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领读 | 时间管理已经过时了，未来需要的是懂得“时机管理”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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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是一门科学，它是一个多层面、跨学科的新兴研究体系，是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全新见解，并为更智慧地工作和改善生活提供有益的指导。本文来自摘选自《时机管理：完美时机的隐秘模式》

书籍摘录

警觉、抑制和日常最优表现的秘密

我们来认识一下琳达。她31岁，单身，说话直接，非常聪明，大学主修哲学。早在学生时期，琳达就深切关注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并参加了反核示威。

在进一步了解琳达之前，我来问你一个关于她的问题。你觉得以下哪个判断更可能是真的?

a.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

b.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积极的女权主义者。

面对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会选b。它很符合直觉，对吗?一个有正义感、反核的哲学系学生，听起来就应该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但其实a才是，也一定是正确的答案。琳达并不是真实人物，这也不是一个关于立场的问题，而完全是一个逻辑问题。不管是一个坚持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还是一个唱山歌的银行出纳员，或是讨厌香菜的银行出纳员，都是“银行出纳员”的一个子集，而子集永远不会比它们所属的全集更大。1983年，丹尼尔·卡尼曼与合作者阿莫斯·特沃斯基用“琳达问题”演示了“连词谬误”，这是人类常犯的一种推理错误。

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研究者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比如上午9点和晚上8点，分别提出“琳达问题”，根据提问时间，研究者预测到了被试者是会做出正确回答，还是会掉进认知陷阱。早晨时，人们更有可能说出正确结果。研究者也发现了一个有趣和重要的例外，我很快会说到。但是与开电话会议的高管们一样，人们的表现在开始时很好，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差。

在形成偏见方面，这样的模式也在发挥作用。研究人员要求被试者评判一个虚构被告人的罪行。所有被试“陪审员”都阅读了同样一组事实，但其中一半人读到的罪犯名字是罗伯特·加纳，另一半读到是罗伯托·加西亚。在早上，两名被告获得的判决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到了晚上，“陪审员”更愿意相信加西亚有罪，加纳无辜。对于这组“陪审员”而言，理性评估证据所依赖的思维敏锐性在早上更高，而导致人们诉诸于偏见的思维惰性则随着当天的时间线而递增。

一个多世纪以前，科学家开始测量一天中各个时间对人的大脑的影响。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开创性地进行了一些实验，证明人们在早上比在晚上更能够有效地学习和记忆一些无意义的音节。从那以后，研究人员继续对一系列思维活动进行调查，并得出了三个关键结论。

第一，人的认知能力在一天中不会保持不变。在16个小时左右的清醒时间里，人的认知能力是在以一种规律的、可预见的方式发生改变。某些时段，人们会比其他时候要更聪明、更敏锐、更有创造力，或者更愚笨、更迟钝、更缺乏创意。

第二，这些日常波动比人们想象的要更极端。牛津大学神经科学家和时间生物学家拉塞尔·福斯特认为:“每天的高点和低点之间的表现差异，相当于喝了法定饮酒量的效果。”其他研究已经表明，时间效应可以解释20%的人类认知能力差异。

第三，人们如何做取决于他在做什么。英国心理学家西蒙·福卡德说:“脑力表现的时间效应研究给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结论，也许是执行特定任务的最佳时间取决于该任务的性质。”

“琳达问题”是一种分析型任务。它确实很难，但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创造力或敏锐度。它有一个正确答案，而且可以通过逻辑推演得出。大量的证据表明，成年人在早晨解决此类问题的思维表现最佳。当我们醒来时，体温会慢慢升高。温度的上升逐渐提高了我们的能量水平和警觉性，反过来又促进了我们的执行力、注意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敏锐的分析能力会在上午晚些时候或中午左右达到高峰。

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大脑在早上警觉性更高。在“琳达问题”中，有关琳达大学经历的资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其实是干扰信息，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通常，我们的大脑在早晨处于警惕模式，可以有效排除这种注意力干扰。

但警觉性也有其极限。一小时一小时不间断地高强度工作，让我们的大脑卫士开始感到疲倦，它们会偷偷溜去抽根烟或方便一下。在它们离开后，混乱的逻辑、危险的偏见和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便会乘虚而入。警觉性和能量水平在早上爬升并在中午时达到顶峰，在下午直线下降。同时，保持注意力集中的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也随之下降，而分析能力就像那些植物的叶子一样闭合起来。

时间效应是非常重要的，但却往往不被我们理解。例如，丹麦小学生和其他地方的学生一样，每年都要接受一系列的标准化考试，以评估他们的学习效果和学校的教学情况。他们要在电脑上完成这些考试，由于学校的电脑数量比学生人数少，学生不可能同时参加考试。因此，考试时间取决于每个班级的课表和电脑够不够用。一部分学生在上午考试，一部分则要在下午。

哈佛大学的弗朗西丝卡·吉诺和两位丹麦研究人员对200万名丹麦学生的4年考试结果进行分析，并将分数与学生参加考试的时间比对后，发现了一种既有趣又令人不安的相关性。学生早上参加考试取得的成绩要高于下午参加考试取得的成绩。事实上，每过一个小时，考试成绩都比前一个小时下降一点点。考试时间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与其父母的收入和文化水平低，或者一学年缺课两个星期对成绩的影响相当。时间不能说明一切，但时间非常重要。

美国的情况似乎也是如此。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诺兰·波普对洛杉矶近200万名学生的标准考试分数和课堂成绩进行了研究。不管开始上课的时间是几点，“比起后两节课上数学课，前两节课上数学课，学生数学考试的平均成绩更高”，在加利福尼亚州州级考试中的成绩也更高。虽然波普说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但“结果表明，学生在早晨的学习效率往往更高，尤其是在数学方面”，因此，学校可以“通过简单的课表调整”来促进学生的学习。

但是，在你调整工作安排、把所有重要事务塞到上午之前，必须谨慎一点儿。并非所有的脑力劳动都毫无差别，下面的小测验可以说明这一点。

埃内斯托是一位古董钱币商。一天，有人给他带来了一枚美丽的青铜硬币。硬币的一面是一位皇帝的头像，另一面是日期:公元前544年。埃内斯托仔细检查了这枚硬币，但没有买下它，而是打电话报了警。为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社会科学家所称的“洞察力问题”。在这类问题当中，运用逻辑、算法式的方法进行推理，不会得到正确答案。面对洞察力问题，人们开始时会运用系统的、循序渐进的方法，直到这种方法行不通了。一些人会举手认输，相信自己绝对没有穿墙之术。另一些人则会经受住挫败的考验，终于在某个时刻“灵光乍现”，他们会重新审视问题，并迅速发现解决方案。

重新看一下那个硬币难题?答案会让你恍然大悟。硬币上的日期是“公元前544年”，也就是在耶稣诞生之前544年。那时耶稣还未出生，当然不会有人知道他将在500年后出生，所以不可能用“公元前”这样的说法。因此，这显然是一个骗局。

美国心理学家马雷克·维斯和罗斯·扎克斯将这个问题和其他洞察力问题抛给了一群自称在早上思维最活跃的人。

研究人员在上午8点半到9点半测试了一半被试者，在下午4点半到5点半测试了另一半被试者。这些早上思维最活跃的人更有可能在下午答对硬币问题。维斯和扎克斯发现，“在解决洞察力问题时，在一天中非理想时间参与测试的人，比在一天中理想时间参与测试的人表现更出色。”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可以追溯到守卫“认知城堡”的那些哨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早晨是那些守卫保持警惕、准备击退任何侵略者的时段。这种警觉性通常被称为“抑制性控制”，可以帮助大脑排除干扰来解决分析型问题。但是洞察力问题不同，它们不需要太多的警惕和抑制。当守卫不在时，这种“灵光”更有可能乍现。在那些放松的时刻分散一下注意力，有助于发现我们满怀戒备时可能错过的一些联系。对于分析型问题，缺乏抑制性控制是缺陷，但对于洞察力问题，这变成了优势。

有些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灵感悖论”，即“当人的脑力不在最优状态时，创新能力和创造力反而是最鼎盛的，至少在昼夜节律方面是这样的”。维斯和扎克斯指出，他们的研究同样表明，“把诸如艺术和创意写作这样的课程放在一天中的非最佳时间，将有助于学生们在这些学科上取得最好成绩”，就像对丹麦和洛杉矶学校进行的研究所发现的，学生们最好在上午学习数学等分析性学科。

人的情绪和脑力在一天之中会有所波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情绪变化遵循共同的模式:高峰、低谷和反弹。这有助于塑造一种双重能力模式。早晨，在脑力高峰期间，大多数人都擅长解决“琳达问题”，即分析型的工作，这类工作需要敏锐、警觉和注意力高度集中。一天中的晚些时候，在情绪回升期，大多数人会更善于解决硬币难题，即需要较少抑制和专注的洞察力问题(只有极少数人在午间低谷时更善于解决此类问题，我将在下一章进行解释)。我们就像德梅朗的那盆含羞草，能力遵循着身体的生物钟自觉开合，不受主观控制。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在结论中留有小小余地，注意，我说的是“大多数人”。这种普遍模式有一个例外，特别是在能力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

想象一下，你和三个你认识的人并排站在一起，其中一位很可能就是那个生物钟与其他三人全然不同的人。

《时机管理：完美时机的隐秘模式》

作者简介

丹尼尔·平克

未来学家、趋势专家，TED大会特邀演讲嘉宾，连续四次入选“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榜单。

全球知名的演讲经纪公司华盛顿演讲局签约演讲家，与该公司签约的还有美国前总统里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

曾任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首席演讲撰稿人，美国前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克的得力助手。

世界知名杂志《连线》特约编辑，《纽约时报》《哈佛商业评论》《快公司》等的长期撰稿人，也是全球著名媒体CNN、CNBC、ABC、NPR的商业趋势分析专家。曾出版畅销书《全新思维》《驱动力（经典版）》《全新销售》等。

美国西北大学文学学士，耶鲁大学法学博士，蜚誉全球的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杜鲁门学者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