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作者:刘心雨 王梓,编辑:金赫 ,36氪经授权发布。
寒假完全消失了。
整个寒假,学生们都要在电脑摄像头前度过,头、手、课本必须出现在屏幕中。 从早上不到六点开始,直到一天结束,一切都按照学校制定的时间表严格地执行,“时间管理精确到分钟”,只不过地点换成了家里——穿好校服和运动鞋、打开摄像头、拍照打卡、早读背诵、做题自习、上传作业、开周班会、总结复盘。
老师或者家长在线上轮流地监督着,学生表现不佳会被提醒,并在家长群里被点名和批评。 没人知道有多少学生这样过完了假期,他们被框在会议软件那个四四方方的屏幕中,每日如此,直到一个漫长的假期结束。
早上五时五十分,高中生刘洋必须坐在电脑前,对着摄像头开始早读。这是春节的第二天,即使很困,他也得在那里硬撑着,直到六时二十分,回床补觉。但那意味着早饭就来不及吃了,因为七时十分一到,新的视频直播间又要打开。
刘洋今年高二,就读于河北衡水一所重点中学,这是他在线上度过的第二个寒假。他已经习惯了在关掉摄像头的间隙,让爸妈把饭端到书桌前,随便扒拉两口,同时处理手头的作业。虽然吃饭的速度已经在学校“练出来了”,但还是要手忙脚乱地应对一切。
在很多中学,一种全新的假期生活方式逐渐搭建起来,一切必须根据学校制定的时间表和计划运行——穿好校服和运动鞋、打开摄像头、拍照打卡、早读背诵、做题自习、上传作业、开周班会、总结复盘,他们框在四四方方的屏幕中,每日如此,直到一个漫长的假期结束。
作为班长,刘洋选择“跟同学站在统一战线”,点名和盯自习的时候“放放水”“摸摸鱼”,但其他班的同学就没这么幸运了,更惨的,“需要按时按点将每次的视频直播截图发在班级群里。”
过去一整年,疫情加速了在线教育的发展。一个主流办公软件公布了一组数据,他们服务了全国超过14万所学校、300万个班级。有1.3亿学生在线上课,有600万老师累计上课超过6000万小时。但随着技术的无孔不入,假期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众所周知,放假在家一天有48小时。”潘景阳是一所超级中学的学生,他在博客上转载了一篇文章,对学校无处不在的控制感到不满。第一天开始,学校年级组的老师就提出了“春节不是节日,寒假不是假期”,要求充分利用假期时间冲刺。统一制定的时间规划表,将假期的每一天切割整齐,什么时间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着精确到每一分钟的规定。
潘景阳曾参加过省级信息学奥赛生培训,也就是编程竞赛,是同学口中的“大佬”,学习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但他讨厌被控制,想有自己的安排。由于参加集训落下文化课,他回校后,第一次考试只考了年级一千多名。那一个月里,他把自己迅速切换成另一种学习模式,期末考飞速冲到年级前一百名。随之而来的寒假,他原本想好好钻研一下编程,现在却只能在划水和休息的间隙写代码了。
计算机可以做到人脑难以实现的事,几秒内处理几十亿的数据,当算法和程序顺利跑起来的时候,那种快乐难以言喻。但现在,他感觉自己正在变成另一台“计算机”。
“比在学校时稍微好一些的是,我在家可以划划水。”潘景阳说。对一般同学来说,假期划水的唯一方法就是电脑放桌上,手机放桌下,眼睛不时瞟一瞟。但潘景阳有更高阶的方法,“我会用虚拟机和OBS(虚拟摄像头)”,以此来应对“视频监控”——安装好虚拟机,提前用软件录制一段认真学习的视频,调整好播放速度和循环效果,在开启直播时选择这个文件,就可以“快乐地摸鱼划水了”。
不过,这种方法也有风险,如果老师突然点名,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寒假的远程控制还体现在数量上。陈欣怡的寒假作业是按斤计算的,可以装满一个24寸大小的行李箱。她托同学从学校把假期作业寄回家,运费花了九十多元。她感觉学校的标准就是——“不可能让你完成作业,他们的原则好像就是要压榨你的每一分每一秒。”
高考失利后,陈欣怡慕名到一所著名中学复读,就是想要再逼自己一把。虽然她的分数已经足够上一所不错的211,但这还不够。在这所中学里,像她这样的同学不在少数,来之前,她以为自己应该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但来之后发现,“大家都太厉害了,有分数更高的同学,657分,完全可以上一个985大学,但也来复读,他们的目标就只有清北。”还有的同学,大学读了一半,退学回来重新复习,想要再参加一次高考。
她原本以为自己为复读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可当她来到这所以严格和高分出名的学校,情况还是超出了想象。考上好大学的几率增加,痛苦和泪水也随之而来。
难以忍受这样的学习强度,她提前请假回了家,另外一些同学选择留校度过寒假。“这里的学校和之前差别太大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没有一点点闲下来的时间。”
没人能准确计算,有多少学生在电脑的摄像头前过完寒假。长久以来,衡水中学是很多中学模仿的对象。2020年高考,河北省高考文理科前十名中,衡水中学各占据了八人。
衡水中学曾在教育刊物上将其“精髓”概括为“时间管理精确到分钟”、“不仅控制学生‘怎么干’,还控制‘干什么’”、“学习状态和生活状态均可被量化”、“量化与班级荣誉、老师的奖励机制联系在一起”等等。远程办公软件的应用,将这种触角延伸至细枝末节,“监控屏幕”前站着有形的监督者和无形的概念,比如荣誉。
很多学校在采用这样的管理模式时走得更远。刚上初二的程锦云,同样需要在摄像头前完成寒假作业——头、手、课本都必须出现在屏幕中,不能吃东西,不能有他人出现,不能做除当堂科目以外的其他作业。监督者由老师和家长轮流扮演,班级里有大概五十个左右的家长,两人一组,共分成二十五组,一组看半天。时不时的,老师会要求将摄像头对准桌面,以此保证学生没有在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
程锦云的姐姐程昱琪不理解,妹妹才13岁,为什么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她见过妈妈履行“监督职责”,电脑软件上的自习室,一屏最多可以显示九位同学,她需要不停地切换屏幕,以便能兼顾到全班的孩子。监督者通过孩子们的神态、写字的进度等各个细节来判断是否有在认真学习,可以随时语音提醒:“那个谁,你不要再动了,注意力集中一些。”一台带有摄像头的电脑,进行实时监控,通常会持续两三个小时,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继续。
课间,监督者会在家长群里总结和反馈当堂课上学生们的表现:“xx上课挠头发,xx发呆走神了,xx喝了一口水。”不同的科目各自有一个微信群,“五花八门的,有时候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十几个微信群,人人都是监督者。仿佛只要紧紧地盯住这块屏幕,孩子们就能跑得更快,走得更远。
在一所重点大学读研的姜云回家后发现,13岁的弟弟和她小时候有完全不一样的假期,弟弟的整个寒假都被绑定在作业app上。
数学作业是一个类似闯关游戏的程序,鼓捣了半个小时,“习题闯关”的六道题做完后,又弹出来七道“小测验”,把小测验做完,又蹦出来一个“错题重做”;憋着劲儿把错题做完,想着终于能吃饭了,“啪”地又弹出来了几道“巩固练习”。弟弟干脆把手机一推,“我不要做了,这不是骗人吗?”
交作业的app和程序不止一个,抽查背诵默写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天天跳绳、小新作业、鑫考云校园、作业登记薄、知识圈助手……每个都有着繁琐复杂的流程,把作业筛出来、涂答题卡、然后再拍照,一系列操作下来,课间的时间早就不够了。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像是被天天追债一样,这个作业刚提交了,另一个消息通知又来了。”
想到回家过年还要这样吭哧吭哧地提交作业,姜云两眼一黑,“我问他不能把作业提前做完吗?他说每天都不一样,预测不了明天的作业是什么。”
为了防止学生追赶进度,寒假作业不能提前写,就算写了也要擦掉重新写,只有当天才能知道任务是什么,这叫做“网格化”或者“精细化”管理:放假第一天的作业是《寒假生活》第49页,第二天也许就是第56页。“有更离谱的,还要规定好哪一页作业必须用什么颜色的笔写,只有布置任务的当天,才会告诉学生用什么颜色。”
背诵作业则需要录制一个视频,尺寸、横竖屏、分辨率大小都有统一的要求。姜云很无奈,“老师要求提交mp4格式,有些手机拍出来是mov格式的,别说那些爷爷奶奶带的孩子,有的父母都不懂怎么转格式。他们来找我,我再去传到电脑上,用软件转码。”有时候转完格式,文件变大了,发不出去,需要重新想办法。
假期唯一的好处就是,关上卧室门,躺在床上后,没有人会从窗口用手电筒往进照了,也没有人会管你的被子叠没叠成方块。而在学校,内务整理则是逃不过的“噩梦”——被子不够方,床上有除被子枕头外的其他东西、床铺有褶子、宿舍卫生不好,都会被通报批评。所以潘景阳和同学们一般会准备两套被子:一套叠好的,绝对不打开,用来应付检查;另一套用来盖,早上起床后再一股脑塞到柜子里。
除此之外,对学生来讲,这个寒假只是把学校的时间表原封不动搬到家里。
在学校,从早上起床开始,学校制定的时间表就开始运转了,精确到分钟。陈欣怡所在的中学,不允许早起,不允许晚休,铃响后90分钟之内出门上厕所。睡觉前5分钟打一铃,所有人必须进宿舍;再过3分钟打二铃,所有人必须躺下;睡觉时间打三铃,所有人必须进入睡眠状态。
宿舍的门上有一块不可以遮挡的透明玻璃,用以随时检查。有一次半夜睡觉轻,她被门外的强光手电筒晃醒。老师会趴在门上听,里面有没有小声说话的声音,或者是纸塑声。
老师的监督无处不在。每个教室安装有可360°无死角旋转的高清摄像头,每节课都会有人全场巡查,看到违纪行为就要记下来通报。老师曾给他们看过效果图,可以说是纤毫毕现,通报的范围更是广到惊人,“交头接耳这类常规违纪行为不用说了,还有一个很神奇的项目,叫做‘长时间翻找’,一旦你没有提前准备好下节课的东西,在课上翻找超过四五分钟的话,恭喜你又被记了。”
前阵子河南鹤壁一所高中的年级组微信公众号上,学生们的违纪通报被整理罗列出来,被转发后阅读量迅速上万:“刘xx头发像窗帘一样挡住脸,手也不动,好像睡着了。”“王xx在纸条上罗列明星。”“黄xx上课五分钟还没有进入学习状态。”
在寒假,不少学校只是把高清摄像头换成了电脑的摄像头。
而在潘景阳所在学校的评价体系里,早读是开启一天学习的重要部分。前二十分钟要站着读,挺胸抬头身体站直,双手举高与眼平齐。似乎谁读的声音越大,读的越快,重复的次数越多,谁记得的知识点就越牢,早读的效果就越好。偶尔,年级还会有“班级激情早读评比”,有人拿着分贝检测仪来班里转悠,测量朗读声音的大小。
要跑起来、要更快,对于时间的极致苛求,已经到了一分钟都容不下的地步。刘洋说他吃饭的速度早就在学校练出来了——八分钟冲下楼排队打饭,排队间隙学校鼓励背知识点,三四分钟扒拉完,还要小心不被噎着。人刚坐下就起来了,饭什么味儿不重要,塞满肚子就可以,想要细嚼慢咽的话可以边走边吃。他们把这种特色的现象叫“跑饭”。
刘洋所在的班里不少学生得了胃病,“这学期就有一个休学一个转学的。”他说,能身体健康不掉队,就算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但在寒假,刘洋没有改变他吃饭的节奏,不过是把“跑饭”换到摄像头前的电脑桌上。
潘景阳已经很久没有做梦了,脑袋都是木木的。我问潘景阳,如果有更多的自由,想做些什么?他认真地回答,“我想多洗洗澡。”
就像是一部庞大而精密的机器,潘景阳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每一个齿轮完美咬合,精准无误。学校让每一个人都随着时间表和规则运转,吞噬走所有的情绪,没有来得及迷茫与空余的时刻,甚至还要在齿轮的间隙中见缝插针,“充分利用好每一点时间”。
被远程控制的寒假,从去年就开始了。许涵予2020年夏天刚刚结束高考,那个特殊的高三,成为十八岁最难忘的日子。由于疫情,他们首先是被震住了,紧急通知放假、无限延期开学、有意识的隔离。随后,她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割裂感,自己仿佛被一块透明的玻璃罩住。为他们加压的,有数不清的记忆与背诵任务:疫情相关的新闻,信息背的越多越好,细节越详细越好,描述的形容词越生动,越能为作文增色添彩。“大家对事件本身的关注度反而少了。”
对很多学生来说,还有无法招架的网课和检查。去年3月,北京师达中学的老师,曾通过网络远程与学生沟通,要求查看学生微信、电脑文件夹,要求学生删除“小游戏”APP。
许涵予所在的学校,上网课时也要被监督。整个学期,他们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下,害怕、侥幸、感激,一种奇妙的感觉在学生之间升腾。随着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一切似乎都回到正轨。然而到了今年的寒假,在一些学校,还没毕业的学生们发现,视频监控的习惯被保留了下来。
程昱琪在北京工作,她经历过严苛的中学生活。但这次回家,她发现自己的寒假与妹妹不是一回事。妹妹被管理的,“有点过了”。
13岁的女孩,是需要正式开始认识美的。但除了黑色,程锦云已经不愿意穿其他颜色的衣服了,天天一身黑——鞋必须黑,外套必须黑,书包也必须黑。书包、水杯、球鞋等物品上不能有任何明显的logo,她现在脚上穿的那双,也是妈妈绞尽脑汁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买来的,一双纯黑色的、看不出牌子的运动鞋。
假期里,她给妹妹买了双蓝橙相间的鞋子,程锦云表扬她“买对时间了,只能假期上辅导班穿。”
让姜云感到难过的是,他们被装进统一制定的壳子里,切割成差不多的模样。
姜云在一个高考大省长大,她回想起自己十年前的假期——她会把作业提前多做一点,省下时间来痛痛快快地玩。“不论是刚放假就把作业写完,还是临开学再狂补作业,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能负得起责任的决定,为什么不放手呢?”
十年前,她的学校里有校内文学刊物,有形形色色的社团,体育课可以选修足球,不升旗的日子可以不用穿校服。而弟弟今年13岁,考了班里第一名,但已经很久没有练琴。她需要和弟弟紧张地守在手机旁,“狼狈又荒唐”地争分夺秒,与作业闯关软件的进度条赛跑。
这一年来,她发现弟弟眼里的光消失了。前几天逛街,弟弟爱不释手一个异形的保温杯,一个像可乐罐子一样的杯子,他几次拿起来又放下,“算了,老师不让带,别买了。”
另一件带有泼墨印花的羽绒服,问了问,也没有买成,“老师肯定会说跟个痞子一样。”学校还不允许学生穿带有毛毛领的衣服。一条毛领对升学率有何害处?姜云不是很理解,她认为,这种妥协不应该发生在13岁,“至少不应该被用在一个杯子上”。
弟弟是个聪明的小孩。十岁时,她想给弟弟买本书,本来想买怀特的童话故事《夏洛的网》,那是一本关于小猪和蜘蛛友情的书,但阴差阳错买成了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弟弟竟然看进去了。
如果没有各种线上教育软件,假期是什么样呢?
“当然是上辅导班了,不过我可以自己安排、自己选,也有休息的时间,至少不会被监控。”刘洋说,假期参加各种辅导班,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语数英文综理综,全补,我有一个同学一周上十三个辅导班。”
刘洋的网名叫 Libertad,是西班牙文自由的意思,他渴望真正的假期:睡到自然醒,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学习、旅游、和亲人同学们聚一聚、看看其他的“课外书”,“我会花时间复习,但肯定不会一门心思扑在知识的海洋里。”而现在,他必须日复一日的宅在家里,在屏幕和书桌前期盼着高中生活快一点结束,等待真正的“假期”来临。
“我们拼命学习,最终成为学校加速扩招的金字招牌。学校扩张高中、初中、小学,全员扩张。”刘洋说,他们是打工者,成绩就是他们的工钱。
也有没坚持走完全程的“半成品”。刘洋听同学说,学校新一届的高一新生,已经转学走了很多人,有承受不了压力“自动下线”的。
“熬的过出众,熬不过出局。”王梦婷就出局了。她在一所超级中学咬着牙撑了快三年,最后时刻休学回家。
起初,她会莫名其妙的情绪崩溃,但她也搞不懂,以为那只是单纯的“认识不足”、“心情不好”。另一方面,班主任不准假,因为会对班级整体成绩造成影响。在集体情绪里,她认为自己没那么重要。
参加完学校的表彰大会、动员大会等一切集体活动后,她干呕、哭泣,甚至间歇性幻听和耳鸣。强烈的无助感和绝望感像潮水一样涌来,“我害怕激昂的领奖音乐,害怕演讲的人,害怕舞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后来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在一次调研考试时,王梦婷出现了短暂性昏厥,“时间很短,短到监考老师走来时我已经醒了。”她开始恐惧注视,恐惧考试。没过多久,王梦婷办理了休学手续。
很长一段时间,寒假对于高压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缓冲。但现在,这个缓冲带也消失了。
叫苦不迭的,除了学生和家长,还有老师。对他们来说,放假和上班已经没有区别。姜云的表姐是一所中学的老师,她感觉现在的表姐跟电商客服人员差不多,出门吃个火锅都要随时盯着手机回消息。因为不管怎么样,当状况出现时,老师永远是那个第一个被需要的人。
我们没有找到愿意谈论这件事的老师。但在一条吐槽寒假生活的微博下,老师们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扎堆在评论区里抱怨起来。
“996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是真正的007。”“假设一个老师负责两个班的教学,每个班级里有五十个左右的学生,每天提交一份作业,老师就要负责批改上百份。到底有用吗?”还有人吐槽,“如果网课有用,就不会在开学考试时,全校的成绩像肥皂泡一样啪的破裂,平均分降了有五十分左右。”
就像是有一个奇怪的漩涡,把所有人都拽进去了。
2021年2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学校要加强课堂教学和作业管理,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严格按照规定控制作业总量,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另外,学校不得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对于一部分学生来说,这或许是福音。
但对过来人来说,真正的假期要等到学业结束,才可能到来。“脱离了中学生涯的放假,可能才是真的放假了,假期时间多到不知道该怎么用。”刚刚结束高中生活,堇力觉得自己,如同一根长时间紧压着的弹簧,啪地一下彻底松了。
不只是压力没了。堇力反思过自己,以前她的时间被装进无数个方格里,每个方格对应必须完成的任务,“完不成班主任会收拾你”。但现在,“只要不是硬性规定的,拖着拖着就完全不做了”。生活上也是,平时要是家里没人,她是会主动收拾房间的,可一旦父母要求她做,她就莫名抗拒。
大块空白的时间真正来临,脱离了条条框框的限制,堇力反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了。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自制力了”,如果没人帮她把时间拆开揉碎来安排任务,也没有DDL和考试逼着,她就躺在床上发呆、睡觉、玩手机,“感觉自己还是被关在那个学校里,被关在那个小小的地方。”
青春蓬勃生长着,但是天性难以压抑。堇力想起来,高中时,课间操通报过一件“奇葩”事:某宿舍的几个男生公然违背校规,合伙偷偷买了一双名牌鞋,轮流穿。堇力觉得好笑,“也不知道鞋码是不是一样大的。”但她理解这种心情,越是明令禁止,大家就越是想着法的抵挡。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