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网易科技,编译:乐邦,36氪经授权发布。
《连线》网站刊文深度揭秘X这一力争打造下一个谷歌的“登月项目”工厂。在秘密成立7年后,超级神秘的孵化器X让两大项目Loon网络气球和Wing送货无人机独立出去——向我们展示一个不断扩张的谷歌对于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
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
早上6点40分,一个汽车喇叭响了三次。“加气!”一个戴着安全帽、穿着荧光背心的男人喊道。有一种嘶嘶声,氦气开始流动。从附近的一辆卡车上堆得像木材一样的大容器,氦气穿过一系列软管直至55英尺高的地方,然后通过铜管,进入垂下到地面的一根塑料管。
这是6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三,在内华达州北部的温尼马卡,一个偏僻的、横跨I-80高速公路的矿业城镇。Winnemucca是Project Loon项目的测试基地。该宏大的项目在2011年启动,旨在将网络带到地球上众多人口稀疏的,因为复杂地形而难以搭建传统网络基站的地区。Loon计划将气球放飞到距地面6万英尺的高空,而不是建造和维护地面设施,每一个气球都会向近2000平方英里的区域传送网络。
温尼马卡位于内华达州北部,人口不多。该地方非常适合探索如何让巨大的、可传送网络的气球飞到6万英尺的空中。
Loon正在温尼马卡进行测试,因为那里的天空非常空旷,而且有一个机场,高层人士可以坐私人飞机直接从帕洛阿尔托飞过来,航程并不远。今天,该团队正在测试其通信系统的一个新版本,该系统或许能够支持10倍于其当前设置的用户。
半小时后,气球就可以放飞了,它现在被一根红色的横木固定着,三面墙壁挡住了风。在一名挥舞着黄色遥控装置的工程师的指挥下,这个名为“大鸟”(Big Bird)的结构向左旋转90度。就像《狮子王》开场时拉飞奇举起刚出生的辛巴一样,起重机的各个臂向上推高气球。在气球承载起负载的重量的时候——太阳能电池板、天线和各种电子设备——它停顿了片刻。然后,它就随风飘荡,每分钟爬升1000英尺。颇为壮观。
2012年,尼克·科利(Nick Kohli)加入Project Loon这一新生项目时,是负责东奔西跑,寻找和收集来自莫哈韦沙漠、巴西乡村和新西兰海岸的掉落的气球。Loon过往是搜索公司谷歌旗下部门X的一部分,该部门旨在培育大胆的项目,以新颖的方式将新兴技术应用到非常棘手的问题上。其中一个项目就是自动驾驶汽车。(2015年谷歌重组成立母公司Alphabet时,Google X更名为X。)
科利——不是典型的谷歌员工——拥有在大灾难中幸存下来的资质。他没有取得进入医学院的成绩,所以他接受了急诊室技师的培训——这一背景,再加上他的飞行员执照和在内华达山脉的八年搜救经验,让他成为了Loon所需要的那种人才。这种实用的技能组合和操作眼光,使得他成为X完成其使命所需要的众多新型人才之一。X的使命是:在你膝上的电脑和口袋中的手机以外,扩展Alphabet的触角。
借助Alphabet的帮助和资源,科利(现在负责飞行操作)得以见证了Loon的整个进化过程:从当初看着气球偏离数百英里飞行,到像今天这样的发射已经变得稀松平常。这只是向实现Loon设想的复杂系统迈出的又一步。
今天,X宣布Loon要“毕业”——成为Alphabet旗下的一家独立公司——标志着它向实现这一使命迈出了重要一步。与另一个用无人机运送货物的项目Wing一样,Loon也将开始建立员工团队,并组建自己的人力资源和公关团队。它的领导者将获得首席执行官的头衔,它的员工将在公司的成功中获得数额不详的股份。创造收入和利润将与改变世界一样重要。
Loon和Wing并不是第一批从X获得毕业文凭的项目(没错,员工会得到真的毕业文凭)。用隐形眼镜监测血糖水平的生命科学项目Verily早在在2015年实现了这一飞跃。2016年12月,自动驾驶项目也取得了飞跃,取名Waymo。网络安全项目Chronicle?在今年1月晋升为独立的公司。
Loon和Wing双双毕业——两个雄心勃勃的大型项目——标志着X的一个分水岭,或许也标志着这个神秘的研究和设计部门开始兑现其使命的时刻。对于这家靠广告发家的科技巨头来说,X并不是一个堆放不适合放在公司结构其它地方的非凡项目的垃圾抽屉。它专注于试图找到方法来催生革命性的产品,这些产品并不只是存在于设备屏幕上,而是能够与现实世界进行互动。通过将Loon和Wing推向世界,X不久以后就将发现它是否能有效地孵化出新的谷歌——以及是否能够将Alphabet置于尚未存在的行业的前沿位置。
但Alphabet催生新一代的“登月项目”公司的尝试,提出了两个问题。这个庞然大物能取得指数级增长吗?我们希望它取得指数级增长吗?
在X山景城总部的Loon实验室里堆满了好几代坠落和漏气的气球。Loon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想法——用高速飞行的热气球取代地面基站——这掩盖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技术问题。2013年,在运作了一年之后,这些气球仍然存在一个不好的习惯:放飞几天后就会爆裂或坠落到地上。(它们带着降落伞来减轻电子设备负载受到的冲击,团队会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提醒它们的降落。)在实现像“大鸟”那样的装置以前——发射过程就像一群孩子试图将风筝放飞那么简单——一阵风就可能会破坏整个气球放飞过程。
现在,一个采用定制设计的、装载各种设备的盒子可确保系统在运送过程中的安全。关键部件放在一个银色的盒子里,它是用金属化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制成的,该类材料反射阳光,保持温暖。一个80英尺长的平板扫描仪可检查聚乙烯的细微缺陷,这些缺陷可使得气球在6万英尺高空的存活时间从几个月削减到几天。
测绘软件可以跟踪漂洋过海的气球,利用机器学习识别出适合的气流来让它们到达任何它们需要到达的地方。有了这些工具,Loon团队了解到:公司可以每半小时发射一个气球,并让气球在空中停留6个月或更长时间。
在Loon的气球取证实验室,帕姆·德斯罗切斯(Pam Desrochers)使用了一个80英尺长的平板扫描仪,对聚乙烯材料进行检测,看看其飞行后是否存在微小缺陷和磨损迹象。
取证小组使用偏振光透镜来发现可使得气球在6万英尺高空的存活时间从几个月削减到几天的缺陷。
这是X所允许的那种开发。六年来,Loon的工程师、设计师和气球回收人员都不用担心诸如资金、收入流、人力资源人员招募或者谁来负责执行公关策略的问题。他们可以使用谷歌的机器学习专业技术以及X的“设计厨房”(design kitchen)——一个面积达2万平方英尺的工作室,用于制作他们能想到的任何机械设备的原型。他们不需要制定详细的商业计划,更不用说创收或者盈利了。他们被允许一遍又一遍地失败,每一次失败他们都能学到一点东西。
X主管阿斯特罗·泰勒(Astro Teller)把X描绘成一个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地方,但他并没有隐瞒Alphabet带来的种种好处,包括新的收入流、战略优势和招聘价值。虽然他不愿透露这家“登月项目”工厂的员工人数或运营预算,但他明确表示,无论你认为X花了多少钱,与它所创造的价值相比,它都是微不足道的。
X主管阿斯特罗·泰勒将“登月项目”定义为通过提出激进的解决方案和部署突破性技术来解决重大问题的想法。
在X内部,追求各种“登月项目”的团队都在寻找自己的失败之路,它们也都受到类似的保护。只要有解决棘手问题的新方法,想法就会受到欢迎。它们来自各方,有的来自员工的大脑,其它的则来自泰勒或谷歌的两位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X员工们埋头钻研学术论文,四处参加各种大会活动,寻找有望成长为参天大树的项目种子。一个未命名的项目源自于一个研究员的NPR采访。
无论想法来自哪里,它们很多都止步于快速评估团队的评估。这一个小团队每周会见几次,不是为了宣扬想法,而是为了将它们驳倒。“我们要问的第一件事是:这个想法能通过近期将会出现的技术实现吗?它能解决一个真正问题的正确部分吗?”领导该团队的菲尔·沃森(Phil Watson)说。违反物理定律就意味着没戏。“你会惊讶于有多少种关于永动机的想法被提出来。”他指出。
这些会议既有烟雾弥漫的宿舍房间那样无拘无束的思考氛围,又有论文答辩时的那种残酷而严苛的氛围。该团队已经考虑过各种各样的想法:从雪崩中产生能量(不可行),在北极周围安装一个铜环来利用地球磁场发电(成本太过高昂),建造海上港口来简化运输物流(会招致巨大的监管麻烦)。他们曾就研制隐形装置一事进行过辩论。技术上似乎可行。“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应该这么做,因为这太酷了——不,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而且它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沃森说,“它肯定会给不法分子带来巨大的便利。”
通过第一次评估的想法被带到Foundry阶段。在这一阶段,领导初出茅庐的项目的那个人需要解决运营他们的项目可能会面临的问题,这是工程师们向来不大愿意做的一件事情。这一阶段的领导者是奥比·费尔腾(Obi Felten),在负责在欧洲推出谷歌产品数年后,他于2012年来到X。
在与泰勒的第一次会面中,费尔腾了解到X在酝酿的所有秘密项目,包括气球网络和送货无人机。她开始问那些负责产品推出的人通常会问的问题。气球进入另一个国家领空合法吗?有隐私问题吗?你们会与电信运营商合作还是与它们竞争?“泰勒看着我说,‘哦,没有人真的在想这些问题。全都是些工程师和科学家,我们只是在思考如何让气球飞起来。’”
任何能通过快速评估团队的严格审查的想法,都会进入奥比·费尔腾领导的Foundry阶段。在这一阶段,领导初出茅庐的项目的那个人需要解决运营他们的项目可能会面临的问题,这是工程师们向来不大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Foundry使用这种强烈的审问手段,来在X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之前,发现那些可能会毁掉一个项目的问题。以用海水制造一种碳中性燃料的Foghorn项目为例。这种技术令人惊叹,旨在解决的问题也意义重大,但两年之后,该团队意识到他们没有办法来在成本上与汽油竞争——并且依赖于更多地处于研究阶段而非开发阶段的技术。X干掉了Foghorn,给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发了奖金,让他们寻找新的项目。Foundry就是旨在确保不合适的项目尽快被淘汰。
这基于一个简单的前提:你越早扼杀一个想法,你就能越快投入时间和金钱到下一个想法。试图改变世界和创造巨大的新公司,意味着要规避传统的进步迹象。揭露那些你正在做的、很可能会失败的事情是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因为一旦它被彻底扼杀了,你就可以回去做下一件事——一件或许能成功的事情。
任何希望符合X要求的项目都必须同时达到三个要求。它必须是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它必须提出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它必须部署突破性的技术。
这一定义直到2010年X开始成形时才出现,X用它来将送货无人机和隐形斗篷中区分开来。这一努力始于一项实验:拉里·佩奇(Larry Page)要求斯坦福计算机科学教授塞巴斯蒂安·特伦(Sebastian Thrun)为他打造一辆自动驾驶汽车。
当时,特伦对这项技术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人:他曾在2005年的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挑战赛中带领斯坦福大学获胜,比赛的内容就是在内华达州普里姆外的莫哈韦沙漠进行一项长达132英里的全自动驾驶汽车竞赛。DARPA在2007年举办另一场难度更大的比赛“城市挑战赛”:让车辆行驶于一个模拟的城市,在那里它们必须要遵守交通法规,穿过十字路口,以及停车。斯坦福大学最终名列第二(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冠军),当时已经在与谷歌共事的特伦来到谷歌成为全职员工,帮助开发街景服务。
DARPA的挑战赛已经证明了汽车可以自动驾驶,但该机构后来不再举行这种比赛。当时,美国汽车制造商关注的是,如何在经济崩溃中存活下来,而不是开发可能摧毁其业务的技术。谷歌是一家软件公司,但它拥有大量的现金储备,将无人驾驶汽车的想法推向市场显然有望拯救生命,产生新的收入流,并将谷歌的触角延伸到其它的领域。
因此,特伦悄悄地雇佣了一个团队,重点招揽思想天马行空的年轻人才,而不是走在领域前沿的知名学者。那些年轻人才有很多都参加过DARPA挑战赛。(其中包括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他后来被谷歌控诉窃取商业机密,令Uber与谷歌陷入激烈的法律纠纷,最终两家公司于今年2月达成和解。)佩奇给该团队制定了一项挑战:选定1000英里的加州道路,他希望开发的车辆能够在上面自动驾驶。特伦的团队称其为“拉里1000”,他们最终在18个月内完成了这项任务。
对谷歌来说,进入实体世界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它对核心的搜索业务之外的项目的兴趣催生了Gmail、谷歌地图和谷歌图书——都是很酷的产品,但仍然全都属于软件。丰田普锐斯在山景城的街道上自动驾驶的场景激发了种种可能性,其中包括更多的非软件项目。
但自动驾驶汽车却落在了谷歌的头上。寻找其他同样困难、复杂、有价值的问题需要某种基础结构。佩奇让特伦成为公司的第一个“其他董事”,负责所有不符合投资者对谷歌的期望的事情。因为特伦要专注于无人驾驶汽车团队(2012年之后,则专注于他的在线教育初创公司Udacity),所以由他的联席主管阿斯特罗·泰勒来掌舵一艘目的和方向尚不明确的航船。
在与佩奇的早期交流中,泰勒想要解决方向的问题。“我说,‘我们是孵化器吗?’”泰勒说。不完全是。他们也不是研究中心。他们在创造新的业务,但这没有传达出正确的意思来。
最后,泰勒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词。“我们要登月吗?”他问佩奇。“对,这就是你们要做的事情。”佩奇回答说。
创建一个研究部门来打造开创性的产品,是自身价值与创新能力息息相关的企业的主流做法。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1925年由AT&T和西方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共同创立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s)。贝尔实验室由美国众多最聪明的科学家组成,以创造晶体管而闻名。晶体管是现代电子产品的基石。它还帮助开发了第一批激光器,并在数学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带领下创立了信息理论学科。该学科为理解信息如何传输和处理创造了一个数学框架。除了8个诺贝尔奖和3个图灵奖以外,该实验室还催生了Unix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C++。
这种广度是贝尔实验室成功的关键。你无法料到下一个突破性技术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没有必要要求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它的领导者能够接受项目目标不明确。”乔恩·格特纳(Jon Gertner)在《创意工厂:贝尔实验室和美国创新的伟大时代》一书中写道,“贝尔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会探究任何与人类交流有关扯上关系的东西,无论是基于电线或者无线电的交流,还是基于录音或视觉图像的交流。”
不过,贝尔实验室在某些界限内运行的。它最有价值的工具是基础研究:它的科学家们花了数年的时间探查化学、物理、冶金、磁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并花更多的时间寻找有望变现的发现。虽然“人类通信”是一个广泛的领域,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延伸到远在可提升AT&T业务(也就是电话业务)的领域之外的领域。
施乐公司(Xerox)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简称PARC)是硅谷建立的第一个伟大的创新实验室,该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之所以脱颖而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科学突破,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将原有技术应用于以前从未被考虑过的新目标。PARC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创造了激光打印机和以太网,并引领了从打孔机向分布式的交互型机器(即个人电脑)的转变,为现代计算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硅谷,PARC最为人熟知的却是施乐没能够在那项工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个实验室开创了图形用户界面的先河——用鼠标控制屏幕上的图标——但最终是乔布斯把这种界面带到了大众面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研究企业创新的亨利·切撒布鲁夫(Henry Chesbrough)指出,施乐的老板们没有白白浪费大好的技术,他们只是没有看到它与自己如何相关。“施乐是在寻找符合复印机和打印机商业模式的东西。”
X给它的员工几乎无限制的权限以及巨大的资金支持,认为它可以创造出以前的实验室可能从未发现过的产品和服务——又或者可能摒弃过的产品和服务。它不做基础研究,而是依赖于其他机构(主要是政府和学术机构)来创建用途可以想象的工具。它并不依赖于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才,并且乐于寻找富有前景的想法以及试图将它们引入进来。
最重要的是,它的职责是扩大Alphabet的业务范围,而不是改善已经存在的业务。揽获诸多诺贝尔奖的贝尔实验室对它的所有者来说是富有价值的,因为它使得电话通话变得更好更便宜。施乐的股东们很感激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因为它发明的激光打印机给他们赚了几十亿美元。
X没有犯这些错误,因为它的职责不是让搜索变得更好。它的职责是确保Alphabet这艘母舰永远不会停止扩张。
从这个角度来看,X最大的项目不是开发自动驾驶汽车,也不是打造气球网络,也不是构想无人操控的无人机——而是建立起一个旨在建造出这些创新公司的部门。它对失败的迷恋和对触动每一个人的想法的热爱,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如果你不是不断地失败,甚至不是愚蠢地失败,那么你还不够努力。
这有益于Alphabet,有益于那些喜欢无人驾驶汽车概念的人(特别是那些不能开车的人),有益于那些喜欢用非侵入式可穿戴设备跟踪健康的想法的人,有益于那些喜欢在世界的黑暗的角落沉浸于互联网世界的想法的人,有益于那些喜欢不影响交通和造成更多二氧化碳排放就能买到汉堡和牙膏的想法的人。
但是,通过谷歌,Alphabet实际上已经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如何与他人交谈,我们在哪里获得新闻,我们该何时离开家以便避开交通堵塞。对大多数人来说,免费获得邮箱服务、详细的地图服务和几乎可查询到任何东西的搜索引擎是很好的事情。X试图通过跳出虚拟领域来扩大这种影响力。批评者已经在说谷歌垄断。
现在想象一下,它的统治延伸到我们的汽车,我们吃的食物,我们订购的商品,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如何连接到互联网。谷歌已经对我们离不开手机的生活部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准备好让它进入我们其它的生活部分了吗?
安德烈·普拉杰(Andre Prager)推着一辆堆满垃圾似的东西的推车走进房间。那些主要是切成小片的纸板,里面混杂着几袋塑料杂物和塑料末梢。普拉杰以前曾参与过保时捷汽车引擎方面的工作。在业余时间,他做了一个喷气式电锯和一台涡轮增压的Vespa小型摩托车。现在他是X的送货无人机项目Wing的机械工程师。这是装载着他的各种失败的推车。
Wing机械工程师安德烈·普拉杰(左)负责打造一个配送系统来尽可能简化通过无人机获取包裹的过程。他和特雷弗·香农尽可能地减少了运动部件。“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人们看到该装置时会多么地不以为然。”普拉杰说。
在2012年Wing项目启动后不久,该团队意识到在地面着陆无人机会垂直飞行要浪费掉大量的能量。相反,他们决定让无人机在空中盘旋,并以某种方式将包裹降落到地面。
该团队的第一次尝试是一个基于线筒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裹会被连接到一根可以从无人机上解线缆的绳子上。“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因为它太简单了。”普拉杰说道。但它很快被证明是一个复杂的烂摊子:把东西卷好来是一大痛点。每个包裹都需要自己的系统,因为线缆是缠在包裹上的,这很难给顾客带来体面的体验。
他们尝试以按压笔和橱柜门为模式打造一种不那么复杂的机械系统。(为了给我展示,普拉杰从推车取出一个原型:一块方形的纸板,上面有一支断了的笔,一个图钉,还有一根绑在上面的稻草。)完全行不通——包裹总是无法脱钩,或者钩子解开后又重新接上,又或者某样东西会断裂。“然后我们说,假如我们可以做到不必用到任何运动部件呢,会怎么样?”另一位在澳大利亚的机械工程师特雷弗·香农(Trevor Shannon)在视频会议中表示。Wing在澳大利亚进行测试。
当Wing团队试验原型时,他们使用最简单的工具来测试新的想法:纸板、图钉和胶带。
得益于像这样的设计,Wing已经准备好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以及在现实世界进行无人机配送。
这一想法促成了他们目前的设计:大小和形状与小土豆相仿,上面有一个用于钩住包裹的凹痕。它很容易用手固定,当有负载的东西落到地面时,钩子的重量自然会把它拉下来。有个“反颌”阻止钩子重新接上包裹。普拉杰并不介意它平平无奇的外形。“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人们看到该装置时会多么地不以为然。”他称。
Wing的目标是,使得人们更容易得到想要的商品,让他们不必花费时间开车去购买。自2014年以来,Wing一直在澳大利亚各地展开试点项目,先是在昆士兰,然后在首都堪培拉。该公司一开始向偏远地区的牧场主提供无人机送货服务,现在正准备在离城市更近的郊区开始飞行。目前,它运送的小包裹来自于顾客在可以从大型连锁药店Chemist Warehouse和快餐店Guzman Y Gomez的订购。
不过,做这种配送的真正障碍并不是配送系统,也不是技术:近年来,电池和航空控制系统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展,足以让一批送货无人机公司实现腾飞。而是在于,如何安全地完成配送,尤其是在空域拥挤、受到严格管控的美国和欧洲。
因此,在2015年,该团队开始构建一个无人驾驶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将其所有的无人机连接起来,给予每架无人机特定的通道来从起点飞到目的地。“我们正在试图打造货运卡车和供它们行驶的道路。”将在Wing从X独立出去以后担任首席技术官的亚当·伍德沃斯(Adam Woodworth)说。项目的难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开发一个跟踪无人机的系统,而是让在空中运营的每一个人都运行同样的系统。Wing正在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合作,并且已将其系统的一些部分开源,以便其他公司可以开发出互通的系统。
随着Wing离开X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它的领导者——首席技术官亚当·伍德沃斯和首席执行官詹姆斯·伯吉斯——将要面对一个失败通常只意味着失败的现实世界。
这个问题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是X旨在解决的那种事情。它不需要工程设计、原型设计或者疯狂的头脑风暴。它需要小心翼翼地与监管机构和竞争对手打交道,进行密切的对话交流——对于这些实体来说,成功意味着一次性把事情做好来。如果Wing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的长期生存就会存在疑问。
这标志着这家新公司将不得不接受的一个改变(Loon也是如此):从X毕业意味着与失败的关系变得不一样了。这些公司正在成为要取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的公司,要提供真正的服务,提供真正的价值来吸引真正的客户。
Loon气球已经累计飞行了近2000万英里。在波多黎各被飓风“玛丽亚”侵袭和秘鲁发生特大洪水后,Loon分别向这两个地区提供了网络。现在,它得做某种更加困难的事情。“是时候离巢了。”电信行业资深人士阿拉斯泰尔·韦斯特加思(Alastair Westgarth)说。他在一年半前来到X公司,将成为Loon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工作将会是,与世界各地的电信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他的气球整合到它们的网络,为它们的客户提供联网服务。韦斯特加斯指出,保持大胆,不断推动创新至关重要。“但与此同时,你不会想要冒存亡性的风险。”
Loon的首席执行官将会是阿拉斯泰尔·韦斯特加斯,作为电信行业的资深人士,他将负责敲定与世界各地的电信公司的合作协议,将自家公司的气球部署到它们的网络当中,为他们的客户提供网络服务。
在现实世界中,失败就是失败。慢慢地,你的求死愿望会变成生存本能。
X将密切关注初出茅庐的Loon和Wing,但它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转移到寻找新的“登月项目”来取代它们上。网络气球和送货无人机究竟会主宰天空,还是坠毁在地球上,将需要数年的时间来检验。关于X的产品失败、修修补补、改良和推出对我们其他人意味着什么,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答案。
但是,回到Winnemucca,发射出的那个气球正在稳步上升。它进入了沙漠地带,在这一地区待上一晚,接着再飞往丹佛,然后是内布拉斯加州。尼克·科利告诉我,几天前从波多黎各的基地发射的三个气球在该地区。我的眼睛不停地来回转来转去,直到在科利的引导下,我发现了在我头顶62500英尺高的地方,最微小、最白的白点在静静地移动。那大约是到月球距离的0.005%,仔细想想,那其实并不是那么地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