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微软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现任NBA洛杉矶快船队老板。在2006年亿万富翁列表中,被福布斯杂志排在24位,拥有资产136亿美元。鲍尔默于1980年加盟微软,先后担任微软公司销售支持执行副总裁,微软公司总裁。他是比尔·盖茨聘用的第一位商务经理。近日,他与Backchannel讨论了他创立“美国事实(USA Facts)”的原因、运营一个球队和技术公司的区别、以及他为什么向Twitter投资了数亿美元。
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从来不是那种只让事实说话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他是富有活力的微软执行副总裁,在Safeco领域的全体会议上高声呼喊“开发者!开发者!开发者!”;在继承比尔·盖茨成为微软CEO后,他也是不容忽视的狠角色——至少你肯定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微软不重要。从微软离职后,他用20亿美元买下了NBA的著名球队——洛杉矶快船。因为这件事,全世界都开始重新认识他。
然而,今年春天,我们了解到,61岁的巴尔默开始投身于一件不太像他作风的事业:他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政府统计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可以用来判断美国政府如何是花钱、如何创造收入以及谁是政府资金的受益者。这个名为“美国事实”的数据库,是鲍尔默在他的妻子建议他改变慈善事业轨迹后出资建立的。“美国事实”提供了长达一篇长篇报告,并在这篇报告中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
尽管鲍尔默投入了很多资金在他所关心的社会事业上,但“美国事实”却与此前的投入有所不同。鲍尔默喜欢数字,也相信数据可以带来变革。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美国事实”,就是使用公共的统计数据来发现政府正在做、或没有在做的事。在鲍尔默看来,人们如何利用这些信息,都取决于他们自己。
而且,这个项目还帮助鲍尔默填补了他在快船NBA季后赛首轮失利之后的空闲时间。近日,他坐下来,与Backchannel讨论了他创立“美国事实”的原因、运营一个球队和技术公司的区别、以及他为什么向Twitter投资了数亿美元。
问:你为什么创立“美国事实”?
答:一直以来,我的妻子Connie都专注于帮助那些有劣势的孩子们。当我从微软离职后,她对我说:“现在你终于可以帮我了,我们一起干吧!”我不以为然,告诉她这是需要政府去解决的问题,不需要动用私人资金。我们缴纳税款,之后政府会去处理这些问题的。她听完后说,“事实上,这样说并不完全准确”。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她“所以美国的税收究竟怎么了?有多少是真正用于帮助弱势孩子的?又有多少是用于帮助穷人呢?”问出这些问题时,我还暗自觉得“好吧,是时候让她知道我才是对的了”。但事实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确是错了。
问:你是意思是你的数据可以明显地显示出政府在解决收入不平等方面做得不够吗?如果是,作为一个亿万富翁,看到这些数据和事实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我比大多数人都幸运。这让我可以从跟大多数人都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政府知道,做什么事是对的。我和我的妻子想要给每一个孩子一个拥有美国梦的机会,政府必须认真处理这个问题。
其次,民主制国家如何去平衡贫富差距是由其代议制政府决定的。所以,无论他们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愿意服从并跟随。不论人们想削减开支还是加税,这都是人民的意志。
然而,作为一个商人,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出现财政赤字。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坚持,因为我真的认为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自己的美国梦。
问:“美国梦”这个词在“美国事实”中显得极其重要,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答: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机会。虽然我知道,他们无法享受绝对的平等,但是,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好时代,他们不应该与机会绝缘——这是美国梦很重要的一部分。
问:在这个后事实时代,你却创建了一个基于事实的网站。这是为什么呢?
答:我被事实中所蕴含的大量受众兴趣点所震撼了。当我们第一次上线时,网站的用户就激增了60多万。即使这些用户现在已经消失,但我仍然很震惊。目前,我们只有两个全职人员运营在这个网站。我们跟更多的承包商合作,突然间,有兴趣的人们对于事实有了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事实也提供给了儿童、高中生和大学生们。这些都让我知道,人们对事实感兴趣,因而我们必须时刻确保数据的及时性、相关性和专门性。
问:人们对于事实是否可以解决争论一直持保留态度,对此您怎么看?
答:事实总是可以解决政治争论。这一点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现在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但要是真的遇到问题时,能够解决的只有数据。
问:那您知道现在有些人其实是拒绝接受真实数据的吗?
答:如果有人说“我的政治信仰不是由这些数字和事实决定的”,我相信。但这不是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问题,这是关于具体的立法草案和预算案——它事关细节。“我们要在SNAP(食品券)上花费300亿美元吗?”“我们会在SNAP上花费100亿美元吗”“我们会在SNAP上花费500亿美元吗?”这些都是实实在在需要有人去做的决定,这些决定可能会得到立法机关的批准。
问:你认为展示出这些数据真的会改变些什么吗?
答:从微软离职后,我曾经认为解决一件事儿的路径就是:问题—解决方案—答案。可是现在,我更希望去推动对话、促进讨论、帮助改善。因为我发现,面对机会不平等这种问题,如果我们说“解决它!”那么对应的解决方案肯定是“我们认为机会平等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如此,这个问题并不会被我们解决,而且极有可能一辈子也解决不了。反之,如果我们用成为推动这件事情的一份子,那么不仅是现在,在将来我们也能持续发挥作用。而且,数据的存在也能让我们的努力更容易被更多人看到。
问:您认为像NBA这样的大型体育联盟能从科技的世界中学到什么?
答:我认为科技界可以在改变粉丝体验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一直觉得球迷们可以有更好的体验——不仅在舞台上,还有在家里——所以我对虚拟现实技术特别感兴趣。
问:那您认为科技界可以从篮球场上学到什么呢?
答:在科技界,人们都以为我们有高效的问责制——因为我们能处理好人才,我们也相信团队合作的力量。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在商业的世界中你可以用“我做得不对,但我会继续好好干”、“好的,我们会改进”来混淆视听或推脱责任。其实,科技界的员工真的很喜欢说废话:我的考核得分是多少?这个是多少?那个是多少?我做得很好吗?我想跟你谈谈……
但在篮球场上,可没有那么多的迂回和隐藏。你的表现完全是透明的,没有办法为自己开脱或者和稀泥。你要么胜利,要么输掉,这就是硬道理;你的赛季结束了,还是还没结束,这都是纯二分法,这是世界上最高效的问责制。在球场上,每个人都可以评估你的表现;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是具有可信度的;每个人都可以观看比赛;每个人都可撰写评论,体育专栏作家绝对知道总经理知道的一切。对,是一切。你的个人表现可以用跟商业世界完全不同的套路来进行评估和审查——每24秒,我就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团队合作到底好不好——而这,就是世界上最有效的问责制。
大多数企业都表示:“员工的薪酬我们要保密。”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在篮球界,每个人都准确地知道你的薪酬,你的排名,以及跟排名挂钩的你的表现。我无法肯定地告诉你,明年哪些球员将会出现在我们的队伍中,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问责制一直在那儿,而且我们能够衡量几年内球队能否赢得NBA总冠军。
问:那如果我白手起家创立一家科技公司,我也应该将员工的薪水对媒体保持透明吗?
答:我只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过,不太有发言权。但我会说,提高科技行业责任感的机会并不是非实质的,它与宝洁这类快消企业不同。宝洁公司每季度都必须拿出好看的销售报表。但是,一些现在赚钱的科技公司说他们正在投资未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问责制又在哪里?你完全可以说:“最终的问责制是股票价格。”某种程度上是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因为股票价格虽然肉眼可见,但一家企业的胜利或失败不能只从股票价格来评价。
问:你对Twitter大量投资,现在持股百分之四。对Twitter的发展您感觉怎么样?
答:从股价的角度来看,Twitter还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发展。我认为Twitter应该能跑赢市场,因为它仍然是一个有无限机会的公司,虽然这些机会还得通过踏实的努力去实现。况且,我也没有把当投资者作为我的主要活动。现在,我对“美国事实”更感兴趣,我对我们的慈善事业更感兴趣,当然,我对篮球也很感兴趣。
问:最后问一个关于微软的问题。当公司在法庭上为自己是否有垄断行为辩护时,你说,科技具有原动力,微软是无法垄断的。事实上,微软确实已经丧失了主导地位。您想跟大家说,“我早说过”吗?
答:不,商场上总会有几个大家伙、一群不大不小的家伙和还有很多小家伙。你不用强求保持在一个水平——你可以下滑,也可以放弃。无论一个企业看上去有多坚不可摧,更新迭代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不关心微软能否一直保持在Top5,我真正关心的是微软本身。毕竟,我拥有很多微软的股份。不过,这个问题也许在20年后才会有答案。可能到那个时候,快船队已经有五个NBA总冠军了。又或许是十个呢?这点儿野心总是要有的。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