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请记住2017年的夏天，万科、万达、乐视、安邦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 秦朔，36氪经授权发布。

1、回望

时光永在流淌，但有时平缓，有时激昂，有时迂回，有时掀起滔天巨浪。

回望最近30多年的中国商业文明史，我最偏爱的是这样一些年份：

写下这些名字也是在表达一种商业价值观——我更偏爱企业家的企业，那些在阳光下看得清清楚楚、主要依靠创新和管理创造价值、高度重视公司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企业。

企业家不是一种身家（富豪不等于企业家），不是一种身份（某某董事长或总经理），而是一种永远追求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更好的顾客体验的精神状态。企业家是一种精神。

套利的机敏，把握资产升值的眼光，敢于下注的冒险精神，穿梭于官员前后的资源整合能力——这些素质也会在一些特定条件和特定环境中造就火箭般的财富奇迹；但谁能走得长远？是那些追求永续经营的企业家，那些在创新进取的同时，总是有着对规则和法度的敬畏、对风险的控制、对无所不能的扩张欲望的节制、对团队、机制和文化都重视的企业家。他们知道自己有“做什么的自由”，也时刻不忘自己还有“不做什么的约束”。

这些企业家，有的在富豪榜上，有的和富豪榜没有关系。但他们创造的企业，却构成了中国现代公司中最闪亮的那些名字。

在新鲜出炉的2017年财富500强中，平安、华为、万科、腾讯都来自深圳。按照净资产收益率排名，115家中国公司中排位最高的是华为、美的、腾讯、吉利和万科，深圳占了3家。

我在2006年所写的《20世纪看外商，21世纪看华商》一文中预言，深圳企业将在未来的全球商业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当时的判断是：“以20年为一个尺度，以公司竞争力为评价标准的话，深圳群落才更是我们环视中国后最应该关注的……它们基本上都是公众公司，财富不集于个人或家族，也不是产权不明晰的传统国企；它们的文化背景是移民文化，是开放文化；它们毗邻海外，喜欢和全球标准相对照，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它们有优秀的企业家才能，同时兼具良好的团队和公司文化；它们生于深圳，但是疆域在全国乃至全球；它们的创始人对于技术的乐趣和事业的热爱，胜过对个人财富积累的欲望；它们大都坚持专业化的战略，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深圳群落中，传统华商身上一些不良的基因——财富最大化、思维贸易化、在商不言商、人治化与短期化行为流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清除，而诚信踏实、在商言商、价值创新的新基因则深深扎根。这些新的基因，包含着中国企业在21世纪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希望。”

11年前深圳还没有一家世界500强，但我坚信深圳这批现代企业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前进方向。以30年为一个尺度——万科33年，平安和华为明年30年，事实是最好的说明，那些坚持商业文明道路的企业总是能够不辜负社会期待，令人放心和尊重。

2、四个公司四种局

现在来说说2017年，它会以独特的内涵载入中国商业史册。

这一年，阿里和腾讯的市值或许会冲击4000亿美元，它们都已成为世界十大市值的公司。

这一年，中国商界更关心的是——万科大结局，万达大变局，乐视大困局，安邦大险局！多少个头条啊！

每个企业都会遇到挑战，但性质并不相同。今天，万科的挑战是，如何在保持过去优势和无形资产的基础上做得更好；万达的挑战是，如何尽快与一部分的过去进行切割，然后重新出发；乐视的挑战是，疯狂编织的梦想无人埋单后，还能不能重建信用；安邦的挑战是，不知道公司创始人何时能再次站在自由的蓝天下。

请商学院研究一下2017年夏天的这四个案例吧。为什么万科管理层的声音政府愿意知道？为什么万达廉价处置资产的心痛只有自己知道？为什么安邦的神秘无人知道？为什么贾跃亭因屡屡失信已让人不想再知道？

有的企业，像平安、华为、万科，企业家为了企业而存在；有的企业，富豪型的企业，企业为了富豪而存在；有人觉得，只要有梦想企业就应该存在；有人认为，某些政策就应该因我的特殊背景而存在。

有什么因，结什么果。是什么因，现什么形。

3、万达变局解析

接下来，重点说一下曾雄踞中国首富榜多年的王健林。

在人们心目中，从1989年下海经商起，28年间王健林主要在买，在全国乃至全球买土地等资产，或开发销售，或持有运营，或作为长期投资。有失败的，但总体是大赢家。这一次他是大卖家，卖的规模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谈判如此快刀斩乱麻，给人一种不得不做、又坚决要做的印象。

不得不做，似乎是短期的急迫压力所致。坚决要做，则是长期战略选择使然。

先说短期压力。最近一周搜索公开报道，压力从三个地方浮现出来：

如所周知，万达最近出让资产是为救急。急从何来？我认为，“急病”是过去数年很多因素叠加、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爆发的。这些因素既包括万达在境外投资扩张力度太猛、指标性太强、杠杆较高，也包括“中国首富”不断上头条的效应，最后，很可能是围绕大马城的博弈，成了形势急转直下的导火索。

要理解今天中国商业的很多深层次复杂问题，有一把钥匙，那就是读懂王健林的2017。

4、大环境变了

从我远远的观察看，虽然遭遇了强往肚里吞的巨大压力，但这种短期的阵发性的压力，反而加快、加强了王健林更彻底地推进长期战略转型的坚定性。

斩仓，切换，快转，军人出身的他没有一点拖泥带水。他一定看到了某些大趋势的深刻变化，才义无反顾。

这种大趋势是什么呢？就是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要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演进。

粗放增长和简单的外延扩张是中国经济的老问题，1995年中央就强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20年后，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最近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

在中国，过去对增长最有效也最粗放的拉动模式就是投资，圈地，大兴土木。我们三年可以用掉美国一百年所用的水泥，中国开发商两周能建起一座罗马城的面积。而土地作为基础资产，在地方政府的眷顾下，价格一直处于主升浪，也让开发商形成了对外延扩张的强烈依赖。

大规模储备土地，项目开发利润和土地重估利润两头吃，这是中国房地产的基本商业模式。在这个大结构中，的确是“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尤其是有银行壮胆之后。没有银行支持，房地产首富们造就不了。

但当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已高于大部分欧洲国家（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当高房价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越来越深、房地产的资产繁荣和实体经济的艰苦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房地产相关行业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的1/3以上、发行的信用债存量占非金融信用债总量的近1/2、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也存在大量房地产相关融资的时候，“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化”必须结束，“涨涨涨、买买买、贷贷贷、炒炒炒”的上半场必须结束。在下半场，从国家层面，会考虑通过长效机制，通过租售并举等多个层次化解中低收入者和年轻人的居住难题，提供更多“可支付住宅”，并力除房地产的投机属性。从开发商角度，在行业集中度大大提高的同时，则要想方设法进行结构调整。

去泡沫、去杠杆，释放一些小风险，防止其继续累积，聚成无法承受的大风险，这是时之所至，势所必然。

最近和一位国际投资家交流，他说中国的投资让他有三个看不懂：

这些问题不应该解决吗？这些繁荣能持续吗？

泡沫化的资产估值体系，头脑发热的企业，推波助澜的银行，脱实向虚的大资管的支持，这一切造就了许多地基不稳的“传奇”，如火箭般腾飞，好像都要飞出地心引力了，结果仿佛一夜之间，重归大地。监管从严了，空转套利很难了，带病上市要严防了，民营金融机构要完善法人治理了，风险内控机制要加强了，等等等等。

这个炎热的7月，对不少企业是严冬。如果习惯了高杠杆支持下的野蛮粗放生长，那么可能今后永远都是冬天。

企业要变，从做大优先到做强优先，从做快优先到做稳优先，而更重要的，是进行结构性的变迁。

5、结构性变迁

以万科和万达为例，来看看结构性变迁的含义是什么。

万科在从住宅开发商向城市配套服务提供商转型，从相对单一的快速开发周转模式，向增加自持比例、丰富物业类型（如商业、物流、轨道、养老）、通过存量改造实现长线升值（如广州花地湾）等方向变迁。万科在朝更重的方向走。

万达希望向更轻的方向走，选择“去地产化”，向服务业、轻资产、新兴行业方向转型。

万科和万达，一个更重，一个更轻；一个更注重大类资产的综合配置，一个更在乎净利润结构中的租金占比；一个要挣更持久的钱，一个要挣更值钱的钱。郁亮用资本工具频频出击，他押注的是中国在高速城市化后还有一轮“深度城市化”，他背后是资源强大的深圳地铁集团。王健林押注的是中国的消费及其升级，房价涨跌不是他太关心的事，他相信万达广场所代表的城市消费、服务消费会稳中有升，而品牌化的万达商业管理、万达院线、影视和体育，就在风口之上。

在整个政策环境、金融环境、产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考验一个企业的素质，其关键已经不是如何通过管理创新来提升效率，寻求边际改善，而是能不能洞察结构性变迁的大趋势，推动结构变革，并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能力相匹配。

谈到中国的房地产龙头，不少人关心未来几年谁是“王者”？万科，恒大，碧桂园，绿地，保利还是融创？这都是以外延式扩张为特征的上半场思维。下半场的新思维框架可能是，如何在给定的资源和资产条件下，创造出可持续性的价值。规模扩张当然还是一个主旋律，但价值创新将越来越重要。

只是真的要告别过去的路径依赖，并不容易，特别是要放弃挣快钱、挣easy money的路径依赖。

6、大变迁需要更理性的氛围

大变迁也是大洗牌，注定有痛苦、矛盾和淘汰。从政府到社会，在落实去杠杆、去泡沫、防风险总体战略部署的同时，也需要以更加淡定和理性的态度看待问题，处理问题。过去我们在推动某些战略的时候，在具体实施时，往往不够平衡。今天同样要避免用力过度、过犹不及。

以最近颇受争议的对外投资为例，研究近年来出台的文件会发现一个问题，当初推动对外投资蒸蒸日上的时候，对本应提醒、平衡的方面，有一定忽略。中央高层曾说，“我国对外开放从早期引进来为主转为大进大出新格局，但与之相应的法律、咨询、金融、人才、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都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支撑高水平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这是非常准确的判断，条件不完备，盲目地、一窝蜂地走出去，必定教训累累。

2012年，13个政府部门联合发出《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提出“当前我国正处于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中的重要作用”。文件中有“做好境外投资的投向引导”一段，提到了一些引导方向，如境外能源资源开发、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境外基础设施、农业和服务业投资合作，等等。但缺乏限制性行业的规定。服务业投资具体指什么？文化、体育、俱乐部算不算？不清楚。

2014年发布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对境外投资项目基本上实行备案管理，只是“中方投资额10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境外投资项目不分限额”，由国家发改委核准。这里的敏感行业包括：基础电信运营，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大规模土地开发，输电干线、电网，新闻传媒等行业。体育、俱乐部、影视等属不属于核准范围，规定中也看不出来。

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但过快、过猛、虚火过旺，利用中外市场的估值不同进行套利，就把正道走偏走歪了。日本在1990年前后对美国大举投资就交了惨痛的学费，那还是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

同时，对外投资和任何投资一样，本身就存在风险。国家审计署近日称，通过审计中国石油、中化集团、中船集团等20户中央企业发现，部分企业投资经营风险管控比较薄弱，具体抽查155项境外业务发现，因投资决策和管理制度不完善、调研论证不充分、风险应对不到位等，有61项形成风险384.91亿元人民币。可见，对外投资中的风险防控，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对外投资中的问题，就贬损“走出去”的意义，甚至妖魔化“走出去”。中国追求资金流入和流出的总体平衡，不是进来的越多越好，出去的越少越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指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主要是针对外商投资来说的，但新常态下“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的战略方针并没有改变，中国对外投资的大趋势也没有改变。

目前对外投资中的一些“非理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先扣帽子。比如，在国外购买一些“软实力”资产，这种探索本身是有意义的，美国商品行销全世界，附加值很高，一个原因是靠好莱坞、NBA等软实力的“支援”，美国的文化娱乐产业、体育产业在全球放大了美国产品的影响力。“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争购国外的内容制作公司和体育俱乐部，问题往往很大，因为文体内容的竞争很激烈，变幻莫测，投资者也会遭遇很多内容防火墙，无法影响内容的走向，这方面就不如版权合作和项目合作来的稳妥。而有些文体产业公司是渠道型和平台型的，比如院线或重要赛事的运营商，这些投资会更有价值，因为会对产业有更多掌控力，院线一旦形成，重要赛事一旦成熟，就有很高壁垒，难以被替代。

中国经济和对外投资出现一些问题不可怕，只要能及时纠正。问题导向往往是进步的动力。释放更多善意，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更加理性、全面和客观，这对整个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现在有一部分舆论充满极化的猜测，充斥着“逃跑”、“转移”、“骗局”之声，这样的假想和似是而非的逻辑，往往把没有那么复杂的问题搞的更复杂，更不可测。举例来说，商业主体间往往是相互依存的，银行防风险是对的，但要是企业抢着还你的钱、和你越走越远，对银行真是利好吗？

每个人有更多理性，在狂热时勇于反思，在低迷时力求客观，中国经济就会有更多理性。对话永远好过对立。平等的沟通机制和法治化的途径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正途。当我们释放出更多善意，中国经济就能更接近善经济。这不是放松警惕，而是对大时代负责，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负责，对彼此负责。

人工智能让我们明白深度学习的重要性。希望我们在看待、理解和处理中国经济与中国公司的问题时，也能不断提高深度学习的能力。也许，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需要一场深度学习的革命，而不是一出现问题，就回到简单化的、非此即彼、帽子横飞的话语框架里。

商业文明的车轮永远向前。有的公司坚守初心，慎终如始，因而卓越；有的公司勇于自省，因而超越；有的公司迷途知返，因而重生；有的公司执迷不悟，因而毁灭。而万千企业家、创业者、经理人、投资者，将从这样的活生生的现实观察中，思考自己的命运，改善学习的曲线，不断向前，不断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