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那些硅谷返乡的创业者们丨深氪Lite

文丨陈之琰

编辑丨刘旌

海归围猎战

刚读完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第一年，魏新月就做了一个决定：辍学。

几乎是以疫情中最快的速度买到机票，她在三个月后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尽管这场飞行颇为周折：在经历了长达48个小时、途径芝加哥、墨西哥、东京的疲惫飞行后，她还需要在梅雨天却无法开空调的上海酒店里独自度过14天。但魏新月依然止不住兴奋——她回来，是为了创业。

今年3月底，一条微信推文在魏新月所在的北美华人圈中一度刷屏：《致大洋彼岸的你》。“疫情当前，不能聚首。见字如面，甚以为怀。”这封来自红杉中国的“公开信”的最后一排文字撩动了无数海外留学生的神经：“回国创业正当时”。

一周后，这些人在红杉的线上活动上“见”到了周逵。周逵被视为红杉中国的“二号人物”——作为这家中国最顶级VC的关键合伙人，他是每一位创业者都想见到的人。与他同时出席的还有红杉中国合伙人吴茗、曹曦，以及副总裁公元，可见这场活动规格之高，还有近600位来自不同时区的准创业者们同时在线。活动虽名曰“中国前沿科技投资趋势分享会”，但红杉更希望传递的信号是：回国创业找红杉。

此刻正是一个微妙的节点。一方面，中美之间的通路变得阻碍重重：政策的变化导致，美国的华人留学生和工程师们一旦选择回国，短期内便难回美国。另一方面，华人在美国当地创业更为仰赖的中国资本，正在因审查制度迅速撤离，包括创新工场在内的多家风险投资机构关闭了美国办公室。突如其来的疫情下，矛盾正在进一步放大。

“必须马上决定，创业是回国还是留美，是马上还是暂缓。”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告诉36氪，在这个特殊的年份，想要创业的海外群体的心境正在发生变化：“何时、何地”，这两件原本有充分思考时间的事情，突然变得“迫在眉睫”。

对于更信奉“投资即投人”的早期机构而言，通过某个特定群体物色创业者是一条常规路径，国内资本对海外留学生、工程师群体的格外关注也是多年惯例。老道的投资人或许比多数创业者们更为嗅觉灵敏。红杉之外，包括峰瑞资本、高榕资本、真格基金、金沙江创投在内，多家VC都上线了针对海归创业者的活动。

8月一个周六的上午，峰瑞资本在北京亮马桥的办公室和线上同步举行了创办5年来的第一次“OpenDay”。不大的会议室在开场前就满满当当的，参会者紧挨着坐着，还有100多人Zoom在线。“OpenDay”事前预告的标题亲切而直接：打算回国工作、创业的你，欢迎来峰瑞坐坐。发布仅三天，就有超过500名的活动申请者。

以往，峰瑞资本的掌门人李丰会以一年三四次赴美出差的频率来接触当地的华人创业者。但在今年，他招募来了一位北美负责人董韦利，她的履历显然对峰瑞有帮助：曾任硅谷华人创业者协会（CEO）联合会长、创立北美创业者联盟（CEA）——她可以轻松找到哈佛、斯坦福、MIT和伯克利等多所北美高校的潜在创业者。

“很明显，投资机构上半年对这批人更积极了。”Uphonest Capital，曾获得国内多家投资机构注资，有着硅谷“前哨站”之称，其创始人合伙人郭威比任何人都敏感地察觉到了资本的变温：随着海外疫情加剧，中国资本接触海外留学生、工程师等潜在创业群体的脚步更急、更快了。

“美元基金的的根在沙丘路（注：硅谷聚集美国最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的一条路），关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华人工程师是他们长期的传统。”郭威告诉36氪，“没有人会直接说，但都在更积极地做。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圈这批人最恰当的时机。”

躁

即使没有2020年的奇境，“走还是留”也是始终高悬于硅谷华人头顶的选择题。

一个多月前，徐衡落地海南。这位亚马逊原高级技术产品经理在年初决定放弃超过百万人民币年薪回国，他希望将亚马逊的物流和供应链技术应用到中国的传统批发生意中。

“来美国大多是学技术、做技术的，能力强、水平够。但说实话，在这里的互联网大厂工作，是受限的。面试让你造原子弹，工作让你去拧螺丝，身边的工程师很少能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更别说，华人工程师隐形的天花板了。”徐衡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在硅谷，只有非常少的华人能做大型公司的主管、副总裁级别，大量的华人工程师卡在“senior”的层级无法动弹。

于是，徐衡身边的大多数工程师过着“一眼望得到头”的日子。“朝十晚四。闲着的时候，不是在院子里DIY、开Party，就是在陪娃、打游戏。工作的饱和度和国内996没法比。”

如果说，国外安逸的生活和对国内竞争的忌惮曾使这群人陷在抗拒改变的港湾里，那2020年的特殊性就在于：安逸被打破了。

今年上半年，硅谷经历了一场据说是2008年后最大规模的裁员潮，相当一部分科技公司里的华人深受影响。一时间，不同公司的“岗位需求表”在华人中间流传着，“华人互助找工作”的群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有媒体统计，前后有接近3000人参与到职场互助、自救中。

“在美国做工程师，很快就可以有小富即安的生活。但中国工程师想要打破这种固化的阶层——越来越多的硅谷人相信要想大富、大成功还是得回国。”一位硅谷工程师说，即便到如今，离职Google回国创立了出门问问的李志飞、从斯坦福大学回国打造小红书的毛文超，仍然是硅谷工程师心中的偶像。

“躁。”徐衡用一个字来形容目前海外技术精英们的普遍心态。每年回国，他都会因在大洋彼岸看不到的新事物而感到震惊。“之前是移动支付，今年是直播带货。和美国不一样，国内每年都是新的。看到这些，都是有能力的人，谁都会躁。”

如今，“躁”的情绪更大浓度地出现在硅谷华人中。“现在人们见面主要讨论两件事：要不要回国、要不要创业。”常年驻扎硅谷的金沙江创投合伙人张予彤对36氪说，现在的商业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平行世界。“美国有一套规则，中国有一套规则。未来的商业世界如果更分离呢？以后回国，不如现在回国。”

但对于回国创业这件事，海外华人们长期被一重矛盾拉扯着：一面是急剧变化、迸发机会的市场环境将他们推向前；另一面是“双创”大潮后国内不断激烈的竞争使他们脚步踟蹰。

回到国内的半个月后，在UpHonest Capital位于上海新天地的创业加速孵化器OnePiece Work里，魏新月和创业伙伴举办了一次试饮活动。这是她第一次向人们介绍她的新品牌——“风下”酒精气泡水。这是一款定位低酒精度、水果口味，“0糖、0脂、0碳水，又爽又健康”的饮料。尽管是酒类，风下的定位与近两年国内爆红的气泡水品牌元気森林非常相似——江湖盛传后者如今的估值已近20亿美金。自觉也不自觉地，魏新月站在了消费品牌创业的风口上。

原本那只是一场“内测”，但魏新月在和来宾交换名片时却发现，现场来了不少不速之客：鏖战在消费赛道里的投资人们，以及好几个还未拿出产品的竞争对手们。“现在，光我知道的竞对就有十几个，都在做类似的事。”

这是每一位中国创业者都在面对的问题：任何一个赛道都玩家如林。“回国创业，竞争激烈是100%的。”峰瑞资本李丰对此习以为常，“钱多了，竞争自然就激烈了。”

这导致：尽管所有的硅谷华人都在讨论回国和创业，但真正付诸行动的还是少数人。“大多数人都会顾虑国内的竞争。现在，腾讯、阿里、头条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从这些大厂出来创业的人和十年前相比要多太多了。”张予彤和许多当地华人聊过，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提到的顾虑是：“相比于国内创业者，我的差异化优势在哪里？”

决意离开的人只能让自己更快地适应中国速度。在买到回国机票之前，徐衡利用此前工作积攒的假期，过起了中国时间：要不就是大半夜地用微信、电话、腾讯会议、Zoom一个个接洽种子客户，要不就起个大早和国内的合伙人聊技术、聊研发。直到他前后买了三张机票，花了近两万美元，最终降落在海南，“创业没有等待，国内的竞争对手更不会等待。”

地气

回到国内，魏新月也迅速开启了创业时间。这是她人生“密度最大”的几个月：此前只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她和团队跑了供应链上下游能接触到的所有工厂，一月内打通了所有环节。频繁的生产改期、复杂的合规条件，这些她之前都完全没碰到过。商学院博弈课、协商课里的练习成为她每天的日常。她还在不停地见人：招聘者、潜在客户、合作方、监管者，当然还有投资人。

到融资阶段时，魏新月发现自己很容易陷入一场悖论：出国时的她是带着想要在酒类赛道中寻找机会、学习创业的想法，并最终“幸运地”在课余的派对里找到了那瓶对的酒——White Claw，也是“风下”灵感的来源，一个在美国年轻人群中最炙手可热的酒饮品牌；但恰恰又因为这段短暂的留学经历，她不得不一次次地被标签化。

“无数个人想条件反射一样对我说：海归做消费？不接地气啊。可没有人告诉我，究竟什么叫接地气。”

空气里似乎飘着这样的等式：海归=不接地气。尽管当下国内消费投资异常火爆，但风下却迟迟未正式开始融资。作为消费品牌的创业者，魏新月认为自己的产品本身足够有吸引力，回国一个月就上线产品的执行力也是超强的。但投资人更想从她身上看到产业的资源、供应链的资源、渠道的资源。这些她显然都没有。

多数人都想看到她有什么，却很少人看到她正在做什么。有时面对投资人对资源的诘问，她只能在心里说：“我最大的优势是——比别人更喜欢。”

投资人们对于海归“不接地气”的陈见并非无因。客观地说，海归这个一度被寄予更大期待的群体，确实并未成为过去十年中国新商业繁荣中的核心力量。

上世纪九十年代，太平洋上演着无数中国人急于奔向彼岸实现个人财富与梦想的故事。“离开”是许多精英人群的选择。直到1995年，张朝阳放弃美国国籍回到国内：中国互联网时代由此肇始，海外华人的回国潮也从此开篇。但回头来看，“海派”在中国商业历史中的红利期却并不绵长。BAT的大战还未真正开始，李彦宏的百度就已悄然退身；字节跳动、美团、滴滴、京东、拼多多等新巨头之中，有留洋经历的也仅有王兴和黄峥两人。

互联网萌芽时期，创业讲究的是技术视野和能力，“看过世界”的海归们有着天然的优势。而在过去十年，中国的互联网创业由商业模式创新主导，把已经在国外成熟的形式落地国内，核心在于对本土市场的理解与实践。海归优势在时代的变化被极大程度地消解了。

2014年，一篇名为《波士顿人》的文章讲述了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故事：从波士顿世界顶尖大学走出的中国留学生正在通过创业，极可能改变未来的中国。但至今这一幕也未发生。

一家以投资海归闻名的VC曾在去年做过一次内部复盘：这些年所投海归的创业成功率并没有所想象得那么高。“我们曾希望他们成为最好的CEO，但事实证明，他们也许更适合做优秀的CFO。”海归不接地气成了创投圈中的某种刻板印象，也是每一位海归必须快速自我反证的事。

更大的困难倒未必是身份认同，而是海归和本土创业者确实拥有截然不同的商业理解。

五年前，在美国留学工作过8年的翁斌斌在硅谷创办了跨境定制维生素品牌lemonBox，并开始中美两边跑。其模式不难理解：用户填一份健康问卷，可以得到注册营养师的专业建议，通过购买，能定期获得从美国直邮到家的个性定制营养补充包。

2018年末，LemonBox入选YC在中国投资的首批项目之一。YC合伙人、第一代智能手表品牌pepple watch的创始人Eric Migicovsky成了翁斌斌的创业导师。Migicovsky曾建议他，“早期公司不要花钱做广告”、“do things，not do scale”（专注产品而非规模）。

但最近在开启新的一轮融资时，翁斌斌进入了一个迥异的语境：他说的是产品，投资人们却在意渠道；他认为仍需要时间，对方却不断地追问复购率。

套用社会达尔文法则，能生存下来的未必是最强的，但一定是最适应环境的。相较于许多犹疑不决的海归，翁斌斌显然更愿意接受变化。“比如消费这件事上，国外的逻辑是H5、google、instagram、Facebook，国内是淘宝、天猫、京东、抖音、微信小程序。每个平台都要有knowhow、人脉和经验。”他说，国内创业者天天在这样的环境里，而海归们必须得从头学起。

轮回

多数投资人是随风向而动的动物。在中国的一级市场，很少人能长时期地相信同一个群体。徐小平，或许算一个。有趣的是，他的前一次新东方创业曾把无数人带向美国，而后做天使投资则又将一大批留学生感召回国。

2011年，徐小平、王强携手红杉中国设立真格基金，并迅速将其打造为关注海外华人创业群体知名度最高的国内早期基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真格基金投资总监尹乐在早年就以实习生身份加入，并全程参与了真格基金“真驿站”计划的推出。“把天使投资机构化后的第一件事，我们就在思考，如何更规模化地抓住海归群体。”

真格基金从2013年起为了给回国创业的海外学子提供有效的“窗口期”，特别设计了“真驿站”项目。通过带领学员走访多家真格基金被投公司，加之各种类型的实践和团队建设活动，在为期十天左右的时间内，“真驿站”希望让海归群体集中认知国内的市场与环境。

在进行了十余期活动之后，真格基金发现，环境有所变化，仅靠“真驿站”覆盖所有行业既不现实，也无法聚焦。2019年底，在“真驿站”之外，真格基金推出了更聚焦前沿科技人才的孵化项目——“真格星球”（ZhenPlanet），并开展了首期线上科技创业营。

一直以来，对于海归创业群体，这家典型以“看人”为主的早期投资机构都在不断寻找他们最适合、最高成功率以及最快适应国内环境落地的创业方式。从“真驿站”到“真格星球”的进化背后，是“海归回国创业的趋势，正在从商业模式创新向科学技术创新转变”。

有过Groupon、Facebook工作经验，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0年的陆继恒参加了第一期的“真格星球”。连续5天的早晨9到12点，参加线上的会议，事后还要进行小组项目。在他所在的小组中，有超过一半是来自美国顶尖学校的在读博士，还有一些正在考虑创业的在职工程师。他是其中最早选择回国创业的那一个。

2019年初，陆继恒回国创办了无代码应用开发及运营平台函子科技。从那时起，他和妻子过上了依靠视频的“异地恋”生活：每天，去上班的路上会和妻子视频十几分钟，中午吃饭的时候视频十几分钟，晚上1点下班回家，再聊上个十几分钟。

“最崩溃的是6月底宣布暂停H-1B入境的时候。”妻子突然意识到，短期的分别会变成长期的异地，两人通了最长的一个电话。陆继恒最终说服了她，“因为她和我都知道，现在是回国技术创业最好的时机。”

各种资源在向技术海归们倾斜。陆继恒刚拿到今年的萧山“5213”计划扶持基金。“5213”计划是目前国内典型吸引海外人才回国进行技术创新型创业的扶持计划，它要求申请者在国外求学和工作，并有独特的技术背景，对于申请合格者的奖励资金也颇为丰厚。“因为国外技术好的人才密度会更高，国内针对海归技术的资金也变得越来越多”。

如果说商业模式时代有着抵触海归创业者的必然，那如今或许是一个更适合他们的时代。一个人人津津乐道的趋势是：一个期待技术创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峰瑞资本李丰在接受36氪专访时称，对于想要回国创业的技术人才，“当下集中了所有的有利因素”：第一，政府、政策支持；第二，国际政治的因素下，使得很多方向上都产生了国产替代的机会，技术和产业结合的需求愈发迫切；第三，资本市场在发生改革，包括科创板的推出、创业板注册制实行在内，资本对技术类公司的评价在发生改变。“二级市场的财富效应会带动一级市场对技术领域的投资。”

许多投资人向36氪指出，目前国内在一些技术领域、待互联网化的传统行业，海外背景的技术人才应该更有优势。这也是疫情之下，不少投资机构在通过更多的方式“圈定”海外华人的关键原因。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人们在看惯了多年的“copy to China”之后，也在近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to China copy”、“copy from China”。创新的界限始终在弥合，单个国家始终保持技术领先的状态从不曾永续，技术优势的“窗口期”总是有限的，海归们的稀缺性和竞争力还能持续多久？面对中国这个进化迭代极度压缩的商业世界，海归们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回到国内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徐衡从海南给36氪发来一条信息：“我们去面试奇绩创坛了！”奇绩创坛，这家原YC中国负责人陆奇创办的新兴投资机构，也成为当下网罗硅谷精英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尽管还没确定拿到陆奇的投资，徐衡和他的团队设计的供应链SaaS系统已经在家族企业运转起来，并且帮助家族企业提升了超过30%的库存周转率。他们的下一步是找到更多的意向客户去进一步打磨产品和销售打法，目前已经联系了8家全国各地的种子客户。

青岛盛夏的一个凌晨，魏新月从一家郊区的工厂疲惫离开。无数次改期之后，她终于拿到了风下的第一个易拉罐。最近，她刚参加完天猫为新品牌举行的的创造营，“风下”在三十多个成熟品牌的产品PK中挺进了前十。她选择把所有精力放在比竞争者们更早地拿出更好的产品来，到年底成果出来了再启动融资。她认识到，“这可能是最核心的竞争力了”。

翁斌斌差不多落实了新一轮融资。在回答了无数遍“如何接地气”的问题后，他在激烈的消费品牌投资大战中存活了下来。他开始明白国内投资人想要的答案，也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他还是爱穿去美国YC培训时拿到的一件T恤，上面有YC的口号：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