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之后，这家公司应该被重新估值

如果不是因为大选年的选举结果出乎硅谷的意料，旧金山湾区的程序员们应该还会兴致勃勃的观看每年这个大洋彼岸的购物狂欢节——双11。三年前，当淘宝、支付宝的声名还没有今天如此这般远播全球，看到11号凌晨的支付峰值时，彼岸的工程师们是一脸what’s the hell：能承受如此巨量交易峰值的，背后是什么系统？是天猫的系统、支付宝的系统。每年双11零点开始的时候，都是支付最拥堵的时候，而今年已经丝毫感受不到。 

2016年双11开始不到7分钟，交易额就突破了百亿，而在前十分钟的最高交易峰值达到了每秒12万笔，远超去年此时的峰值每秒8.59万笔。与双11最开始时“支付宝还可以，但卡在银行那里”不同，今年，银行的峰值能力表现也极为突出，在双11这个练兵场，互联网速度引起了一种“中国速度”。

从支付宝诞生至今，人们习惯于将它视为一个“工具”，它的价值因此被定义为中国版PayPal，但当它已经渗透于生活、交易的各个角落，这种计算方法显然就落后了。

2015年10月，Google成立母公司Alphabet。两者的关系一如现在的支付宝和支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金服。Google的创始人希望人们看到搜索功能之外的Google的巨大价值：能和世界围棋冠军对弈的机器人、能和苹果iOS抗衡的Android系统，能让外界充满想象的X实验室……蚂蚁金服也是这样，它希望人们看到支付宝以外的中国式创新：极大降低理财门槛的理财服务、可以摆脱人工审核的网络贷款、规模足以匹敌信用卡的消费信贷服务、还有这所有业务的基础：信用体系、风控系统、技术保障与创新。 

与其他互联网公司站在风口等待风来（更多时候，风是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吹来）不同，早年的支付宝或者说现在的蚂蚁金服更多根据中国用户的需求，以问题导向做中国式创新，才一步步有了今天的蚂蚁金服。

9月的G20峰会，让杭州留给世界深刻印象的，并不是秀美的西湖，而是遍布于这个城市衣食住行的移动支付，杭州因此被誉为“世界移动支付之城”。而为此做出主要贡献的，正是来杭州本地的企业：快捷支付是蚂蚁金服给整个移动支付时代的一个大礼。 

在Gartner的一项报告中，支付宝的快捷支付和微信红包被列为为数不多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专利式创新。而如果论及“先来后到”，微信红包还要对支付宝快捷支付说一声“谢谢”：如果没有快捷支付的创新，没有支付宝提出的支付机构与银行端口的直连，用户的付款环节还需要在银行的网银之间来回跳转，体验之差已经不是今天的用户所能想见。可以说，移动支付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同样构成整个移动互联网的“软硬”基础。没有快捷支付，就没有移动支付，没有移动支付，所有用户会因为支付环节的卡壳重返PC时代。 

如果说快捷支付还是在“支付”领域内的升级，那么余额宝的出现则意味着蚂蚁金服有能力解决另一个社会落后性问题：金融服务的高门槛。风险与收益从来是匹配的，服务质量与服务价格从来是匹配的，余额宝并没有违反这些规律，而是在另一个维度做出了创新。它的意义在于：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了投资消费的打通，并极大降低了理财的门槛。在余额宝出现之前，数以亿计的“草根”用户始终把金融服务想象为遥远冷漠的交易大厅和银行贵宾区，要等到“有钱的时候再说”。 

理财是“等有钱了再说”，同样，对很多草根用户来说，贷款是“等有人了再说”。——银行贷款都是给大企业的，普通老百姓没人没关系，怎么能贷到款呢？现在的情况则是：可以贷到款，还能提前消费。2010年开始，阿里小贷（网商银行的前身）正是为了解决阿里巴巴卖家的贷款难问题，最初由阿里巴巴成立的两家小贷公司来承接贷款需求，而后逐渐过渡到央行首批试点的民营银行之一：网商银行。尽管这些贷款仍然主要在“阿里系”的交易平台内，但规模和效率值得一书：5年多给400多万小企业放贷7000多亿，其背后的人员投入不足四百人。 

如此精简高效的工作方式难免让人们拿蚂蚁金服和银行来对比。曾经一段时间内，人们往往把蚂蚁金服与银行体系对立起来，认为支付宝、余额宝颠覆了传统金融，抢了银行的金饭碗。但三年多时间过去，无论蚂蚁金服自己，还是银行业，都对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双11期间，一个关于蚂蚁花呗的数据非常精准了描述了这种转变：有740万花呗用户从未办理过信用卡，但在使用花呗之后成了信用卡用户。有趣的是，早年的双11，银行的支付系统成为双11支付的短板，而现在，银行的峰值处理能力也因为每年双11的“练兵”，到达了世界领先的处理速度——曾经双方互相不忿的西装T恤，反而相互促进激发，融合成了一种中国速度和中国效率。这可谓是支付宝、余额宝们生于“颠覆”，长于“鲶鱼”，成于“标杆”。

成长速度快一般会引发人们对风险的担忧。当购买理财产品、买保险、申请贷款都只需要手指头在手机上一点，那么会不会造成更多风险，更多冲动？除去整个移动互联网所面临的信息安全、电信诈骗等需要集社会之力解决的问题之外，蚂蚁金服所与风险平衡的是风控体系和信用体系。“手机丢了支付宝就被盗了！”类似的题目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似乎形成一种错觉：支付宝不安全。但正如飞机事故总能获得比汽车车祸更多关注的原因相同：正是因为少，才受到关注。数据显示，支付宝的资损率已经被控制在十万分之一以内。 

如果这种安全风控能力只服务于公司自身产品，那不免显得有些浪费。近年来，蚂蚁金服也意识到安全能力开放的价值：将安全风控手段、积累的经验、动态的大数据样本与公检法部门、其他政府机构、银行等等合作和共享，形成一种“线上+线下”的安全风控网络。 

如果说安全风控网络的对手是“小人”，那么征信体系则更多面向“君子”。2015年初，蚂蚁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开始公测，成为央行试点的8家民间征信机构之一。征信系统给经济履约能力强的人以更多便利和高级服务，给信用差的人以惩戒，给普遍缺乏诚信的中国社会构筑了一个网络信用空间。很难想象，几年前，你能用手机叫到一个陌生人的车，还能先乘车再付费。 

征信体系对买服务、卖服务的两端都有衡量，信用记录的丰富让两端的人又更加信任这个信用体系，形成良性循环。而形成一种有趣的历史呼应的是，1999年阿里巴巴刚成立时，其推出的“诚信通”会员服务就是暗含“信用体系”内核，而当蚂蚁金服真的扎扎实实的深入每一个生活、交易领域，拥有“社会数据库”基础的时候，它最具有想象空间的业务，仍然是征信业务，只是十多年时间，社会的信息化基础已经是沧海桑田。 

当一家公司只能解决一个平台问题的时候，它是优秀企业，当它可以解决社会问题时，它就可以被称作卓越企业。经常有朋友习惯将腾讯、阿里巴巴，或者微信、支付宝做简单的业务对比，认为两者在不同领域各有千秋：一是游戏与社交，一是电商与金融服务。而跳脱业务对比来看，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的阿里系公司，无疑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价值：让资金使用效率更高、极大的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并且从网络世界开始，建造了一个信用体系。 

10月初，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曾经提出五新理论：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每一个“新”，都致力于解决一个“旧”的社会落后性问题。而其中的新金融，指的正是蚂蚁金服代表的行业，或者说是它撬动金融行业所要走向的“新金融”行业：每一个有真实需求的个人或者小微业者，都有权利获得价格合理的、平等无差异的金融服务。 

今年秋天，里昂证券给了蚂蚁金服新的估值：750亿美元，其中支付宝估值500亿美元。比之4月底新一轮融资时的600亿美元的估值，已经上浮25%。然而对于所有国外投资机构来说，在其业务价值之外，蚂蚁金服的社会价值并未被中国用户之外的世界所充分感知，它在支付宝之外的扩展和渗透鲜有人作为整体考量其意义：蚂蚁金服和它所代表的行业，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及发达国家全面、被抑制的金融系统，却从服务于草根平民的创新中获得改善整个社会服务、社会诚信的能力与机会。从这一点来说，这个冬天开始，对蚂蚁金服这家公司的估量，要重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