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的“三聚氰胺后遗症”：信仰必须与贪婪共存

编者按：来源丨盒饭财经（ID：daxiongfan），作者丨何伊凡。36氪经授权转载。

海底捞后厨事件第三天，我的好朋友牛大喜非要去吃不可，他的逻辑是：现在应该是海底捞最卫生的时候。

我们本来以为终于不用排队，结果到了才发现，门前依然有十几个嗑瓜子的。

可是，估计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父母会说：我们赶紧把孩子送到红黄蓝吧，这肯定是他们“进一步全面升级全国园所管理体系”后最安全的时刻。

为什么人们更容易原谅海底捞，而很难原谅红黄蓝？除了一个事涉食品，一个事涉孩子，碰触底线不同，回应技巧也不同外，还需要回归一个常识：什么是好公司，什么是坏公司。

海底捞在用户心智中，就是中国式“变态”服务的代表，虽然暴露出后厨问题，但很多消费者宁肯相信，这是价值观传递到毛细血管时偶然发生了堵塞。

红黄蓝的一些反应则令人怀疑：它是否是“变态”式发展的代表？鼓励什么就得到什么，是否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之下，才发生动作变形？

媒体人职业生涯中多少都会受到“好公司、坏公司”这个常识问题的困扰。公司越大，与社会交集越多，百密一疏，不遭遇任何公共危机几乎不可能。阿里、百度、京东、美团、今日头条、携程、ofo........你数的出的巨无霸和独角兽，几乎无一幸免。

多数情况下，公司犯了错误不应一棒子打死，而是外以法律为准，内以复盘为本。

可有一种情况，多打几棒也不怨，那就是连底裤都不要了，还谈什么捍卫底线？不管对外说的如何堂皇，在其内部价值观排序中，根本无视对待用户、员工、环境和社区的影响。

2008年，因为这种排序错乱，就曾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过与孩子相关的耻辱一笔。

这一年发生了奶制品污染事件，不仅引发乳制品行业空前信任危机，而且波及中国商业整体形象。事起于很多食用三鹿集团生产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在其奶粉中发现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根据官方数字，截至2008年9月21日，因使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咨询且已康复的婴幼儿累计39965人，正在住院的有12892人，此前已治愈出院1579人，死亡4人。

当时所有乳业巨头都卷入风暴，以致国务院启动国家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I级”为最高级：指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患病婴幼儿实行免费救治，所需费用由财政承担。三鹿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田文华被免职，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涉嫌制造和销售含三聚氰胺的三名奶农被判处死刑，三鹿所在地石家庄市多名官员被撤职处理，时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也引咎辞职。

“毒奶粉”事件中受到牵连的乳业公司，有几家颇觉得冤枉，因为农产品供应链复杂，农户分散，监管难度高。但其实毒奶粉事件之前，冥冥之中已有多种警告信号，只是从监管部门到企业都置若罔闻。

早在2004年，阜阳发生劣质奶粉事件，这是震惊全国的首次乳业危机，当时公布的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中就包括三鹿奶粉，随后证实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失误所致，又把三鹿撤出“黑名单”，多个国家机关还联合发文，要求各地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而就在2007年上半年，美国多起宠物猫狗中毒死亡，上千只宠物患上肾病。后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调查，从江苏和山东两家公司出口美国的部分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中检出三聚氰胺成分，这是三聚氰胺第一次曝光于食品卫生领域。

若风起青萍时即嗅到危险，就不会形成惊涛骇浪。

“毒奶粉”事件爆发前，中国乳业经过了五年高速增长，产业内备受投资人追捧的是蒙牛火箭般的速度，而不是稳扎稳打。三鹿等公司为了做大规模，上抢奶源，下抢渠道，从液态奶、奶粉到乳制品、食品等项目都快速上马，导致陷入恶性竞争。

殷鉴不远，只可惜我们总会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今日幼儿园频发虐童事件，与毒奶粉事件颇多相似之处。幼儿品牌加盟市场大扩张，恰是接过了2008年之前乳业扩张的节奏。 2008年之后，幼儿入园问题逐渐爆发，有人编了顺口溜说“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彼时因为生育高峰来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一线城市非户籍人口增加等原因，公办幼儿园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实际上，私立幼儿园本是市场催生产物，应该鼓励发展。关键在于一些具备品牌光环的幼儿园，转换成了做TO B生意，以发展加盟商速度为核心业绩指标，导致无法沉下心来梳理管理流程，迭代儿童教育经验。

红黄蓝之前，有携程幼儿园虐童，就在11月27日，澎湃新闻曝出，北京市朝阳区环宇幼儿园发生教师涉嫌针扎幼儿事件。二胎政策放开后，幼儿园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会更加尖锐，这是个大生意，也隐藏着大风险。

以常理推论，除非加入了“人类清除计划”， 三鹿主观上不会给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红黄蓝也不会鼓励教师虐童，但若在扩张速度与用户利益之间毫不犹豫选择前者，就如同将大厦建立在流沙之上。

11月24日红黄蓝投资者电话会议中，其CFO魏萍称公司战略不会因此次骚乱（turmoil）而改变，“最坏的情况将是，这次事件是一起独立的，我们一个项目的员工做了坏事”、“同时，红黄蓝作为一家公司，也将对在我们的设施内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

魏作为CFO，如此回答也算严丝合缝，无可厚非，可如果真只抓了几个独立项目的员工了事，与只判处几个奶农死刑，是同样效果。

有一本非畅销书，写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叫做《有信仰的资本》。书封上题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一个贪婪的时代，同时也是信仰的时代，它的商业精神直到今天还在对我们说话。

一个商业的黄金时代，信仰必须与贪婪共存，我们听到这种声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