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文学影视化，一场失败的「跨界」

转载时间：2021.10.31（原文发布时间：201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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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娱乐产业”（ID：yulechanye），作者小雨，36氪经授权发布。

“原来是讲商业性、娱乐性、社会性，作为人物来讲还有灵魂性，整个电影的艺术性也是每一个导演创作中要思考、要顾全的问题。可是这个事情有时候没有办法这么周全，如果你考虑到人物的灵魂性和艺术性，那在商业性上需要做一些让步和妥协。” 近日，徐峥在金鸡百花论坛上再次谈到了电影创作者的矛盾，作为现实题材类型电影的探索者之一，他显然正在思考新类型与市场包容度之间的可能性。

如今，大小银幕都在一口名为“真实”的井中汲水。综艺要抛却剧本，捕捉嘉宾的真实样貌；纪录片要贴近“人间烟火”，找到与普通观众对话的节奏；电影要走现实题材道路，与社会情绪对轨。

在全民拥抱真实的当下，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非虚构”类电影，开始涌现、拔尖，在真实与戏剧化，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博弈中，这条路的未来是否通常无阻？

什么是“非虚构”类电影？

1965年，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发表了纪实文学作品《冷血》，他将传统小说的写作手法贯穿入新闻报道的写作中，让一桩真实的凶杀案跳出了干巴巴的新闻报道范畴，充满了曲折离奇的意味，“非虚构”文学从此开宗立派，为全世界所认知。

“非虚构”这一来自文学领域的词汇，最开始被美国电影界所关注，并频频受到学院奖的注目，其中最知名的电影要属由本·阿弗莱克执导的《逃离德黑兰》，这部改编自《连线》杂志的非虚构特稿《大逃亡》的影片，在第85届奥斯卡上斩获了最佳影片、最佳剪辑、最佳改编剧本三项大奖；而诸如《华盛顿邮报》、《聚焦》等电影，更是直接将镜头对准了获取第一手信源的新闻行业，将故事所隐射的社会矛盾暴露在广大观众面前。

好莱坞对非虚构类电影的关注将其推至了社会反思的高度，近年来，韩国更是在助推这层光环。《素媛》、《熔炉》、《黄海》，以及因凶手原型曝光而在中国社交网络引发轰动的《杀人回忆》均改编自韩国的真实案件，导演除了还原案件经过，同时也在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由于与韩国当下社会现实相勾连，观众产生了极强的代入感，而导演带有情感的个人表达更是点燃了整个社会的情绪。

在一水之隔的中国，两岸三地其实早就开始了“非虚构”类电影的探索。台湾导演杨德昌根据当时轰动社会的青少年情杀事件拍出了著名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香港地域的奇观化造就了《天水围的夜与雾》、《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与《踏血寻梅》，而内地也有李杨的《盲井》、《盲山》，高群书的《千钧。一发》作为先驱。

真实的故事并不平庸，而非虚构类电影真正作为商业片在院线崭露头角不过是近几年的事。以2016年《湄公河行动》为分水岭，2016年之前，以真实案件为蓝本的影片大多挣扎在文艺电影与商业电影的边界，探索者陈可辛一直保持着最高票房纪录5.38亿。2016年之后，此类型的电影迈入了大制作时代，票房屡破10亿门槛，因为市场潜力不可估量，也吸引了诸如博纳、北京文化、阿里影业、万达影视等知名公司的投资。

如果说此前评估一部电影能否获得商业成功，依据的是内容与表演，那么2016年之后的非虚构类电影提供了一个新维度——能否在合适的节点点燃大众情绪。改编自“金三角遇害事件”、“也门撤侨事件”的《湄公河行动》与《红海行动》一路高歌猛进，将观众的爱国情绪推至了顶点，而《我不是药神》则恰好用底层英雄程勇的故事讲述了平凡人的生死，一举击中了观众的情绪痛点，自此，小人物的生死也被证明是可以在中国电影市场上被实践的文本。

2019年可以称之为中国市场的“非虚构电影元年”，在国庆氛围的感染之下，非虚构类电影真正尝试与主旋律挂钩。下半年国庆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博纳“骄傲三部曲”《决胜时刻》、《烈火英雄》、《中国机长》均改编自真人真事。尽管赞扬与诋毁纷至沓来，却无法组织它们在票房市场大杀四方，除《决胜时刻》之外，其他电影票房均突破10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单纯的历史题材已经完全被市场所抛弃，而关于真人真事的创新叙事方式还蕴含着无限的票房潜力。

在这个前提之下，前阵子刚刚宣布于明年春节档上映的《紧急救援》与《中国女排》，也给了市场无尽的遐想空间。

非虚构类电影如何诞生？

在趣味先行的当下，即便是非虚构文学，也要以一个“故事”的名义在媒体平台发表，才能被习惯碎片化阅读的读者看到，而从真实事件到商业电影，这之间鸿沟更大，真实感与戏剧性如何结合？艺术性与商业性怎么去平衡？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永恒的话题。

贾樟柯提出一个观点：“现实在成为作品之前是不存在的。发生的故事、存在的问题，如没有通过记者、作家、导演的提炼、观察和发现，在现实世界里物理性的存在未必存在于人们的认知中，不一定会使人有所触动。”对真实事件进行剧本开发正是建立提炼、观察和发现之上，至于能不能够打动观众，这是更高一层的要求。

在国内，大部分非虚构类电影都是直接改编自真实发生的案件（新闻），小部分改编自回忆录、报告文学与电视节目。

比如电影《烈火英雄》就改编自作家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告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原作由“大连新港7.16火灾”事件消防员的采访报道集结而成，自带歌颂体的文字风格诉诸影像，轻而易举地决定了影片偏“英模”式基调；影片《七十七天》以探险作家杨柳松77天孤身穿越羌塘无人区的帖子为蓝本进行剧本写作（后出版改名《北方的空地》），并在创作中植入了感情线；电影《亲爱的》改编自2011年央视《新闻调查》及《看见》的两个专题报道《拐卖重伤》和《童年之殇》，编剧张冀以此形成剧本梗概，并在原型人物身上添加了更多戏剧化经历。

一般来说，如果影片涉及到刑事案件或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那在剧本筹备之初便会与政府机关、公安部门进行接洽，这么做的原因除了让案件有证可考，一方面能为影片获得资源、道具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能确保作品顺利上映。

“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侦破后，公安部希望将此事件进行影视化改编，率先发起号召并向影视公司招标，博纳以2亿元的投资中标，最后完成了《湄公河行动》；

这样的案例很多，比如《解救吾先生》出品团队中有北京市公安局，《红海行动》背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目前正在档期上映的《追凶十九年》背后也有公安部门背书；此外，《中国机长》在“川航MU8633备降事件”最终调查报告问世之前便提前拍摄出来，背后也离不开民用航空局的支持。

以上渠道之外，真正意义上的由非虚构文学作品或特稿故事改编的影视作品却非常少。

在腾讯谷雨、网易在人间、界面正午，以及《GQ智族》、《南方周末》等老牌杂志纷纷推崇非虚构作品的当下，非虚构几乎已经成为媒体领域的风口词汇。关注社会议题、细节详实、具备反思意义，虽然非虚构小说看似具备影视化所需的特质，然而影视化改编的道路却还路漫漫其修远兮。

2016年，特稿记者杜强为杂志《时尚先生Esquire》供稿的《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一文，被乐视影业以“百万经费”买下，这一事件被业内誉为非虚构的“行业高光”。

在此之后，包括 “One实验室”（已解散）、“真实故事计划”等媒体平台屡屡有版权交易的新闻传出，《大逃杀》不再是“百万”版权费里的个例。根据自媒体“IP价值观”对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的专访，2018年真实故事计划通过IP版权变现收益几百万元，这个比例占到了总收益的30%。然而30%这个数字只是上半年的乐观情况，下半年随着影视行业预冷，非虚构IP变现也开始变得困难。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一部非虚构作品被真正地搬上银幕。由《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改编的电影起名为《海祭》，目前已知由香港导演翁子光执掌导筒，然而关于它最后的消息，是翁子光在自媒体“第一导演”上的回应：“（剧本）改了10稿，还在等电影局的消息。”

至于其他的作品，连幕后阵容都没有宣布，《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是高光，也成了绝响。

非虚构IP影视化为何这么难？

非虚构小说目前为止被认为带来的是一种“精英式阅读”，强调是严谨与立场，而中国的非虚构类电影对标的是普通观众，强调的是娱乐，两者在创作理念上最开始就不同。

事实上，纵观近年来在市场上票房受益颇丰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并不能完全称之为“非虚构”，称其为“半虚构”或许更合适，但凡能够形成现象级观影热潮的电影，虚构与真相的边界比较模糊。

比如《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是按照“美国大片”的方案来拍摄的，只能称其为带有真实案件的底色；《中国机长》、《攀登者》则自动担当了弘扬主旋律的任务，人物自带英雄光辉；《我不是药神》、《亲爱的》镜头下的小人物，则恰好被安置在观众的情绪痛点，身世更为戏剧性。而《追凶者也》、《嘉年华》这样从头至尾讲述一个单一案件，并不太强调戏剧冲突影片，则在文艺片阵营里得以偏安一隅。

原因是，真正的非虚构作品崇尚的真相，往往裹挟着犯罪、血腥、暴力等因素，大概率涉及敏感问题，这会使审查面临重重困难。电影《亲爱的》编剧张冀曾提到，能被人读到的真实事件，通常情况下，天然就会有强有力的人物形象以及符合戏剧结构的故事。换句话说，拥有改编潜质的非虚构作品也往往是能够引起一定轰动的社会事件，这可能也是为何讲述船员之间“自相残杀”的《太平洋大逃杀》迟迟无法与观众见面的原因。

此外，非虚构IP影视化改编困难，另一个原因是信源难以界定，新闻是公共资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取信息，不必非得由非虚构作品改编。作家曹寇曾公开回应过蔡尚君的电影《人山人海》、曹保平的电影《追凶者也》是否改编自自己的小说《水城弟兄》，因为三者讲述的都是“六盘水五兄弟追凶”案件。答案是没有，曹寇自称没有拿到一分钱版权费，“它是一个公共事件，我既然可以根据它写成小说，别人也可以将它拍成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