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大数据系统，能根除数据造假吗？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网娱观察”，作者：张嘎央；36氪经授权转载。

流量为王，这年头，掌握了好看的数据，便掌握了谈判的资本，而通往流量王座的道路，却充满了陷阱和套路。

据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揭露，2016年，购买一集电视剧收视率的价格为30万至50万元，以20家卫视频道每年播出13000集电视剧计，全年有40多亿元被收视率造假相关方非法窃取。根据不同时段的播出需求，这个价格还可能更高。每年数十亿的收视率造假链条，已经为中国的电视产业带来了不小的隐患。

业界和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一直在摸索改善的方法，最新的动作是：12月26日，广电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基本建成并开通试运行，湖南、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全国几十家广播电视台皆有代表出席。

不是仅有一纸文件，靠口头呼吁，而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系统。这是否意味着政府牵头，民间结盟，将要针对根深蒂固的收视率造假问题开展一番“铁腕整治”呢？盘踞在行业上空多年的乌云，又能否就此散去呢？

数据造假，电视行业的“隐形炸弹”

很难想象一个成熟的行业，长期以来都在用被污染的数据自娱自乐、自欺欺人，不想着去提高电视作品质量，解决根本的问题，反而忙于用数据粉饰早已溃烂的创口，这就像怀抱着一个看不清倒计时的炸弹一样。

数据造假对平台、制作方、观众三方，都并非一种健康的现象。收视率造假，数据不断创下所谓“新高”，形成明星影响力的“泡沫”，导致追星炒星、高价片酬，从而推高制作成本，不仅让平台不堪重负，且拉低作品质量，这又需要亮眼的收视率来“挽尊”，最终形成一个破坏行业秩序生态的恶性循环。

在市场空间不断被拓宽的今天，量化行业繁荣真实性的数据计量方式却没有跟上，依然沿用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运行的系统。这就让“造假”有机可乘。

2009年艾杰比尼尔森媒介研究撤离中国市场后，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便成为量化收视率的唯一权威机构。据索福瑞官网显示，其总样本家庭为5.82万余户，25个省级收视调查网的样本用户为17250个，117个城市收视调查网的样本户有21000个。

如此一来，某个地区的“收视高低”，其实仅仅只由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个家庭决定，数量最多的重庆，也仅有1300多户。5万多户样本，代表着全国13亿人口的收视习惯——可以说是我国电视行业颇具魔幻色彩的一个缩影。

样本数量少的同时，采集方式也相当落后。现行的日记卡和收视率测量仪，前者由样本户手工填写收视日记卡，后者则为样本户配备专门的遥控器，按下代表个人信息的代码键后，数据就会回传给调查公司。两者都有人为操纵的可能，事实上，也的确遭受了严重的污染。

针对样本少，易污染的问题，广电运行的“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还是颇有对症下药的意味。首先是针对样本量不足，官方宣布，截至2018年底，该系统来自不同地域的样本，有线电视用户达2254万，IPTV用户收视数据达1969万，大大丰富了样本数量。

而在促进公平性真实性方面，广电认为大数据系统具有以下三个优势：

其一，“大覆盖”。系统初期，汇集4000万有线电视和IPTV样本用户的收视数据，全面涵盖直播、回看、点播等多种收视方式，并将逐步扩展至数亿级样本规模，实现样本全覆盖。

其二，“全留痕”。如某城市500万用户，如果从中抽样选取500个样本用户，那么这500个样本用户没有看过的节目均会被统计为“零收视”；而在系统的大样本统计中，即使1‰的低收视率也会记录留痕。

其三，“可忽略”。同样对于500万用户的某城市，如果针对某节目污染500个抽样中的5个样本用户数据，该节目的收视率可提升或降低1%。如果该节目的真实收视率为2%，统计偏差可达50%。而对本系统而言，这种情况仅会对该节目的收视率影响百万分之一，统计误差基本可忽略不计。

广电总局表示，在经过清洗、转换、分析与挖掘后，开机用户数、观看用户数、收视率、市场占有率等30项数据将输出，共同组成这一大数据系统的核心指标。目前看起来，“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的确让人挑不出毛病，大规模运行之后，它能成为中国电视行业的“救世主”吗？

人人喊打，却无法根除

说到2018年导演界的话题人物，就不得不提郭靖宇。尽管他执导的剧集《娘道》只获得了豆瓣2.5分的评价，但依旧不妨碍郭导成为收视率的“打假斗士”。

9月15日，他在微博公开湖北大学演讲讲稿，极具细节地描述了自身经历的一段“买收视奇遇记”——不买收视率，就不给《娘道》播出机会！

我们能够从郭导的字里行间，勾勒出一条收视造假的产业链：卫视领导指定“能搞定收视率”人士——对方开价——交钱——剧集播出。这是一条每年能创造数十亿营收的利益线条，也是勒住电视行业咽喉的一条夺命绳。

比如《娘道》被要求一集给90万，据此计算，80集的戏要花7200万买收视率。而且，只保证播出，不保证剧集能提名榜首。想想也是，大家都买，你只买一个及格数，又哪能从竞争激烈的市场“脱颖而出”呢？郭靖宇将此项费用描述为“保护费”：“要上交百分之七十给电视台当保护费，剧集才能播出。”

郭导的“正面刚”迅速获得了回应，随后发微博称已与广电领导及央视高层接触，并强调自己的作品在央视和北京卫视播出时“不要求买收视率”，“正能量的平台还是主流”。

没被郭导提到的湖南卫视也迅速表态：“坚决支持广电总局打击收视数据作假！”中国电视剧制作协会、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也先后发表声明“抵制收视率造假行为”。

业内熟知的“潜规则”，被揭开了最后一层遮羞布，连根拔起的，不仅是某家卫视，而有可能是整个电视行业的运作模式。因为，数据本身是没有倾向性的，假是造出来的，而制造的主体，是人。

造假的源头是利益。收视率造假存在于各卫视，自然有其滋生的肥沃土壤，为郭导指明“留下买路财”的，不正是卫视内部人士么？

随着卫视收益下滑，广告收入成为重要来源，而吸引广告投放的，除了收视率，并无他物。对收视率的“买买买”，成了卫视招商引流的重要依据。“收视率造假的问题已经变成资本生产链。广告收入是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而收视率则是广告商投放广告的主要依据，电视台和出品方在利益驱使下动辄花费千万元购买。而且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明文规定，这样的造假行为也难以得到严惩。”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尤小刚直言。

循序渐进，这次能行吗？

在广电宣布建立大数据平台之后，有人兴奋表示：“《娘道》导演郭靖宇赢了！”网娱君想问，那行业抵制数据造假的口号和行动，又获得成功了吗？这次由下往上的数据再审视，是不是真的能行？

以郭靖宇导演为首，不少业界知名人士相继发声，导演陆川现身说法，讲述某导演朋友的故事：

光线总裁王长田甚至表示，因不愿参与收视率作假，公司直接退出了电视节目市场，“民间想决一死战，有关部门什么态度？”

有关部门一直都有态度，就是没有动作。2009年，广电总局严查收视率买卖两端人群；2013年发布22条新规重整收视率；2014年出台国内首个电视收视率调查国家标准；2015年8月，由总局电视剧司倡议，中央电视台和多家省级电视台发起，全国省级及以上电视台共同签署了《恪守媒体社会责任，反对唯收视率自律公约》……

郭靖宇引爆了对收视率造假问题的讨论之后，9月16日广电总局发布了红头文件跟进。11月9日广电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也提到了“坚决打击收视率（点击率）造假行为”。

而此前，面对已成潜规则的数据造假，有的人选择退出市场，有的人提议让数据调查机构形成竞争，有的人选择无奈观望。恨得牙痒痒，却无法改变，是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深蒂固程度，已经不是一两个人、一两家企业的呼吁能够改变的。

数据，依旧是判断一个明星、一部剧集、一个综艺红不红、爆不爆的硬性标准，是广告方、平台选择的重要佐证。业内自救频频失利，广电通知频频发布，郭导演那篇《起来，与操纵收视率的黑势力决一死战》的长文，因为详实的细节和真情实感唤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新的热点来临，人们是否会选择性遗忘？

广电总局副局长高建民直言：“大数据系统的基本建成和开通试运行只是一个开始，如何进一步建好、管好、用好这个系统，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后的任务还十分繁重。”

如果广电的大数据系统运行起来，真的能把“数据造假”这个词，去掉“造假”的糟粕，留下清明的量化标准，想必整个行业，也能摆脱一些投机取巧的戾气，将重心回归到创作本身吧。说实话，比起金光闪闪的“收视第一”海报，观众简单一句“给你安利这部剧！”，才更加掷地有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