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领读 | 周其仁：中国经济突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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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周其仁教授在基石资本年会上演讲再次提到了“经济突围”，在演讲中周其仁教授提出我们现在主要被两个力量围住了：一个是全球格局正发生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当其中，被围住了，另一个力量是我们自己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国内经济的一些变化，这也把我们围住了。早在2017年周其仁教授就在他的作品《突围集》中提到经济局势的变化与经济突围，现在看来，依然有思考价值。

从高增长到经济下行，我们要应付的“三块石头”

中国经济正面临很大下行压力。以季度数据折成年率来看：从2007年最高点15%的增长率，到现在的7%—能不能稳得住还是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下来一半，不是一个小事。

我们如何理解这么一个高位下行的经济态势？先来看高位。没有人否认 14% 以上是高得出奇的增长率，不要说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即便是较小经济体，维持10%以上年增长率都少见。那么，我们这个大国的高增长率是怎么来的呢？改革开放前，人口众多，相当贫穷，连种地的人都吃不饱，是什么力量让中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温故知新，有三波改革浪潮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第一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开始给国内市场供应充足的粮食和农副产品，支持了轻工业和城市发展。

第二波是民营企业合法化，特别是 1992 年以后，把过去多年捆绑自己手脚的“姓社姓资”绳索解开了。

第三波是开放，从最早的 4 个特区、14 个沿海城市，一直到加入世贸，中国走向全方位开放，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推动。

形象地看，三波浪潮打通了两个海平面。一个高海平面，那就是美国、日本、欧洲，现代化程度高，人均GDP 从 1 万美元到几万美元，其国内市场大，购买力强。

另外一个低海平面，则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在“二战”后独立，对国家主权看得重，也受当时主导经济思想的影响，认定要维护主权就只能关门建设，靠进口替代战略发展经济，与发达国家来往不多。所以多年来所谓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

两个海平面之间，以人均收入看差不多差了一百倍，潜在的落差极其巨大。

邓小平领导中国开放，以及随后印度开放、苏联解体，好比在全球两个海平面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由于落差大，一旦打通，就释放出工业革命以来最大一波全球经济势能。这导致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是资本、技术从高海平面往下落。资本、技术总往稀缺程度较高的地方去，回报会比较高，这合乎经济学逻辑。中国经济能有今天，自己的努力很重要，但不足够，还需要大量利用外部资本、技术、商业模式和信息。开放前中国人也不能说工作不努力，但关起门来搞经济，再辛苦也解决不了那些关键的瓶颈问题，就不可能实现高速增长。

当然，低海平面自身要改革，改革限制发展的体制机制，解放生产力。想想看，1980 年中国出口总额只有 100 亿美元，且很大部分靠资源性产品出口。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产品开始大量出口，充分发挥了比较成本优势，在两个海平面之间形成巨大对流，也让“中国制造”立足世界。

这当中，有三个关键元素：

第一，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不开放是长期关门受穷，开放才发现“穷”也是一种竞争力。因为穷，无非就是工资低、劳动成本低。同样的产品，成本低当然有竞争力。要素价格也非常低廉，其实那不过是长期贫穷的结果。由于中国人口和劳力数量极其巨大，一旦潜力释放，全球市场翻天覆地。

第二，过去学苏联，用僵硬的体制机制把自己的手脚捆得牢牢的。经历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愿意闯一闯、试一试，终于把市场经济搞了起来，逐步解除不当管制，允许民营企业合法生存，大幅度降低了国民经济的体制运行成本和组织成本。

第三，市场性经济活动突显了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激励人们在干中学，也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结果是中国人的学习曲线持续向上，方方面面的产品品质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中国经济从低海平面崛起，得益于上述三项配合而形成的比较成本优势。

2000 年左右，发达国家大量投资中国。福特汽车公司要扩大产能，放在美国还是放到中国？投资人和企业家会在全球范围比较，看市场容量，比成本优势。中国出口导向高速增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里发生的。

当然，全球化遭遇新问题。新兴市场经济的兴起，不能不改变原有世界格局。2007 年从美国引爆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发达国家的外需收缩，进口下降，对应到中国，出口从过去的20％~30％的年增长率，掉到－20%，前后高达 50 个百分点的降幅。出口导向多少年都顺风顺水的，但 2008 年中国经济遭遇巨大的下行压力。

国内的挑战，是转型加高速增长，不稳定、不可持续的因素不断累积，不当的行政管制与审批在宏观调控中加码，累加到一起，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重新上升。加上多年货币高投放，实际利率偏低甚至为负，刺激更高的借贷需求，国民经济沿着加杠杆的方向前行。特别是有政府背景的企业的负债率很高。一旦外需收缩，外向受阻，价格指数随之下降，真实利率就陡然上升，高负债企业还息压力增加，就把经济拉向下行方向。

所以，这一波经济下滑有三个起因：外需收缩、行政管制造成的制度成本上升，以及真实利率转正。

美联储对于这一波金融危机，总结过去教训得出结论：在萧条时紧缩无异于雪上加霜，所以启动救市，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从效果看总算托住了经济，至少没出现 1929—1933 年那样的大萧条危机。

2010年全球平均增长率5.2%，算不错。但2011年是4%，2012 年是 3.2%，2015 年据估计为 3%（实际为 2.47%）。

这意味着政府救市的后劲有限。欧债危机看来比美国的麻烦还要大，逻辑上的问题是，市场出问题政府来救，但政府负债过高又让谁来救？目前没有答案，欧洲是得过且过、对付了眼下无暇顾及将来。

货币宽松情况下，加杠杆很过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经济有其规律，高负债一旦遇上真实利率下挫，就要企业、地方、行业的命。现在各国都说外需乏力，中国首当其冲：2010 年5 月开始，出口减速，2015 年年初有点反弹，但 5 月份出口增长仅 1%，6 月份 3.1%，谁也不敢说还会不会再下来。

最大的挑战其实还在国内，因为经济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因为下山时带着强大的惯性，可能稳不住就冲出滑道。另外，经济高位增长时水面下掩盖着不少石头，水位一落，硬硬的石头就露了出来，“水落石出”。

我们将要应付三块大石头。第一块是成本。经济增长是连续过程，今年的收入就构成明年的成本，这个道理很浅显。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成本曲线先降后升，持续往上走。现在“成本”这块石头，早把很多企业，尤其是本来就缺乏成本控制能力的企业，顶得非常难受。现在大家都在熬，熬不下去只有关门，因为受到两面夹击，一面是市场订单不够，一面是成本太高。

第二块大石头是债务，真实利率反转是大麻烦。债务又是长链条，一家公司债务违约，会让一批公司甚至一个地区都受连累。现在人们关注中国的地方债。我的看法是，最危险的还不是债务总量，而是这些年用债务所做投资的质量。如果仅仅是负债率高，但未来回报率不低，那还比较好办。问题是行政主导的“投资”，项目质量堪忧，将来会不会产生回报，拍完脑门拍屁股走人的决策者并不在乎，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远没有到位。这里面的风险不小。

第三块大石头是过剩产能。好的时候人们把将来看得更好，意气风发上产能。遭遇下行，预期翻转，前后左右的产品都卖不动，才知道产能还会过剩。依照过去的经验，去产能涉及资产价格的较大调整，还涉及失业，去谁的产能谁痛，所以都希望去别人的产能，好叫自己熬过去。问题是家家打同样的算盘，过剩产能压生产者物价，调整期就人为拖长了。

高增长水位下降，三块大石露出水面，这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困局。现在看得明白，中国经济非转型不可，因为过去的支柱再也撑不起持续的高速增长。上面讲了，中国高速增长得益于积极加入全球化，所以发达经济疲软，中国难以独善其身，因为两个海平面息息相关。

如何实现经济突围

总体看，中国经济要更多依靠内需，要在连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让内需在引导经济持续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实现这样的转型，就要落实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启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这样体量的大经济，将更多依靠内需来支持增长。

这个判断没有太大分歧，但内需恐怕不会很快顶上来。2012 年，工业在中国 GDP 总额中还占 47%，庞大的中国制造本来一直为全球需求而生，靠现存内需消化不了。至于潜在的内需，非有结构性改革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的改革不可，也不是说释放就能释放出来的。过去讲了这么多年，内需还是难挑大梁，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板块占国民收入比重还是偏低。这个症结不解决，我国内需就只能是潜在的。

说城镇化是最大内需，这话听来不错，因为中国城镇化指数毕竟刚过 50％，且真正的市民人口比例更低。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行政主导的城镇化大跃进”并不可靠，因为关键体制未改，包括行政主导投资、画地为牢的资源配置、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还有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倘若没有扎实的改革推进，“城镇化”中的无效资源配置，恐怕不等把城镇化率提升到应有水准，经济、社会、政治就吃不消了。

要释放改革红利，总有个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今天种树，要过几年才可能结果。这就是现在的困局：过去的高增长已没有条件持续，但转型艰难，即使认识一致、措施对头，真正生效也需要时间。

在现实约束下，千难万难，再难也要坚持开放。首先要看到全球化遇挫，但开放还有潜力。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平均增长率下降，但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所占份额增加。中国早期开放不能不以发达国家为目标市场，因为那里的购买力不但高，而且是现成的，商业通道、基础设施、信用与金融服务也都是现成的，中国只需埋头做世界工厂、世界车间，不愁产品没销路。

但恰恰由于中国和一批新兴市场经济体走开放之路，全球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2000 年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3.7%，现在占 11.5% ；新兴市场国家从占 15.4% 升到 29.7% ；G7（七国集团）国家则从占 65.4% 降为 47.3%。全球“蛋糕”的板块已经变化了。

当然不少发展中国家缺乏现成购买力，不过像当年中国一样，潜在购买力是有的。当下的现实制约是基础设施不完备、生产性服务跟不上来，但持续开放，潜在需求有机会转为现实需求。中国应当对此积极反应。

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占全球的比重，从2000年的6.3% 到2011 年的 17.4%，2012 年应该是 19%。但中国工业能力与市场开拓能力不匹配。一方面制造能力强，人力资源充沛、肯干并愿意学习，加上进口设备，建设大工厂、形成新产能易如反掌，但比较而言，在全球市场开拓的能力弱，于是主要靠发达国家订单过日子。一旦高海平面起波浪，我们这里就产能过剩。其实除了发达经济体，到印度、俄罗斯商场里看，中国货还不够多。

我在新疆考察向西开放时，看到当地几家民营企业，到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修变电站、建输电网络，主动参与当地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当年中国还不是一样这么起来的？还不是利用开放，补上多年短板如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按这个思路倒过去，也是可行的。那就是凭中国积累外汇、投资和生产服务能力，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到他国修电站，设备大多是中国的。修高速公路，水泥、沥青、钢材、设备也是中国制造。所以，研究当年外国资本怎么进入中国的，从中学习现在中国经济怎么走出去，应该挺对路。

当然这也有风险。越南、缅甸都有中国企业去，不单卖产品，且借钱给他们买中国产品、出资修路、修其他基础设施。这将带动贸易，带动国内产能的消化。这是一个发力方向，是中国经济开放的升级版。如果向西、向中、向南看，伊斯兰世界十几亿人口，有独特的文化要求；新疆往西有大片资源，有潜在购买力；东盟也有发展机会。

第二个发力方向是产业升级。现在有舆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没了，所以不行了；人工工资涨了，所以不行了。这是流行之见。但现实还有另一面，即中国 2015 年人均GDP 8000 美元，虽然比刚刚开放时大大拉近了与高海平面的落差，但跟发达国家比，人均收入依然有多倍之差，怎么说没戏就没戏了？

荷兰人均GDP 5 万美元，却是世界三大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其中仅花卉一项，就占全球出口额一半以上。荷兰人的收入那么高，当然工资成本也高，为什么农产品还有出口竞争力？要明白，比较优势不是由工资的绝对水平决定的，还要比生产率，比产品种类、材料、工艺、流程、品质、商业模式等，背后是教育、培训、人的综合素质提升。在经济逻辑上，只要生产率进步快于工资增长，依然有优势，依然有机会。

所以，不能靠惯性想问题，不能到今天还只能习惯请拿一两千元工资的工人，才能在市场立足。经济增长终究要落到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因此比较优势一定要起变化，但决定性的可不是工资绝对水平，而是生产率的提高率。

最近我给企业家朋友介绍“Mr.Swatch”（尼古拉斯·哈耶克）的故事，背景是当年日本、中国香港等后来居上，用低成本石英表和电子表一度把瑞士精密制表业逼到墙角。当时瑞士人工比日本贵，瑞士企业家尼古拉斯·哈耶克挺身而出，投身革新制表业，把功能产品与时尚结合，由创新带起的生产率提升让瑞士精密制造经受住考验。到今天，瑞士制表也没有搬到低成本国家，还在全球占一席之地。这个故事说明，绝不是成本线向上推，就只有死路一条。如果能做到产品升级和产业升级，就大有可为。

第三，集聚和集中。城市化的内涵是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是人口与经济资源的“集聚和集中”。全球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一半多点，但城市占地只占地球表面极少一点地方，总趋势是，在越来越少的国土面积上集聚更多人口和产出更大经济总量。美国将近 80% 的城市化率，城市占地仅占美国国土的 3%，其中纽约人口占全国的 7.5%，GDP 占 10.1%，占地面积呢？曼哈顿不到 60 平方公里（加上水面也不过 87.5 平方公里），纽约市五区总共也不足 800 平方公里。日本三大都市圈，差不多集中了 70% 的总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占地多少？大东京都市圈 1.3 万平方公里，比我们的北京市还小。

中国允许人口流动之后，集聚与集中的趋势已经有所表现，这里面蕴含着巨大机会。不过我们这里的集聚和集中水平还比较初级，突出表现是密度尚有余地，即单位国土面积上的经济产出量还不高，说明大有潜力。问题是，要充分释放集聚潜力，现行体制远不适应。深改推进之后，以集聚和集中为内涵的城市化—不再是行政分割摊大饼的“城镇化”—将带动更持久的投资与经济增长。

不一样的行动，有不一样的未来

小结一下，现实是高速增长后转入转型困局，但突破困局的可能性并存。

第一，转折不可避免，由不得我们高兴还是不高兴。随着发达经济高海平面的低增长新常态化，中国以往几十年出口导向的高增长，势必改变。

第二，“水落石出”无可避免，经济水位的下降很现实，石头露出来很无情，只能通过降成本、重组债务、优胜劣汰去产能才能渡过难关。

第三，未来有三个突围方向：一是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开拓全球化新边疆；二是已成形的中国制造继续寻找比较优势，启动产品和产业的技术升级；三是以深化改革扫除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集聚的障碍，进一步释放城市化潜力。

为此，振奋改革家、企业家和事业家精神，具有决定意义。大家看未来，乐观有乐观的道理，悲观有悲观的原因。但未来不是“观”出来的，而只能是行动的结果。我不相信自己有预言未来的本领，未来中国经济究竟如何，取决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这支产业家、企业家、投资家队伍，大家怎么判断、怎么决策、怎么行动。不同的行动，有不一样的未来。

本文节选自《突围集》周其仁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秋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等院校开设课程。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著作有《城乡中国》《改革的逻辑》、《竞争与繁荣》、《货币的教训》、《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世事胜棋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挑灯看剑》、《产权与制度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