是信息公开，可公开的数据非常有限而且价值不大；二是数据交易，面临权属、定价和衍生使用的问题，目前法律尚无明确界定，所以数据本身很难作为可买卖的商品。

章丰：政府内部产生了大量公共数据，但更巨量的数据来自市场。

陈鹏宇：真正有价值的数据往往是有主体归属的。假设数据权属、定价及可衍生性等问题都解决了，数据开放还面临动力和利益分配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了“还数于民”的方法，首先由政府搭建一个独立的、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平台，帮助企业和个人储存数据。

章丰：相当于在政府支撑的第三方机构里建立数仓？ 

陈鹏宇：是的，我们称为“数据宝”。第三方机构相当于数据银行，装着各种证照证明，如纳税情况、社保情况、就医情况等，这些数据可能来自政府，也可能来自别的机构和社会主体。

政府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独立的数据平台如何以市场化的方式运行，同时在政府监管范围内，具备政府公信力；二是政府作为独立的数据供给方，如何将数据提供给平台，形成先行示范。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立了“三解锁”机制，每一次的数据开放都必须经过数据托管方（政府）、独立数据平台、数据拥有主体三方共同解锁，最终供数据使用者使用。就像从支付宝里把余额转给别人需要本人授权一样，“数据宝”也需要经过授权后才可读取个人数据。

数据流通不再是机构间交易数据的模式，而是消费者随身携带自己的“数据档案”，在享受不同场景服务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带动数据流动。 

章丰：你认为像这样的数据开放服务，应该用怎样的商业形态和模式来支撑？

陈鹏宇：每年浙江都会举办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挖掘优秀应用，推动落地孵化，今年是第二届。数字浙江公司也在协助政府做一些合理的数据开放尝试，比如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数据开放给饿了么；将省内所有停车场的实时空停车位数据开放给高德；把家政人员的从业资质和健康数据开放给家政服务平台等。

如果数据开放，应该由服务提供方来付费，因为服务提供方基于数据可以提高服务品质，获得更多客户。比如家政服务平台付费获取可靠的保姆信息；银行通过征信数据的评估发放更多贷款省规避风险；保险公司可以设计更多险种来精准匹配不同人群。

章丰：我联想到e签宝的模式，按次数购买电子签名服务，其中有小额的，也有免费的应用先让用户建立信任机制。从技术的角度看，你认为“数据宝”处于怎样的阶段？

陈鹏宇：今天在技术上基本已具备数据开放的初始化运作能力。技术的关键点在于：数据的标准化对接；数据仓的隔离性和安全性；数据以什么形式呈现；数据调用后如何跟踪和限制。所以需要不断发展相应的技术手段，加强风控体系。

章丰：技术往往是在使用过程中进化迭代的。 

陈鹏宇：除了技术完备，更需要商业、人文、社会伦理等方面的配套准备。从商业准备度来看，政府、各大机构的数据汇聚后提供给各大服务商，挖掘出多少数据的价值，产生多少业务增值，将影响市场化的机制。政府作为数据的供给方，本身也可以购买数据来优化服务。目前我们在衢州已有相关试点，政府从数据宝里购买数据应用于项目的研发。 

章丰：改革从“靠文件”到“靠软件”是一步大跨越，要攻克技术难关，要克服制度摩擦力，但是一旦开跑，迭代会特别敏捷。我相信你描述的未来，也会比预想中更快到来。

陈鹏宇：我也相信随着数字化改革走向深处，数据价值将不断放大，且没有天花板，将会涌现出更多新的应用场景。

整理 | 蒋雷婕

编辑 | 王小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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