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专访 | 清华大学AIR院长张亚勤：上场“打球”30 年，如今我做回“教练”

2017 年6 月，在大连夏季达沃斯现场的百度总裁张亚勤刚参加完一场论坛，走出会场后被层层包围，有媒体举着话筒连番追问：“百度现在真的要 All in AI 吗？”张亚勤答到：“是的，肯定会。”

彼时百度刚刚布局人工智能，甚至将营收的一大半（100 亿元）拿去做研发。可尽管已经有了自动驾驶平台“阿波罗”和“小度”的雏形（当时还叫 DuerOS），但很多人还是看不懂，为什么一家靠搜索轻松赚钱的公司，要去钻研一项看不见摸不着的技术。

那段时间，张亚勤几乎成了百度 AI 的代言人，在达沃斯现场，他不厌其烦地向在场嘉宾普及自动驾驶和家用 AI，同时呼吁：中国企业要抓住“从研发阶段到真正的人工智能”中出现的机遇。

四年后，张亚勤再次参加达沃斯论坛，一切都变了光景。

他的身份有了变化。2019 年 10 月，张亚勤宣布从百度退休，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立刻向张亚勤抛去橄榄枝，两个月后，他加入清华大学，如今，张亚勤已是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Institute for AI Industry Research，以下简称“AIR”）院长。

张亚勤与清华大学渊源深厚，1998 年，张亚勤就开始担任清华的客座教授，他对清华的院系如数家珍：“我在清华带过课，计算机系、电子系、交叉学院、车辆学院、自控系……我都很熟。”张亚勤告诉 36 氪。

张亚勤（右）从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图左）手中接过聘书。图片来源：清华大学

脱离了企业立场，张亚勤对人工智能的观察变得更审慎。在参与2021年达沃斯有关 AI 的命题讨论时，张亚勤谈到，人工智能要发展成为负责任的技术，应秉持 3R 原则：即 Responsive（积极响应）、Resilient（适应发展）、Responsible（坚守价值）。

张亚勤的团队提供了一份关于 3R 原则的具体解释，实话说，这份解释有些过于繁琐，但当中有一句话尤其精准：

科学家必须理解技术，了解滥用技术可能造成的后果——将道德和价值始终置于高于技术的位置。

这也是张亚勤成立“AIR”的初心。

“AIR 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希望我们内部有开放、自由、清新的空气；另外是人工智能，未来应该像空气那样无所不在。”张亚勤告诉36 氪，他还打趣道：“当然，要做不好，就真成 AIR（空气） 了。”

对于 AIR 要做什么？张亚勤方向明确，长远看，“AIR”的目标是：

1、要成为应用型研究机构，张亚勤特别指出，这里的研究性质是“应用研究”，不是“基础研究”，也不是“产品研究”。

2、要推动具体的产业发展，AIR 在成立时就圈定了具体的行业方向，包括智慧交通（AI+Transportation）、智慧物联（AI+IoT）、智慧医疗（AI+Healthcare）。

3、要培养人才。身为清华教授，张亚勤仍将培养人才为己任，目标是“培养未来的CTO和顶级架构师”。

而更具象的目标，张亚勤说到两点：1、研发出新的算法和平台型技术，影响力要比肩“阿波罗（百度自动驾驶平台）”；2、在外部孵化更多现象级的公司。

放眼国内，你很难找到一个和 AIR 类似的机构，它依托于高校（清华大学），又要直接面对产业整合技术（交通、医疗、AIoT）；同时还具备类似 YC、氪空间的孵化器作用——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工程。

换种说法，如果不是张亚勤，国内也极难找到另一个人来建构这幅图景。

不论是学界还是产业，张亚勤的影响力都足够，他是 IEEE百年历史上获得会士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在加入百度前，张亚勤曾在微软公司工作16年，历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微软中国董事长。

凭借个人号召力，张亚勤给 AIR 搭建起一支明星团队。AIR 团队成立时，其团队照片甚至在行业内刷了屏，成员包括前字节跳动AI实验室负责人马维英、前海尔集团CTO赵峰、前阿里达摩院技术大牛聂再清……

“AIR ”的明星团队。图片来源：清华大学

而在 AIR 官方宣布成立的当日，张亚勤在产业侧的朋友们也都纷纷表达了合作意愿，又是一个豪华的阵容：李开复、杨元庆、田溯宁、林斌、汪建、王石、王小川……甚至连清华校长邱勇院士在其后的致辞中都说：“与田溯宁、汪建、王石等企业家都是第一次见面交流，清华AIR让他们不仅是亚勤的朋友，也都是清华的朋友。 ”

留给 AIR 的舞台足够大，但万众瞩目下，这出好戏能否唱响，仍有变数。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跃过了最早的蛮荒阶段。2016 年，Alphago 击败李世石，商汤、旷视融下天价，人工智能如漩涡般席卷业界；可如今，AI 行业被质疑泡沫过多，落地不够，旷视、依图遭遇上市折戟，AI 如同 O2O、大数据、SaaS……成为了一个过去式的风口。

如何领航这艘大船，张亚勤也有诸多思考。

他为 AIR 确立了诸多准则，比如控制团队小而精，团队规模计划是 150 人，达到后就“不会再扩招了”；不希望内部以发学术论文作为指标；提倡与企业的联合研发模式，不独占技术成果，也不单独将技术提供给某家企业。

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一旦 AIR 内部有了成熟技术后，张亚勤鼓励团队“出走”，把技术转化为产品，推向产业，越做越大。

“（孵化）是我们很重要的模式，关系到最后对产业的影响。但我们内部不会孵化团队，这不是我们的主要职能，AIR 还是要做研究，做技术，只是让技术出去，变成企业的一部分，我们扶上马送它一下，希望它在外面做得越大越好。”张亚勤对 36 氪说。

以下是 36 氪与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张亚勤的专访实录，经编辑后发布：

36 氪：您为什么愿意加入清华大学成立“AIR”（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邱勇校长是如何打动您的？

张亚勤：在博士之后工作的 30 年，我一直在第一线做研究、带团队、做产品，我一直在想，有时间会做一个像当年在微软那样的研究院，能跟学术界合作，也能面向新的一些产业（输出价值）。

清华智能产业研究院，你看这几个字描述的背景，一个是清华大学，一个是人工智能，另外是面向产业，用的是一个研究院。

刚才讲的邱校长也好，还有殿阁（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院长杨殿阁），我和他们都很熟，原来我一直是清华的老师，1999年初我第一个客座教授就是清华电子系，我跟清华的计算机系、电子系、交叉学院、车辆学院，包括自控系都很熟，有很深的渊源。

邱校长对我发出了邀请，我们谈得很好，我觉得要做研究院首先人才很重要，清华的学生、教师都是跨学科的，几个学科都很强。我想做的事清华也很支持，我自己也很有passion，所以我就答应了。

我希望能做个老师，能做个所谓的coach（教练），过去我是在场上打球的，做队长，现在做了教练，我们的国家、产业现在需要这样的机构和人才，更需要“产学研”机制。

36 氪：业界现在对于“AIR”的认知可能没有那么清晰，您怎么定位“AIR”的角色？

张亚勤：“AIR”是一个应用型研究机构，不是基础研究，也不是产品研究，我们不做产品，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作为一个大学要培养人才，“AIR”要培养未来的CTO和顶级架构师。

第三点，“AIR”是想将人工智能作为技术核心，去推动产业发展，孵化出更多现象级的公司，比如我们现在讲的“AI四小龙”、地平线、寒武纪都是以技术为核心的公司，这样的公司都是真正有核心技术，同时对产业有推动作用的。

36 氪：可以理解为，“AIR”是要作为一个技术的供应方，相当于给企业提供“水电煤”？

张亚勤：可以这样讲。

36 氪：您为什么觉得业界需要“AIR ”这个组织？

张亚勤：首先是大的背景，眼下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数字智能、物理智能和生物智能一个大的融合，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最核心的技术引擎。这个观点我第一次提出正好是五年前的达沃斯。

第二点，大的产业来临时，我觉得中国要抓住这个机会，中国在前三次产业革命中，大部分都是旁观者或者跟随者，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百年最大的契机，中国有能力成为一个领导者，就需要领军的人才、核心的技术、和与产业的链接，我很幸运，这些事过去都做过一些，现在能静下心来在这方面做一些贡献。

（在产学研方面）我的团队都有类似背景，一个是在学术方面有造诣；同时又有很深的产业背景，做过CTO，做过大型产业研究院的院长，带过大团队，设计过产品，所以他懂这个产业需要什么，我说我要培养未来的CTO，你之前都没有做过CTO，就比较难培养。

当时邱校长讲了一句话，他带着万分的诚意，他说希望这个模式是Open（开放）、Flexible（灵活）、Novel（创新），这句话打动了我。

说句实话，我做这个事，希望能有很灵活的一个模式，需要学校给我支持，所以open很重要。Flexible的话，包括我的机制、运营、招聘，都是要灵活的；另外是Novel（创新），创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做东西要新，另外是机制要新，我认为“AIR”是可以做这些探索的。

36 氪：在高校，似乎“机制创新”更加困难。

张亚勤：我们有上百个博士生、几十个教授在清华，肯定会发表很多文章。但我不想把发文章作为指标，教授和学生发表文章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绝对不能 count paper，不是说要在（SCI）发表文章多就好，不能这么看这个指标。

写文章是一个过程，不是目的。我管理微软研究院的时候，从来不要求同事发表多少篇文章，但发表文章是业界第一名。

我们不是叫“AIR”嘛，中文意思是“空气”，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对内部，我希望能有一个很开放、自由、清新的空气，是一种氛围，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层意思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完成后，AI 应该就像空气一样，是无所不在的渗入到产业、社会、经济的每一个层面。

另外我开玩笑说，我们要做好了就落地了，做不好就成了 Air，就是空气，这是玩笑话，但的确是我们的理念。

36 氪：国内研究院型的机构都有蛮多挑战（今年 2 月，IBM 关闭中国研究院），根源就是落地难，您怎么看？

张亚勤：从大的环境来讲，不管是全球还是中国，研究院相关的投入一定是增加的。

我经历过各种研发模式，有大学，有企业，也有开放式的产业，还有国家实验室，每一个模式都有利有弊，我希望能趋利避害。

最近国内在科研方面的激励政策强度很大，科研人员做得好的话，成果可以拥有不低于50%（的股权），这对于做科研的成果转化有很强的激励作用。

36 氪：您觉得“AIR”会面临到哪些挑战？

张亚勤：挺多的，这是一个新的模式，新的人、新的机构，大家都在探索阶段。

大家要有耐心，我最害怕过一年，大家就一定做出个什么成果，还要考核，每天秀demo，我跟团队讲，我们做的东西一定要有核心技术，未必是最基础的科研，特别学术的研究我们不一定做。

有了核心技术之后，就要看怎么产业化合作，现在找我们的企业特别多，我们虽然跟企业谈，但目的是了解企业的需求，我就害怕做了之后变成科研项目了，绝对不能被企业牵着鼻子走，不然就失去意义了。

36 氪：现阶段来说，您最关注的目标是什么？

张亚勤：到今年年底，我们要有一项真正的平台性的技术，至少要有一个研究成果，能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36 氪：要看落地？

张亚勤：对，要落地，但落地不是说今年就落地了，我觉得半年一年能做出的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大的东西。

36 氪：怎么理解您说的这个“平台型技术”？

张亚勤：就是新的算法或者研究成果，比如说AlphaGo，或者bert、gan（均为人工智能编程语言），这都是业内在使用的平台型技术；百度的阿波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能更偏产业，但我们也要具备这种影响力。

36 氪：可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技术足够好，他们也许会 copy 一个，或者会选择收购占为己有。

张亚勤：你谈到的这点特别好，其实合作研究在美国有很成熟的模式，我会把这个模式能用起来，比如成立联合实验室，而不是我们做好了给他。

我们在高校，做东西可以更长期，企业或许没有人才或者资源做更长期的东西，学校里面可以。

做这个东西怎么授权给企业，要按照国际惯例，这个知识产权是大家共有的，企业可以使用，但不能说我只能给你，不能给别人。我把这些东西形成一个IP，这就是做科研合作。

还有一点，一定不要做大，要做强，我的团队未来计划是150 多人（目前为三十余人，包括教授、研究员、博士生等），（达到这个人数后）不会再扩张了。

如果说有一些技术需要做产品，那就出去好了，在外面做，做得越大越好，但我们在里面要很清楚，研究院就是研究院，不是公司，不是产品部门。

36 氪：您鼓励这种剥离出去的方式做产品？

张亚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模式，关系到我们最后对产业的影响。可能有些技术会孵化成公司，有一些技术给企业，如果没有这个出处（外部孵化），就没有对产业产生价值，那不行。

我不会孵化别人的团队，不是那种好的idea来了以后孵化一下，这不是我们的主要职能，AIR 还是要做研究，做技术，只是让技术出去，变成企业的一部分，我们送上马扶它一下，我们希望它能出去，在外面做得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