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为什么越来越贵？分享经济的连续创业者给出这样一个答案

编者按：本文来自蓝狮子图书，作者谈婧，分享经济的连续创业者，著有《重新定义分享》。作者毕业于清华大学，为Uber中国第八位员工、上海铁三角之一，回家吃饭联合创始人、前COO，离开回家吃饭后，进入新的创业从零到一摸索期。36氪经作者授权发布。

作为曾经的专车行业从业者，我认为造成现在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滴滴的派单逻辑存在问题，导致其引导了司机的故意加价和接单速度慢。

你也许注意到这个界面，打车的时候，界面默认在加价的选项上（而且加价还不少！），用户可以选择加不同的价格，而平台会告诉你加不同价格的接单可能性，如果加一次没被接单，可以调整加价再次叫车。

刨去平台盈利压力的因素，这样的规则制定会给平台双方带来什么激励呢？司机知道用户可以多次选择加价，于是司机选择第一次不接不加价的担子，他知道你叫不到车就会提高小费，就故意等着。于是这个规则的结果，是乘客反复加价才能叫到车，浪费了时间，还很可能付了更贵的钱。这个规则下，双方都能够玩“自作聪明的游戏”，但结果是双方都浪费了时间（这是打车系统效率最大化的最重要参数），用户花了更多的钱，给了规则制定者更多牟利的空间。

可以说，这个规则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可以被人投机取巧的，且整体效率是更低的。这不是程维的错，也不是滴滴产品经理的错，它甚至不能算是个“错”，因为数千年的人民都习惯于这样的规则——如果不让司机做选择了，司机会不高兴的，他觉得他本来可以多收26块，结果必须接受平台算出来的13块，赚少了，但他不知道，如果节省了时间、加上得到单子的概率，他会赚更多，平台整体效率也会更高——两千年来的”这一届人民“一直如此，这不是一个程维可以去改变的。所以，不要抱怨什么，我们承受的果，是我们自己种下的因。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还有其他原因：滴滴的盈利压力导致其需要赚取更多的剪刀差价（即，向乘客多收钱、给司机补贴减少）、政府限制本地牌照的专车新政等，都是原因，在此不进一步分析。

那么，滴滴和Uber合并以后体验变差，与Uber离开中国有关吗？

我仔细观察过Uber和滴滴的产品逻辑。

Uber的产品逻辑带来的用户体验的确是更加快捷、便宜的。Uber的规则设置得非常简单，几乎没有可以留给个人操作的空间：第一，乘客叫车的动作只按一个按钮，不可以选司机，不可以自己加价；第二，司机接单只需接受被派的单子，不可以挑选单子，不知道单子的细节，第三，派单逻辑完全由系统完成，距离最近是派单的唯一标准；第四，动态加价的价格由系统计算制定，用户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

而滴滴以及其他国内打车APP的规则就给了用户很多操作的空间。在易到初期，乘客可以选择具体的汽车型号和司机；在滴滴，乘客可以选择加价多少，司机端采用抢单制，司机听不断播报的单子，抢自己喜欢的单子，乘客得到的车不一定是最近的。

在Uber的规则下，Uber规则的制定方——站在上帝视角的产品设计和运营人员，必须用大量的思考制定规则，增进规则的合理性。规则中有大量的参数是可以由运营人员调整的，不同的参数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派单结果和体验，每个城市的运营人员都用海量的数据分析去研究城市的特性和运营情况，并且不断地调整参数，以获取最好的用户体验和系统效率。这仿佛就是一个小型的美国社会。

在滴滴的规则下，规则设计者更加省事儿，系统承载的计算量要小得多。比如，系统不需要计算动态加价的具体价格，而只要设置相对宽泛的阈值和对应的少数几个推荐加价额，由个体自己选择加价多少，并经过多次试错找到匹配。

这样自主的选择会让个体更受益吗？不一定。

司机常会抱怨抢不到真正的好单子。从概率上说，每个单子都自己抢相比完全由系统指派，最终得到好单子的概率不一定更高，但是人们更信任在一个不一定可信的规则里自己的选择，并在自主的选择中得到乐趣。

更有趣的是，Uber和滴滴这两个APP的差异，以及其所代表的“硅谷派”APP与“中国派”APP的差异，仿佛就是中美两个社会的缩影。

在中国和美国过马路，有两种不一样的体验和乐趣。在美国，绿灯的时候人们可以闭着眼睛过马路，不用动脑子，但却不被允许在绿灯到来以前穿过马路；而在中国，则可以有很多方法在某种红绿灯的组合中找到过马路的节点，从而节省时间，但代价是无论红绿灯，你都得眼观四路、耳听八方。

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及契约精神下的不同个体。美国的社会规则非常完善，每个人很遵守契约精神，当所有人都按照规矩行事的时候，系统能够达到它设计的最大效率，而个体不需要自己动很多脑子，可以“笨而快乐”地活着。而中国的社会制度相对不完善，个体本能地爱钻制度漏洞，甚至绕过制度，这对互为因果的蛋与鸡互相发酵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很聪明、爱操心也缺乏安全感，而一些制度也没必要去太仔细地考量。

一个产品，是中国产品经理做的，还是美国产品经理做的，几乎可以一眼看出。美国的产品界面都是非常简单的，而中国的产品界面都堆着很多东西，这正是因为两个社会的基因导致了不同的用户使用习惯，从而导致不同的产品逻辑。

那么，谁更优呢？数据证明，堆着很多东西的产品界面确实获得了中国客户更高的点击和转化，实现了更高的页面效率。两个制度都激发了创造力，但迸发出的创造力性质却不一样，也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而有趣的是，如果你看过凯文·凯利的《失控》，通过这本号称“互联网界《物种起源》”的著作，你会发现中国的规则和系统似乎更像凯文·凯利描述的生态。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常常说，国外的东西进入中国，总觉得会不接地气。“不接地气”是外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头号死因。为什么全球当红炸子鸡们进了中国就打开不了局面？原因是啥？怎么才可以改变呢？事实的确如此。很多国外的产品和体系，其根植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体系，呈现到产品上，只是一个表象。

没有哪一个产品是脱离了自己的文化的。比如下文所说的滴滴和Uber app，一个是儒家的，一个是“德先生”＋“赛先生”的，所谓的“地气”，就是文化，这两个app在各自的文化里都是接地气的，差异存在于文化之前，而不是app之间。

一家国外公司本土化的过程，不是招几个中国人、“接上地气”那么简单的，就像当你看到了一棵长得不一样的大树时，若想把它改变成你习惯的样子，可不是修剪枝叶那么简单，大树的脚下，有一整套错综复杂的根系，它扎根于一片独特的水土。“修修剪剪”而不解决根本性问题，既伤筋动骨，又不切实际，其中又涉及很多人为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文化背景的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总是会遇到各种问题。

这一点给我们的启示要远超过滴滴和UBER之间的谁对谁错。

相比高深的理论，Uber和滴滴APP的对比，还有更加轻松有趣的应用。

经常有朋友因为和男友或老公“三观不合”而神伤，“我让老公去托关系，使我们在旅游时能占到一个好一点的位置，但他非要走正常渠道，怎么劝都没有用”，“每次男朋友开车时坐副驾驶，我都要跟他吵架，我特怕麻烦，车该走什么路就怎么开，但男朋友非要找到一条捷径，在车流里面窜来窜去，这能快多少啊，还不够折腾的”……这样的抱怨比比皆是。

有什么方法能在相处之初就判断双方的“三观”合不合呢？也许你可以问问他喜欢用哪个APP，这会告诉你，他是一个遵循规则喜欢简单的人，还是一个善于在规则中找到机会的人。

同样的，问问对方相信中医还是西医，也会帮助到你获得很多关于三观的判断。

本文为作者发表于知乎的回答，已获得作者授权；部分节选自谈婧著/蓝狮子策划的《重新定义分享》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