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征程 | 历史巅峰却遭市值腰斩，铁血经理人力挽狂澜，它在5G时代赚疯了

芯片，国之命脉。

这一枚小小的方块，竟卡住了我国无数尖端行业的咽喉，成了科技巨头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2021年，36氪重磅推出《芯征程》系列产业观察。本系列将对半导体产业上下游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深度研究，包括不断突破摩尔定律极限的制造巨头、设备供应商、材料供应商、以及芯片设计企业。希望我们的内容能够为饱受“缺芯”困扰的中国产业界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这是36氪《芯征程》系列的第四篇，Enjoy。

 

在中国台湾的土地上，有这么一家神奇的芯片公司。

它发家于深圳华强北的草莽年代，有过山寨之王的高光时刻，也有过技术“卡脖子”的致命一击，更曾引入铁血经理人力挽狂澜，创下5G时代逆风翻盘的一代神话。

它就是联发科。

财报显示，凭借着在5G大战中的胜利，联发科2020全年营收达到了3221.46亿新台币，同比增长30.8%，手机芯片业务更是同比大增80%，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2020年第三季度，联发科的手机芯片市占率一举超越高通，成为全球最大智能手机芯片厂。

消息一出，股价疯涨。

截止至3.30联发科股价走势图 图源：英为财情

在过去短短一年时间里，联发科市值几乎直线攀升，从5千亿新台币冲到了1万5千亿新台币，飙升1万亿，股价翻了三倍。

联发科的成长，与蓬勃发展的中国手机产业息息相关。看懂了中国手机，你才能看懂联发科。而看懂了联发科，你才能看懂中国手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让我们先把目光转回2001年。

一、草莽英雄

2001年7月29日，北京，中国大饭店。

人潮拥挤的会议厅里，安保人员拼命挡开挤上前来的长枪短炮，闪光灯像爆炸似的此起彼伏，嘈杂不堪。

2001年中国大饭店会议厅现场 图片来源：搜狐娱乐

这一天里，外号“手机狂人”的TCL移动通信总经理万明坚公布了两条重磅消息：

1、豪掷14亿韩元天价，聘请“韩国第一美女”金喜善担任TCL手机的品牌形象代言人；

2、邀请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此次TCL手机的电视广告；

发布会上万明坚与金喜善 来源：搜狐娱乐

金喜善是亚洲家喻户晓的知名演员，张艺谋则更不必赘述，去年他刚被钦定为2008北京奥运会的申奥宣传片拍摄总导演，如今正是风头正盛之时。

2001年，大陆市场内的国产手机市占率仅为12%。这支47秒的广告不仅让TCL手机一炮打响，更带动了全体国产手机市场的爆炸式增长。

2003年，中国的手机用户突破2.5亿，正式超过了固定电话用户，市场急速扩大。国产手机品牌应势腾飞，市占率首次突破50%，打破了“洋品牌”的垄断。

根据工信部数据，当年全国手机品牌销量销量前四分别为：波导、TCL、诺基亚、摩托罗拉（969.64万台、749.96万台、737.92万台、622.3万台）。

这场轰轰烈烈的手机大混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注，其中就包括了海峡对岸一家小小的芯片设计公司，联发科技。

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MediaTek，业内简称联发科）成立于1997年，其前身是中国台湾历史上第一家半导体公司——成立于1980年的台湾联华电子——的IC设计部门。

联发科创始人蔡明介 图片来源：联发科技

在联发科成立之初，台湾IT产业还围绕着个人电脑业务展开，联发科创始人蔡明介带队切入CD/DVD光驱芯片市场，凭借着多年的产业经验与技术积累迅速崛起，短短几年间就成长为台湾最大的芯片设计公司，其DVD芯片已经垄断了超过60%的市场，将索尼等大厂远远甩在身后。

2001年，联发科在台湾上市，甫一挂牌就遇上接连几个封板涨停，一时被冠以“股王”之称。2003年，联发科的营收突破380亿新台币，成功跻身全球芯片设计公司前十。

然而，这看似风光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市场危机。

步入21世纪后，CD/DVD市场逐渐失去增长活力，各家价格竞争激烈，逐渐波及产业链上游。全球互联网泡沫的大破裂则加剧了PC产业的下行走势。蔡明介很清楚，联发科现在手上的“一手好牌”很快就要过时了。

此时，蓬勃发展的手机市场进入了蔡明介的视野。

一方面，2G手机芯片的设计门槛并不太高，市面上各大厂商群雄逐鹿，爱立信、西门子、TI、ADI、博通、Marvell、高通混战纷纷；

另一方面，联发科的CD/DVD产品本就有着众多大陆客户。加入WTO后，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经济发展迈上腾飞赛道，手机市场呈现出极其旺盛的市场需求。

为了造好手机芯片，蔡明介不仅多次往返美国硅谷，亲自网罗人才，并在公司还不足300人时，就分出接近1/3的员工投入这项研发，三年砸下数百万新台币，全力攻坚。

2003年，这款凝聚了联发科三年心血、百万新台币、与无数工程师日夜攻坚的手机芯片，终于正式面世。

市场却兜头浇了他们一盆冷水。

纵然已在其他行业闯下不小的知名度，但隔行如隔山，联发科的第一款手机芯片并没有格外出彩的设计，即便比竞品便宜个少许，手机厂商也不敢轻易采用，每月出货量少得可怜。

接下来的2004年，对于联发科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一年机缘巧合的几大转折，那么今天的联发科，很有可能只是个转型失败的DVD芯片厂，轻易地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早年间，手机的集成度非常低，各家的处理器、MCU、基带、DSP、ROM等十几个芯片与零部件很可能来自不同供应商，开发工具标准各异，需要手机厂商进行大量的工程测试与调试，耗时又耗力。

为了降低手机厂商的开发门槛，联发科率先把自己的“老本行”多媒体技术整合到了手机芯片当中，图像处理、MP3播放立刻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手机功能之一。

2004年，联发科更是联合正崴精密集团收购了台湾手机设计公司达智，为手机厂商提供芯片+电子元件的全套定制化解决方案——这也是联发科日后称霸江湖的“交钥匙”方案雏形。

“正崴精密集团”这个名字可能听起来有些陌生，但事实上，它是台湾商界著名的泛鸿海集团成员。而正崴精密集团的董事长，正是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亲弟弟，郭台强。

早年间，郭台强就被大哥派往深圳筹办富士康，并出任鸿海总经理。

左：郭台铭 右：郭台强 图片来源：台海网

1997年，郭台强又从大哥手里接过了正崴精密。

正崴精密从缆线连接器起家，并在2000年代初期确立了手机代工作为未来主业，逐渐转型为无线通讯、消费电子整合大厂。在鸿海集团的扶持下，正崴集团也成功跻身全球顶级手机厂供应链，相继拿下各种大笔订单。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正好是曾经富士康“最牛打工妹”王来春回到深圳创办消费电子代工厂立讯精密的年份。仅有初中文化的王来春曾经是富士康于中国大陆招聘的首批149名员工之一，更是郭台强手下的得力干将。

2017年库克来华参观王来春工厂 图源：库克微博

2009年，在立讯精密上市前夕，郭台强还出资4000万元认缴了立讯精密400万股，使得正崴成为立讯精密的第三大股东。

回望联发科在手机芯片领域取得的成功，我们不难发现，这与台湾手机产业的整体兴旺息息相关。在鸿海、正崴、以及其他手机产业资源的加持下，联发科的第二款芯片顺利打入了手机产业链。

而助力联发科蓬勃发展的，2004年最后一股产业“东风”，却是连联发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2004年6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412号文件)，正式放开了卡住手机生产的“牌照”制度。

在此之前，国内市场一直沿用的是1998年国家发布的“5号文件”，规定在中国国内生产手机需要得到信产部和国家计委审批发放“手机生产牌照”。

这一规定本是为了限制外资企业垄断而生，可在实施过程中，却同样限制了大量想要进军手机产业的本土公司。

在2000年之后，为了避免恶性竞争，手机生产牌照更是直接全面停发，一共只有36家企业获得生产资质，无数眼红手机产业蓬勃发展的企业只得花钱租牌、贴牌生产，而不少拥有生产牌照的企业却根本没有手机产线，仅靠收每台手机30-100元的“租牌费”也能净赚不赔。

在2004年放开牌照制度后，2005年2月，发改委又下发了《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投资项目核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正式落实了手机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

压抑了近6年的市场活力突然有了宣泄口，国产手机市场全面爆发，不仅有奥克斯、创维等白牌厂商迅速转正入局，各类杂牌“山寨机”大混战的序幕也从此拉开。

香烟手机 图源网络

彼时的华强北成了山寨机冲锋陷阵的第一战场，跑马灯、大喇叭、香烟手机、福娃手机、法拉利手机层出不穷，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正如台湾作家廖信忠所写，“华强北，就是手机界的耶路撒冷。全世界卖手机的商人，都要来这朝圣。”

而联发科，则成为了这轮山寨手机崛起的最大收益者。

山寨手机厂商大多缺少技术研发能力，产品剑走偏锋，功能五花八门，价格低廉。而联发科的手机芯片方案不仅价格便宜，而且集成度非常高，厂商买回来几乎是套个电路板就能用，是当之无愧的“交钥匙”方案，广受各大山寨机品牌拥趸。

当时的联发科火到什么程度？根据美林报道显示，2006年，联发科国内市占率从0飙升到40%，手机芯片总出货量正式突破1亿片大关，股价在接下来300多天里直接翻倍，板板涨停。

继“台湾IC设计之父”“股王”之后，联发科创始人蔡明介又有了一个新称号，“山寨机之父”。

自此，联发科正式在蓬勃的手机市场站稳了脚跟，拥有了与国际手机芯片巨头比肩的资本。

二、盛世危局

2011年1月1日凌晨5点，北京城里正值隆冬，寒风凛冽。

几个小时之后，魅族第二款手机M9即将在西单大悦城的魅族专卖店里正式开卖，而这天不到5点的时候，西单大悦城门口就已悄然排起了等候的队伍。

魅族M9深圳开卖现场 图片来源：深圳商报

十年之后，人们依然记得当时的火爆场景。同样拥挤的队伍还排在了深圳、上海、广州的街头。9点，北京大悦城门口的等候队伍已经超过了500人，深圳华强北的更是挤了近千人，广州甚至有粉丝从昨晚8点起就等在此处，只为成为第一个拿到M9真机的顾客。

曾经只有在iPhone开卖日才能见到的汹涌人流，如今竟出现在国产手机品牌身上。

2008年夏天，一代机神iPhone 3G横空出世。同年9月，全球首款安卓手机HTC Dream亮相北美。几乎就在转瞬间，智能手机浪潮席卷了全球。

魅族作为国内的最早入局者，在2009年拿出了首款触屏智能机M8，一战封神，这才引发了2011年的M9抢购热潮。

就在魅族M8发售后一年，刚刚年满40的雷军离开金山，创办小米公司。

小米成立 图片来源：小米公司

2011年底，在魅族M9发售半年后，小米第一台智能手机M1正式开卖，定价1999元，比魅族M9便宜了近20%。

同样在2011年，从步步高集团旗下成长起来的OPPO与vivo同时宣布进军智能手机市场，分别拿出了各自的第一台智能手机：OPPO X903、vivo V1。

一时间，国产智能手机全面崛起，山寨机、功能机遭遇多重绞杀。2013年，小米更是破天荒地推出了首款双卡双“红米”手机，售价仅为799元，堪称血洗功能机市场。开售后仅仅90秒，10万台红米手机瞬间售罄，打破历史记录。

而这款红米手机上搭载的，正是联发科手机芯片MT6589T。

其实，几乎所有国产品牌的首款智能手机采用的都是高通芯片，然而，昂贵的“高通税”让这些起步初期的手机品牌望而却步。一台搭载高通芯片的手机要额外交约5%的专利授权费，在由小米带起的“千元手机”低价潮里，这几乎榨干了手机厂商最后一点油水。

与此同时，高通的芯片会优先供应三星、索尼、LG等国际大厂，中国企业只能等待产能宽裕时才能获得供货。2013年，雷军曾在采访中透露，高通骁龙版小米3手机晚于预期上市，是因为高通MSM8974AB芯片“进度略晚，手机在等待芯片。“

从2012年开始，vivo、OPPO、甚至主打高端的魅族都陆续用上了联发科芯片，并逐渐成为了联发科最忠实的合作伙伴。

根据咨询公司iSuppli数据，2011年，受挫于功能机市场的萎缩，联发科在中国大陆的手机芯片出货量仅为1000万片。而到了2012年，在中国大陆智能手机1.8亿台的总出货量中，搭载了联发科芯片的竟然高达1.1亿部，暴涨11倍，几乎两倍于高通。

2012年夏天，由于MT65573、MT6575两颗芯片超预期的火爆，联发科产能吃紧，一颗15美元的芯片竟然炒到了30美元以上，却依旧处处缺货。

随着小米一骑绝尘，OPPO、vivo、魅族强势崛起，联发科赚了个盆满钵满。2014年，联发科股价来到历史高点。在6月的Computex 2014上，联发科CEO蔡明介还高调宣布进军物联网行业，一时股价飙升，风头无两。

然而，企业的辉煌时刻，往往伴随着致命危局。

一直以来，联发科采用的都是“晚于市场半步”的研发策略。在技术已经成熟的市场中，靠低价量产与周到服务，大规模占领中低端市场——在4G时代靠3G取胜，在3G时代靠2G取胜。

谁都没有想到，2016年4月，中国移动突然宣布，当年10月后采购入库的2000元人民币以上手机，必须全部支持4G的LTE Cat.7技术。

在3G技术仍属时代主流的2016年，中国移动此举无疑让整个手机产业炸开了锅。各大手机厂商立刻开始调整产品设计，迅速调转船头。

而整场风波里最被动、震动最大的，就是联发科。当时，联发科没有任何一款产品支持LTE Cat.7技术。

一款芯片的设计生产周期通常需要1~2年，这也就意味着，在接下来至少一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手机新品，都不会采用联发科的芯片。

对于营收严重依赖大陆手机客户的联发科来说，此举简直是致命一击。

当年8月，一度全线采用联发科新品的OPPO、vivo火速与高通签订了专利授权合约，正式倒戈高通。当年联发科股价直接腰斩，从年初接近500新台币的高位瞬间跌到200新台币，市值蒸发5000亿。与此同时，竞争对手高通Q3财报显示本季度营收增长13%，净利润飙升51%。

联发科走进至暗时刻。

其实，打败联发科的并不只有LET Cat.7。一直以来，联发科都没能彻底摘掉“中低端”的帽子，几次冲击高端市场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与此同时，OPPO、vivo这些生于毫末的手机品牌逐渐站稳了脚跟，纷纷希望转向利润更丰厚的高端产品。此时，联发科“山寨机之王”的名号变得格外刺眼。可换用高通芯片所需缴纳的“高通税”却又让手机厂商始终犹豫不决。

联发科的芯片断档，无疑成为了把客户推向对手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铁血经理人

2017年8月底，时隔一年之后，联发科终于拿出了支持LTE Cat.7的两款主流中端手机芯片——Helio P23和Helio P30。

在Helio P23和Helio P30的北京发布会上，一向以“节俭”闻名的联发科市场部竟破天荒地给在场所有媒体一人送了一部魅族Pro 7手机。

手机芯片的设计与制造周期往往长达两年，而联发科的这两款芯片只用了一年。这一年多里，究竟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恐怕只有联发科自己清楚。

而在这场联发科与时间赛跑的自救赛中，扮演主角的却并不是联发科的创始人蔡明介。

半年前的3月22日，下午一点半，联发科突然公布了一项重大人事变动——前台积电CEO蔡力行将空降联发科一把手，与创始人蔡明介共同担任联席CEO，执掌大权。

左：蔡力行 右：蔡明介 图片来源：ETNEWS

消息一出，市场巨震。

与联发科创始人蔡明介一样，蔡力行也是台湾半导体界的元老级人物。但不同的是，比起蔡明介温和低调的工程师做派，蔡力行则有着一个让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闻风丧胆”的称号——铁血经理人。

蔡力行出生于官僚之家的，其父亲蔡同玙曾任台湾证交所董事长。蔡力行生于1952年，只比联发科CEO蔡明介小2岁，两人同为台大校友，也同样有着美国高校科研深造的经历，是当年第一批从美国回台湾发展的半导体高级人才。

与专攻芯片设计的蔡明介不同，蔡力行更擅长的是半导体材料与制造。作为康乃尔大学材料工程博士后，他在1989年回到台湾，加入刚刚成立2年的台积电，并负责领导创建了台积电历史上第一座8英寸厂，是台积电早年开疆拓土的重臣，也是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的爱将。

在张忠谋的有意提拔下，蔡力行一路高升，并在2005年接过张忠谋的衣钵，成为了台积电新任总执行长。

而蔡力行“铁血经理人”的称号，正是缘起于他的台积电岁月。

蔡力行的管理方式一向以铁血强势著称，业内称他治厂如带兵，信奉铁血纪律，一旦目标设定，风雨无阻，使命必达。

当年，台积电曾经创下400精英不眠不休三班倒的制度，全员一心“拼了”，势必要拿下全球霸主地位。以至于此后台湾半导体界始终流传着一句口号：“十万青年十万肝，GG轮班救台湾。”

可这份“铁血”也让蔡力行付出了代价。

2009年2月，一封求助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张忠谋手中。

在这封情真意切的求助信中，一位父亲恳求张忠谋，不要裁掉自己的儿子。而张忠谋在调查后发现，这位父亲的儿子不仅是台积电十多年经验的老功臣，而且一度是绩效考核前10%的奖励对象，只因去年妻子怀孕分散了精力，这才被5%末位淘汰。

事实上，在08金融海啸的之中，全球经济陷入重大危机，半导体产业也不例外。这两年间，蔡力行在台积电内部推行了异常严格的绩效管理制度，5%末位员工从原来的特别管理变为直接辞退，800多人因此丢了饭碗，其中不乏跟随台积电打拼十多年的老员工。

3月底，事态持续发酵，员工不满于这种名曰绩效、实为裁员的举动，连夜在张忠谋家门口拉起了抗议横幅，高喊“台积电背信”“台积电欺骗员工”。

彼时张忠谋已是78岁高龄，是台湾半导体界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哪里受得了这种刺激。震怒之下，张忠谋强势介入，不仅公开宣布回聘所有被裁员工，更在6月亲手撤掉了蔡力行的CEO头衔，打入“冷宫”，改任新事业组织总经理。

张忠谋现场宣布撤掉蔡力行CEO职位 图片来源：商业周刊

其实，裁员事件只是表面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最近三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台积电毛利率一路下滑，市场份额被三星、联电等竞争对手不断蚕食，危机四伏。

一夜之间，蔡力行从管理两万员工的CEO，变成了手下不到十人团队的小领导。

没过几年，蔡力行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二十多年的台积电，加入台湾中华电信担任董事长兼执行长，开启了下一段征程。

2017年12月，业内传出蔡力行将加入中国紫光集团，负责紫光晶圆代工部门业务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知道蔡力行即将离开中华电信后，相识多年的蔡明介立刻联系了他，力邀其加盟联发科。不到3个月间，双方就敲定了工作细节，并在3月22日正式公布了蔡力行的“空降”。

四、力挽狂澜

2018年初，某个淡出主流视野的手机品牌，以它最不希望的方式回到了关注度中心。

——三星。

Strategy Analytics研究数据显示，三星手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进一步萎缩。去年第四季度，其智能手机市占比仅剩0.8%（三星手机雪崩式溃败中国：从20%跌到0.8%）。

仅仅在不到五年前，三星还是国产手机的天花板，以超过20%的市占率笑傲全国，稳坐机神宝座。

这五年来，华为、小米、OPPO、vivo等国产手机飞速崛起，以直线速度掠夺着市场份额，逼得三星节节败退。与此同时，以小米为首的国产品牌还将战线推到了新兴市场，在印度、非洲拼了个刺刀见血。

手机市场变化之快，让人目不暇接。而这恰恰是联发科翻身的最佳时机。

国内手机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各大品牌几乎杀红了眼，价格战、镜头战、“刘海”战层出不穷。而此时最能拉开差异的热门话题点，莫过于近在眉睫的5G商用。

联发科之所以连夜请来蔡力行空降，看中的并不仅是他台积电的代工背景与“铁血经理人”的管理实力，更重要的是，这位前中华电信执行长有着5G时代的全面部署经历，是联发科的5G杀手锏。

蔡力行没有让联发科失望。

首先，在5G技术路径上，美国主打5G毫米波技术，中国大陆则主打Sub-6技术，主要客户集中在中国大陆的联发科坚定不移地投向了后者的怀抱。

其次，在“双蔡”CEO的带领下，联发科一改往年“落后市场半步”的研发进度，不仅加大了研发投入，更是在2017年喊出了5年砸2000亿元新台币的宏伟目标，近3000名研发人员移转至5G、AI重点领域，力求从追赶到超越。

争霸主、争第一。这套带领台积电走上称霸征程的战略打法，被蔡力行带到了联发科。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2019年11月，蛰伏两年的联发科亮出了它5G时代的最强武器——天玑1000系列芯片。

天玑1000发布现场 图片来源：联发科技

手机厂商们震惊地发现，联发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联发科，手握全球第一款集成5G SoC的它，竟挤到了全球技术最前沿。

第二年，天玑1000 Plus系列则更是直接把5G、7nm、快充这些高端技术拉到2000元中端价位，瞬间引爆了手机市场。

此时，联发科已经放开了“高中低”产品线刻板定位，手机厂商需要什么、用户喜欢什么，联发科9就提供什么。永远保持技术领先、保持超高性价比、保持最周到服务。

就像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拳，只有把招式全忘了，方成化境。

恰逢其时，中美两国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中兴事件余波未平，华为禁令又再次震动产业。高通失去了对华为手机的供货资格，联发科迎头补上。

图片来源：Counterpoint

2020年第三季度，Counterpoint数据显示，靠着天玑系列的爆火，联发科本季度全球市场份额冲到了31%的高位，正式超过高通，登顶全球第一。

而在2020.3～2021.3这一年时间里，联发科的股价从300新台币一路飙升到接近1000新台币，市值暴涨一万亿，创下一代传奇。

尾声

联发科是中国手机产业的缩影。

二十年前，它和中国最早一批大胆下海的手机厂商共同成长，靠着山寨赚到了第一桶金，却也差点因山寨而走到了生命尽头。

回望这二十年跌宕起伏，我们不难发现，影响联发科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有三个：时势、政策、技术。

它不仅抓住了功能机、智能机、5G手机这三波历史潮流，更及时地调整船头，加重研发投入，从技术跟随的二线角色，成功跻身全球一线，引领技术发展。

无论是手机，还是其他科技产业，此刻的我们比谁都要清楚，“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在走过了山寨与模仿之路后，站在时代新起点的中国，同样需要新技术、新征程、新未来。

 

参考资料：

1、《TCL手机千万巨资迎娶韩国新娘 两大焦点扣人心弦》搜狐娱乐

2、《蔡明介台湾交大毕业典礼演讲》蔡明介

3、《从供应链之伤，看为什么说2014年将是小米成立以来风险最高的一年？》宿艺

4、《魅族M9首发魅友半夜排队 热度堪比iPhone4》腾讯数码

5、《手机基带芯片激荡30年》金捷幡

6、《一封信让张忠谋大怒 蔡力行10分钟被换掉》商业周刊

7、《走过2004年后看我国的国产手机市场》徐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