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科技是城市的免疫力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Miss XY”（ID:Miss-XY007），作者：MissXY，36氪经授权发布。

“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事物，像防疫系统一样，久经考验又暗藏危机。

在人类7000年的文明史中，大致有三分之二时间，是被瘟疫击败的，流感、天花、霍乱、鼠疫，这些传染病都曾改变过人类的历史。

直到现代医疗技术的突破，带来了疫苗、药物、生命支持技术，人类才在过去一百多年里扳回一城。

今年，新型冠状病毒突袭江城武汉，从感染人数与防疫难度上已经远超17年前的“非典”。

治疗与防疫并重，时间分秒必争。医疗体系内考验科研攻关速度，医疗体系之外则需要重视感染源追踪切断、物资调度供应和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的平衡。时至今日，这道考题不单是对医疗系统的历史大考，更是对中国社会协同能力的考验。

而它叩问的是过去数十年间建设的技术基础设施。

01 如何阻断传染源

“不要低估了人口流动。”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曾通过媒体预警：人口流动关乎疫情的传播速度，今天的人口流动已经是SARS时期的6倍。

十五年前，2002年11月16日，广东顺德出现了第一例“非典”患者，一位厨师。但是，非典后期，北京成为最疫情最严重的城市。

这多少要归因于世界最大规模的季节性人口迁移——春运。

今年同样是春运，再加之武汉之于中国的地理、经济地位，情势更不容乐观。作为“九省通衢”之地，武汉有无数条射线一般的道路，通往中国的东、南、西、北。

同时，作为湖北的省会，武汉是单黄蛋的那个黄，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很强，与周边城市形成了紧密互动的武汉城市群。这也是为何黄冈、孝感等周边城市成为重灾区的重要原因。

1月23日早上10点，武汉正式封城，离汉通道关闭。但在此之前，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这也是湖北之外，绝大部分病例是输入性病例的原因。

如何阻断传染源，成为摆在所有城市治理者面前的最大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说，病人不怕多，就怕漏。

在疫情暴发初期，浙江是除湖北以外病例最多的省份，一部分原因是温州有大量从武汉回流的人群，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浙江最早开始了地毯式的排查。

大年三十，武汉宣布封城的第二天，阿里云工程师已经带口罩开工，一天之内完成数字防疫系统是他们接到的死命令。他们并不慌张，过去十年间建设的云计算基础设施仿佛就是为了此时此刻。

技术的进步早就将计算能力连在网线的另一端，把搭建系统需要“砖头”风干储备。大年初一，浙江省的基层公务员已经拿着手机去进行排查工作。

这不只是一项体力活，他们有“电脑”的帮助。这时他们手里已经有重点区域列表，随后，智能外呼机器人也将加入战斗，让压力最大的社区工作人员可以每天少打几百通电话。

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社区工作人员从未如此真切地体会过邓爷爷这句话的力量。

一个解剖麻雀的例子是，在杭州市中心的长庆街道，用2个社区工作人员、5台电脑、9个显示屏就抵挡了汹涌的疫情。

这背后就是用数字化技术来武装的基层社区，一个大屏就看清楚高危感染源在哪，需要怎么处理。从确诊和疑似病例来源和上报、防控用品日消耗量，到各医院发热门诊的工作情况等信息，都在统一界面下统筹管理，可做实时数据的动态记录。它可以让政府对本省、市的疫情数据和变化趋势有着直观的了解，方便制定恰当的防疫政策。

截至目前，整个浙江仅在温州出现1例死亡病例，杭州的治愈率已经超过82％。

随后，浙江样本迅速复制到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而在杭州本地更是进化成为健康码这样的精准区分人群的工具，在没有云计算支撑的超级APP的城市，是无法实现的。

而这一切都源于2009年开始的中国云计算建设，时至今日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

02 资源调度与分配

疫情抛出的第二个难题是资源调度和分配：如何将一段时间内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最有效的地方。

例如利用已有的医疗资源，最大限度的收治患者，并且依据病情的进展，有序的新增或安排援助的医疗资源。又例如，将医疗物资最大限度提供给最需要的地方。

对于城市医疗系统而言，这是一项超级工程。首先，它对城市系统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有要求；其次，它要求对物资调度和供应有信息共享的机制和平台。

在这场战疫大作战中，武汉的医疗系统在挤兑态势下问题重重，谈高效和有序都颇为不易。但对其他城市的防疫而言，合理科学的规划医疗资源仍有必要。

我们盘点发现，本次疫情中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有一些尝试。

浙江采用的阿里开发的“疫情信息采集系统”就有与之相关的努力。从确诊和疑似病例来源和上报、防控用品日消耗量，到各医院发热门诊的工作情况等信息，都在统一界面下统筹管理，可做实时数据的动态记录。

此外，如果我们都公认这次是全民投入的防疫战，那就无法忽视人（捐赠者、医护人员）、货、平台的协同、调度问题。如果这样理解，我们早已有现成的，演练了10年的范本——电商双11。

医疗物资并不算复杂，它的SKU远远少于电商平台或者大型商超企业销售的类目。目前多家电商平台、科技物流企业和供应链管理公司都具备处理这个级别信息的能力。

中国的科技公司在复杂的成本核算、激烈的市场厮杀中摸爬滚打。目前已有大量团队具备针对即时需求涉及一款信息产品，将供需双方及监督、授权方统筹到同一个信息平台的能力。

在这个平台下，不同身份、来源的捐赠者可以准确上报自己的物资类别，可查询当前物资缺口；不同的医院作为需求方在自身医护人员数量、病区数量、已接诊病人数量等相关指标指导下可领取相应数量的物资。

一目了然的供求数据，也可以提供给防疫指挥部门，作出更具前瞻性的防疫措施，提前规划物资采购量，或者接收社会的捐赠。

一位供职于国内某大型互联网公司行业信息化部门的员工表示，通过现有的二维码和边缘计算芯片等其他技术手段，可以做到物资溯源。

如此前办公室无人零售盒子公司在商品上通过带有RFID芯片的条码来解决自动结算问题，医疗物资分配中也可用打条码方式来在物资捐赠方和物资需求方之间建立起信息溯源机制。

平台型的科技公司已经加入到了用科技减少物资信息部队称的战斗中去。

以阿里为例，由于此前电商平台拥有庞大的供应商群体，他们具备了紧急搭建了一个防疫直采的全球寻源平台能力。阿里的全球寻源平台试图解决的是医疗物资需求方和生产方之间的信息鸿沟和匹配问题。

而在医疗物资捐赠通道受阻时，阿里巴巴菜鸟的物流大数据技术，在调度、配送上功不可没。从现在来看，菜鸟的绿色通道，几乎是救援物资直达武汉各医院最便捷的通路。

留给城市主政者们思考的问题是，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是否具备相应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是否具备快速启动、应用现有技术储备的能力。

03 复工VS防疫

疫情仍在胶着。封城与防疫所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对于各大城市的主政者而言，他们已不是出题者，而成了答题方。

传染病的防控，绝非真的不计代价，它需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舆情、国际影响等因素。以2009年爆发于美国的H1N1流感为例，当时，美国公共卫生间和WHO都严阵以待，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反应。

对于湖北以外的城市而言，有序复工成为更为紧迫的问题。但是，如何阻止人口流动导致的二次爆发呢？问题在于如何区别潜在传染源和健康人群。

杭州推出的“健康码”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依据政府制定的标准，用户在支付宝上，进行健康打卡，申报信息后，将各自领取到一张码。随着用户每天提交状态，所处区域的变化、健康状况的改变等因素，这张码会有红、绿、黄不同的状态。

它们对应着相应的感染风险等级。政府、企业、社区可以据此码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要求隔离或允许复工。

这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构想。2月9日这个系统在杭州余杭上线，2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就建议全国推广，这种具体到人的健康信息码能让疫情防控纳入统一管理。城市逐步复工时，健康码作为依据和凭证。

“无论政府治理现代化，还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人、制度、工具或者技术，这三个要素不可或缺。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提高管理者的素质，又涉及到整个治理体制，同时也需要工具的现代化。”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俞可平曾如是说。

摆在政府面前的问题是，疫情过去之后，2020年早春的这场危机能否成为城市走向良治的阶梯。

面向未来，我们也期待看到一个更科学、更智慧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

同时，疫情也正在韩国、日本、意大利呈现升级的态势。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开卷考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