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首发自“大家”(ID:ipress),作者刘远举。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无人驾驶、攻克癌症、机器人养老、技术奇点、性爱机器人、永生,计算机共产主义……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充满着这些五光十色、令人惊奇的话语。仿佛我们即将推开一扇门,门后就是物质充裕、技术发达的美好社会。所以,在我写的《80后、90后终将晚景凄凉》一文后,很多人反驳说:未来有机器人养老。
然而,遗憾的是,这已经不是中国人第一次这样认为了。
1958年7月25日,陈丕显在上海新华分社知识座谈会上,与新华总社社长穆青,预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后的上海的样子:
吃的方面,凡是重要的路口,原来设立饭店、点心店、茶水点的地方,早上自动有人把客饭烧好,米饭和几种面食做好,放在保温桶里,谁路过的就可以进来吃,看到吃得差不多了,就从旁边的预留的小仓库里拿出一些原料来烧好,给后面的人吃。原料怎么来呢?因为公社和公社之间的价值交换被打破了,因此城乡差别也没有了,郊外的土地里的菜和猪,都自动有人杀好、切好、摘好,自动就近送来。
穿的方面,玲珑五色,男女服饰的差异极大缩小,基本上都是涤纶面料,棉布面料不要有了。
用的方面,大致是原来的工厂解散后,留下几个万能机器,你要点什么东西,去看看有没有;没有的当场又造不出来的,写一张大字报贴在门口,请会做的人来做;要是看到机器需要的原料短少了,就近的人自动带一些矿石、再生利用能源放在万能机器的仓库里。会造某样东西的人相帮造出某项大字报上所需的东西后,写上注释,或当场向其他人解说。
住的方面,原有的石库门以上等级的房子,凿去一些封建和资本主义内容的装饰后,继续可以用;新造的工人新村到了一定时候有了多余,加上家庭的取消,今天住到这里,明天住到那里,住个几天,用的东西自动消毒好,破掉的被子和日用品可以去万能机器那里自己制造或者领取。
行的方面,脚踏车给小孩用,大人一律用三轮机动车,这样油料节省;老人因为吃了长生药,寿命不断延长,开车100岁也没有问题,1958年时候的中年人到那时候照样有力气劳动。火车自动化无人化,好像流水线一样在全国来回走,也不要钱,长距离旅行就靠火车。
我看到这个预测之后,脑子冒出一句话:知识分子用“自动”两个字轻率的克服了人性,而市场,则用看不见的手完成一切。
回到正题上,60年代的预测,吃的方面,预测得太保守,低估了2000年的物质丰裕程度。穿衣方面,也很保守,现在的人们的需求已超越化纤,回归棉布。在出行方面,对火车的预测基本上算是实现了。
但是,在最重要的技术方面,60年前的人太乐观了。万能机器并没有出现。万能机器,理论上,应是以纳米科技为基础,从下往上堆砌的过程,现在看来,还为时尚早。生物技术方面,也预测的过于乐观。1958年的中年人,就算当时30岁,现在也90岁了,肯定没有力气劳动了。
1958年,正是如火如荼的大跃进时代,乐观是自然的,甚至是一种政治正确。不过,这种乐观并不仅仅出现在的60年代。
我们再来看看80年代,是怎么预测2000年的。我记得小时候的作文是这样写的:“2000年的早上,我从梦中醒来,窗户自动打开,阳光照射进来,机器人端来早餐。吃过早餐之后,我坐上飞行汽车,飞到了学校。”
这段话,应该让很多人想起自己的童年。80年代的中国,有一种不亚于、甚至高于今天的普遍乐观。比如,叶永烈1978年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以及同一年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那个时代的科幻小说对未来的预测都是非常乐观的,而小学生的作文不过是一面镜子。
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人寄希望于“万能机器”生产出各种产品的话,如今的中国人则寄希望于AI实现一切。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快,在很多领域,已经超越了人类,但是,行业有意无意的回避了“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在1950年提出的著名的图灵测验,即通过问答来测试计算机是否具有同人相等的智力。这一实验至今仍是人工智能的最重要标准。
现在有一些取巧的办法通过图灵实验,但那不足为凭。其实,有个并不是很准确,但简单有效的办法。AI技术有进步,肯定会马上用于手机,所以,现在Siri、小冰有多弱智,目前的人工智能离通过图灵实验就有多远。
目前热门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本质上仍是仿生。回顾人类的仿生史,在没有搞懂原理的情况下的模仿,都是粗劣的。直到有了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之后,人类才能在某些方面,和鸟、鱼一样。即便如此,扑翼飞机,这种更高效率的结构,仍是遥不可及的,人类在某些方面仍然赶不上自然在漫长时间中演化出来的结构。那么,在不了智能的原理的情况下,通过拙劣的模仿,获得大脑,这个宇宙间最复杂的结构的功能。这很难令人信服。
前不久,瑞典的一家在线银行Nordnet,就准备把分析数据的AI员工炒鱿鱼,英国一家超市也解雇了一个上岗仅一周的导购机器人Fabio。在另一个AI的重要领域——自动驾驶,泡沫之声已经越来越大。归根到底,这是因为不管是在需要灵活性的数据分析上,还是导购时的沟通上,或者识别开放环境中的物体上,AI仍然比人类差太多。
退一步看,即便AI获得突破,要养老当护士,AI还必须从屏幕上走出来。关于这一点,最近也有坏消息。
本田的ASimo是一款明星机器人,它诞生于2000年,是世界第一款真正意义上可双足行走的机器人,但是,在经历了7次迭代、18年的研发之后,由于希望渺茫,本田宣布停止研发。当然,本田表示,将把ASIMO积累的技术,用于研发帮助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人形机器人。
不过,机器人照顾老人,不仅需要技术上达到,也必须在商业上可行。这就绕不过另外一个问题,价格。ASIMO的价格是,20万,这不是售价,仅是出租价格,还仅仅是一个月的租价。
再来看看技术发展史上的价格规律。新技术的价格落入家庭负担范围之内后,“销售——研发”模式可以刺激新技术飞速发展,但在此之前,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从1946年的第一台电脑诞生,到80年代初的进入家庭,技术发展用了30年,再到现在的计算能力,则又用了30多年。其实,硅片由于是全新领域,发展已经非常快了,相比之下,在以机械为主的汽车领域,从发明到普及的时间则长得多。从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三轮汽车开始,到上世纪50年代普及到家庭,花了60多年时间,然后,又经过60年,在发动机经历电喷、涡轮等发展,才达到现在的水平。
机器人涉及电机、液压、传动、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的发展曲线,远远赶不上硅片,与汽车更类似。所以,机器人进入家庭,还为时尚早,甚至没有可见的时间表。
所以,如果没有极小概率的,多领域同时天才般的、飞跃性的爆发,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是没办法给80后、90后养老的。
如果我们再把对未来的预测提升一个层次,不难发现,技术发展的另一面。
对于技术程度的判断,简单的说,有两个维度,一是有序度,另一个是能耗等级。某种程度上,能耗才是技术文明的标志。人类这几十年最大的进步,是电脑。它提升了人类生活的有序度,但是,并没有怎么提升人类生活的能耗。
一个中国家庭,在60年代,一个月的能耗大约8度电。现在,一个富裕的中国家庭,大约会消耗汽油150升,耗电300度,夏天更多,看起来能耗的进步很大。但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在60年代,就已经差不多达到这个能耗了。
能耗的一个表现形式是速度。公元前500年,罗马人修了罗马大道,在罗马大道上,马车能跑出每小时20公里的速速,直到铁路出现,人类的最高速度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有了铁路之后,每小时80公里这个速度,保持了很久,直到1964年日本新干线出现,时速200公里,到1991年,这个速度提到336公里。20年后,中国高铁把速度提升到350公里。但是,在这期间,超音速的协和飞机停运,人类的最高航行速度反而退步了。
所以,从能耗角度,技术进步并没有那么快,有些方面,甚至在倒退。那么,总结一下,在有序度方面,随着摩尔定律耗尽,技术的发展已经慢下来,而在能耗上,人类的进展则从来都很缓慢。
对未来20-50年左右的预测,算是短期预测,技术总是在短期内被高估,但是在长期又被低估,所以人们往往对较近的未来做出乐观预测。而且,人类在回头去看过去的预测的时候,往往强调那些实现了,比如手机、电脑、大屏幕,远程通讯,但却忽略那些没有实现的,这进而会造成一种,“过去的预测都实现了”的错觉。然后,依据这个并不存在的“定律”,人们满心欢喜的以为现在的预测,也一定会实现,对未来生活做出不切实际的期待。遗憾的是,这不会是事实。
对中国人来说,除了一般意义上对技术的高估之外,中国人还感知着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进步曲线。这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人的错觉。
我曾对妻子说,我们小时候与父辈小时候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我们孩子现在的生活,与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又截然不同。对孩子来说,车、电视、空调、电脑、iPad完全是“自然之物”,是我们小时候想都想不到的。
但对于一个美国中产家庭来说,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上海的第一条地铁于1993年开始运行,纽约的第一条地铁,则是1904年。
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首次实现了电视实况转播,但一直到二战后也就是50年代,电视机才大量普及,而中国则要再等整整一代人,在80年代才得到普及。
另一个生活的重要参照物是汽车,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基本普及汽车阶段,大约为每千人保有250辆汽车。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普及阶段,欧洲落后了20年,50年代普及,至于中国,2016年的数据是千人保有量为140辆,正在进入快速普及期。
美国人在上世纪初就有地铁,在30年代就普及汽车,在50年代普及电视,在80年代电脑进入家庭。现在的美国孩子感知到的技术产品,比如汽车、电视、电脑、地铁这些东西,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小时候都经历过。当然,提升肯定有,但却不是有与无的差别。
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一切变化都从80年代开始,所以,中国人感知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比其他国家要快很多。我们在40年间浓缩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历程,感知到的技术发展更快,自然会对未来技术发展的速度做出更乐观的预测。
中国人对未来的美好预期,还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社会。
是性爱机器人?还是机器人护士?
注意,预测未来技术对生活的影响,最被忽略,最峰回路转,但却在情理之中的部分来了。
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的人们,预测2000年,是一个物质丰富,技术发达的时代。现在比2000年还多发展了20年,中国GDP比2000年多了8倍,也就是说生产力增加了8倍。但是,上世纪80年代预测到了如今中国农村老人的社保才70块吗?预测到农村老人会因为养老、疾病自杀吗?预测到凉山的孩子,不想回老家,因为回家不能吃肉了吗?预测到了在他们眼中近似科幻的大城市,却放不下留守儿童的一张书桌了吗?
外国人的悲观预测则有很多,比如《美丽新世界》、《1984》、最新的美剧《使女的故事》等等。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朱迪·福斯特、马特·达蒙主演的《极乐空间》。影片讲述在未来的2159年,富人生活在无污染的人造空间站Elysium(极乐空间),而穷人则在废料成堆、人口过剩的地球上苟延残喘。极乐世界的医疗仓,是技术高度发达的结晶,可以治疗一切疾病,但是,却闲置着不给地球上的人用。
《极乐空间》
电影当然不能作为论据,但这不过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流传千年的诗句的科幻版本。但真实的历史也一直在证明这样一个定律:生产力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社会生产力的分配。
当社会的生产力在市场的导向下,投向进口红酒、奢侈品、豪车等高端产品;或在政策导向下,投向了军舰、高铁、国企;在教育领域,投向了高端的教育资源,投向了户籍居民,这个时候,发达的生产力,与一个留守的农民工孩子就没有多大关系。
所以,即便量子计算机出现了,人工智能成功了,机械、液压、纳米电动机、新材料也爆发式提升,机器人变得如同真人一样。在夜总会中,性爱机器人令人销魂;在工厂中,流水线机器人效率极高。但是,多年之后,你躺在床上,凭着微薄的退休金生活,那么,凭什么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不是装上漂亮的外壳去夜总会当艳舞女郎,而是来给你做护士呢?那怕一个人要五个机器艳舞女郎陪着玩,而你仅仅只需要一个机器护士?这正如现在有人一年耗费百万医疗费,而新农合人均年支出只有400元。这也正如现在物质丰富、生产发达,但也仍然凉山的孩子们依然无法保证最基础的教育,教育资源四个字,对留守儿童仍是可望不可及。
如果他们现在无所凭藉,孤立无援,那么,请你告诉我,将来的你又凭什么呢?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提出了“无用的阶 级”一说。所谓“无用的阶 级”,简单的说,就是未来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绝大部分工作,绝大多数人,靠机器养起来,每天玩就可以了。从人丧失创造性、主体性来看,这实际是一个悲观预测。
但更悲观的是,“无用的阶 级”是根据西方福利社会做出的预测,而在中国社会中,无用之人,凭什么被机器养起来呢?只能说,想得倒是挺美的。
送你一个慈父的微笑
所有的技术,都必然运行在社会之中,所以,对未来的想象、预期,必然是社会之中的技术,而不是空想技术。实际上,社会的变化往往非常剧烈,能够抵消技术的发展。历史的车轮也并非都是朝前进,它有时候也会倒退,无情地碾压个体。
假设时间回到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去街头做一个采访,请上海市民预测他们20年之后的生活,他们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的日子吧。
实际上,回顾中国人这四十年生活水平的提升,技术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其实是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技术的,而是一个社会的。
有了社会制度的变化,有了市场经济,有了更多的自由,中国人才有今天的一切。一个最典型的反例就是,我们的隔壁邻居,至今没有享受到现代科技的红利,一顿肉,仍然是奢侈之物。
其实,身边的现实早已残酷的说出了这个道理:疫--苗之所以造成人们内心的恐慌,是因为人们担心技术不发达吗?我们都知道自己在担心什么。
所以,回到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养老问题,更关键的因素是社会发展,而不是技术。不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指望技术拯救一切,从来都是幼稚的想象。所以,人工智能不是未来的万能机器,养老这件事,80后、90后现在参与公共问题的态度,远比技术发展更加关键。
正如哈耶克所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