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信用社会与监控之危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作者 朱悦，36氪经授权发布。

导读：上至高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二者所“享受”的，是别无二致的评估标准或算法。1970年代时，面对汹涌而至的批评，业内人士的反驳，相比尊重现实、“让数据说话”的办法，针对特定群体调整信用权重才更符合“歧视”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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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和信用，都是眼下热词。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算法逐渐占据要害，以及如何从伦理等角度看待算法，针对相应题目的论说可谓日新月异。建设征信体系，打造信用社会，都是当下声势正盛的方向。当二者“强强联合”，未来的可能图景，将因此颇为“两极化”。乐观者称，藉先进算法运转的信用体系，既能引导个体向善，又是经济引擎的最佳“润滑剂”；悲观者则忧心相应算法不够公正，或不够透明，甚或彻底沦为监控的手段。

这些问题不新，实际上都是“老相识”。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予以贷款：美国消费者监视和金融身份史》（Creditworthy: A History of Consumer Surveillance and Financial Identity in America）中，作者JoshLauer做了两件前人未竟的事。首先，大致以编年形式，系统地梳理了美国征信机构的历史。起点惊人的早，针对商人的征信机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80年前，纳入普通人的征信机构也有约120年历史。

其次，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极具趣味的发现。伴随征信发展，一些特定的“母题”反复现诸不同年代。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就将重点谈论其中四个历时悠久、又极具当代意义的典例：批评“冷冰冰”的数字无法全面衡量人心，是其一；征信机构本身是否“守正持中”，是其一；“科学”的征信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是其一；相应机构广采、深搜个人信息对隐私与自主的破坏，又是其一。

当人性“沦落”数字

人人相熟的社会中，征信着实没有什么市场，数十年如一日地打交道，本身即是难以替代的信用凭证，个人既熟知对方品行，又无惧对方逋逃。不过，19世纪初以来，伴随美国多地城市化与移民现象的繁盛，上述格局逐渐崩解。流光溢彩的都市里，个体与陌生人做生意的机会愈来愈多。交易对手，之前素昧平生，转眼相望江湖。对征信服务的需求，便由此分外迫切。

1843年，出于“确定借贷者是否有能力偿还借款，以及具体该出借给借贷者多少款项”的目的，Tappan（人名）设立商业局，向商人、店户、银行、保险公司等商业实体提供征信服务。同类机构很快扩张至全国。Tappan的商业局主要出售两类信息：一是借款人有没有足够的财产，二是借款人的禀性如何，是否“有能耐、靠得住且机敏”。之后，此类机构所提供的借贷人信息又被进一步归约为三类：品性，能耐和资本。

将品性作为重中之重，是当时征信的特色。与今日“数据驱动”的经营模式不同，当时的征信机构颇有几分“原始”：他们写信布置各地的线人，要求他们搜集当地生意人的信息，一一发回总部。往返传递的信息中，个人品性占了大头：此人是否勤劳？是否认真履行职责？当地乡人对此人风评如何？此人是否受当地人信任？是否已婚是否酗酒是否赌博是否慷慨慈善？一个人的信用大半是此类针对个人性情的评价。

时人总结征信机构的职能：记录个体在本地的声誉，再供全国各地查阅。从这个意义上看，“鸡犬相闻”的乡土声誉与“案牍森严”的城市征信，彼此间更多呈现接续，而非断裂。这一导向，也深切影响了征信业在20世纪中期前的发展。其时，全美大部分地域已然城市化，人口普查则让调查表、统计术及计数机器不再陌生。尽管如此，相当一段时间内，信用的核心仍是人。

关键人物是信用审批经理人。他们的锋芒已然消散，然而在20世纪中叶前的美国，他们是颇令普通市民忧惧的一类人。据原书引用的多处描写，凡需审批信用的场合，经理人“面无喜乐”而又“深邃如电”的面谈，都让普通人有种“自己被看透”的感觉。哪怕财产等条件已然达标，对个体秉性的怀疑，足以令审批经理人“一言置之死地”。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量数据逐渐“浸灌”行业，人在信用中的权威才开始一点点淡出，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

如果说注重品行像是老派绅士的作风，在“保持中立”方面，征信机构的作风同样“古板”。何谓“保持中立”？之一，“不偏不倚”。个体如何行事，机构就如何记录，机构如何记录，后续就如何评估。征信机构，不过在个体与购买记录者间的渠道。之二，“恪守本分”。诚然，征信机构有许多宝贵数据，也因此熟悉许多个体、许多企业。然而，机构只做信用，不会凭倚优势，逾越行业分界。

征信与营销间的“泾渭分明”，是以上说法的最佳注脚。20世纪中叶前，由报纸、至电话、而电视，鼓动民众“买买买”这项生意，以前所未有之势扩张。营销对数据的渴求没有止境。积攒海量个体数据的征信机构，自然成为营销者的大主顾。不过，如当时行业格言所示：我们（征信机构）只负责为个体拍“X光”，而不负责“X光片”的“诊断”。

征信者始终没有涉足厚利的营销业。“缺乏对营销的了解”，这一点并没有说服力。实际上，征信业者非常清楚此类买家的需求。为此，他们拣选最具针对性的数据，并以便于处理的方式打包出售。不仅如此，长久合作之下，行业已擅于妥帖处理各行各业的需求：零售业者、银行风控、政府机关……各自拿到的，都是最适合自身用途的信息。从现有证据看，对自身信誉的保守，对合作伙伴关系的珍视，以及保守态度下对新业务成本的畏惧，都是更为合理的解释。

持续百余年的操守，在20世纪60年代间逐渐走到尽头。先以合作形式，再至亲自“下场”，征信机构开始针对社区迁入者开展营销。经历乔迁，新来者常有多方面的购置需求，趁热打铁的转化率自然令人满意。在把握相应营销时机方面，准确掌握众多个体住址及购买力信息的信用机构，颇有优势。很快，从业者便有如下说法：“我们保护借款者免遭损失，但现在，我们的主业是营销”。“数据为王”趋势下，类似勾联逐渐向其他行业蔓延。初始阶段，信用机构对借贷实务的介入不甚深刻，汇集资料抄在纸上装入档案，逢有银行或保险企业来临，取出上述材料，开示或抄录一份。然而，随着信用业对数据的挖掘日益深入，信用机构与客户间的纠缠愈加复杂。如今的信用机构不仅拍摄“X光”，还出具诊断结果，甚至给出应对措施。

占有数据者雄踞数字经济的制高点。从制高点向四野“征战”的过程，注定引致无数争议。向营销等行业“进军”的信用业，频繁面对“失却中立”“利益冲突”等批评；同理，手握以亿计个人数据、并由此向其他市场传导势力的几家巨头，同样面临着各方的严厉批评，甚或遭遇调查指控。脸书与亚马逊的近期遭遇，即是此处注脚。从这一点出发，无论是理解征信业的长久“守拙”，还是剖释征信业的逐渐“染指”，抑或观察征信与下游行业达成均衡，都有几分“以史为鉴”的效果。

对“特定的制度安排是否包含歧视”这类问题，是没有确切答案的。定义何为“歧视”前，需要定义作为基准的“平等”，然而结果平等与机会平等，未必等同。“结果”与“机会”本身也是论说纷扰的概念。基准变易，一方看来无可饶恕的歧视，助长、放大现有的不平等，在另一方看来可能反而是平等的福音。围绕征信，上述冲突尤为突出。

征信有“暗黑”面。衡量偿贷能力时，弱势群体很难奢望获得优待。妇孺、穷苦人、特定族裔，等等，获“信用差等”的概率远超旁人。因出生即无法改变的因素而被苛以较差等级，并因此失去诸多机会，本身便是一种恶，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等行为之下有深重的集体记忆，并因此不可触犯。最后，无法获得低廉信贷的弱者走投无路、饮鸩止渴，时常是舆论焦点。

然而，信用业也有“光明”时刻。信用自古就有，曾经只有上流社会贵人的信用有意义，普通人的信用是没有大用途的。信用业给每个人都建立了为外界所认可的信用档案。直白地说，如果不是信用业将金融带给每个人，弱势群体或许连被歧视的机会都没有。

这不是信用业唯一的“光明”时刻。“中立”与“科学”，是信用业又一促进平等的因素。在这个“中立”的行业里，个体信息被准确地传输、汇集、提供，内容不因身份而扭曲；在这个“科学”的行业里，上至高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二者所“享受”的，是别无二致的评估标准或算法。1970年代时，面对汹涌而至的批评，业内人士的反驳，相比尊重现实、“让数据说话”的办法，针对特定群体调整信用权重才更符合“歧视”的定义。

暗黑与光明的碰撞，催生了1974年《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据此，信用机构不得基于年龄、肤色、种族、国籍、性别或婚姻状况等因素歧视借贷者，不过对年龄或婚姻状况这两项变量，法律仍为信用机构留出了些许空间。法条的颁布不会终结上述争议，颁布之后已历多次修订。要求大幅删削甚至废除法条的呼声不止一次；要求扩大法条范围，以容纳智力水平、犯罪记录等因素的声音亦不在少数。拉锯，没有止息的趋势。

处理已有或将有的歧视问题，需要放宽眼界。若以普惠作为金融愿景，信用体系自然不能对弱势群体冷漠。可当信用评级等算法主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自动驾驶等场景中操控人命时，过往关于歧视的争论，都会成为某种“谶纬”。

“如何界定隐私”，描述相关研究进展用语中最乐观者，也不过“各持己见”。不过，以下两种定义，已广获认可。一方面，从最朴素的观念看，隐私对应守密，知晓他人不愿让人知晓之事，甚至将之向外散播，自然属于侵犯隐私。另一方面，隐私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于个体自主，从这一观点出发，侵害隐私的“元凶”并非大型数据库本身，而是很难说算不算透明且无法干预的算法决策。保护隐私的最佳途径不是删除数据，而是让决策机制更加透明。

如何理解信用机构与两种隐私间的关系？对第一种隐私，原书中的一些发现，或与常人直觉不符。早在19世纪中叶诞生之初，信用机构便十分注重隐私。商业局等机构靠大量个人信息牟利。可在实际交易中这些机构对内容“捂”得十分“严实”。购买数据者常常只可在机构建筑内查阅指定条目，不得抄写翻印。甚至连个人信息所涉及的主体都没有权利查看自己的档案。随着交易规模的上升，以及竞争日趋激烈，前述规定逐渐不切实际。尽管如此，征信机构仍对个体信息施以严格控制与防护，制止其自由流通。

信用机构对个人信息的严格控制与保护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法律是其一，得知自己“名声狼藉”的个人，不时提起名誉侵犯诉讼；保育市场是其一，任由宝贵材料肆意流传，自身的竞争优势将很快耗散；对生意伙伴的保护是其一，如果信息来源外泄，私底下传递个人信息的合作者，很可能将不会再与信用机构合作。几番制衡下，百来年间，征信机构并未引起大范围的隐私舆论。

然而，同样是在1960年代前后，伴随存储、计算及传输能力的上升，释放了这行业对数据的无尽渴求。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相应忧虑攀至顶峰，当诸如“夫妻吵架”一类的琐事都可能录入新兴的计算机信用系统，当雇主频繁购买信用报告以审查入职者，当政府无节制地从信用机构处提取个人信息，诸如“天眼”“透明人”“环形监狱”等譬喻，一时风头无二。与前述规制歧视的规条一致，法律成为应时对策，数据的利用及提供，均因此受到限制。

隐私的两类定义，彼此并非“冰炭不容”。当其中一类隐私受损，另一类隐私的处境通常也不会太好。实际上，如果数据的收集缺乏制约，个体又如何指望机构会“公正”、“透明”地利用信息决策呢？从购物到买房，从求职到投保，生命中许多重大决策上，普通人都经历着卡夫卡所描绘的无力。因信用机构依旧对用户固守的“自律”，他们无从知晓决策所据信息是否错误，遑论更正信息；至于神秘的评估算法，那就更加超出常人理解的范畴了。

歧视导致对“公平信用报告”的规制，滥采引来了限制数据利用及提供的法律，“卡夫卡式担忧”也产生了类似的功效。作为对双方势力的平衡，1970年代，用户始有权力查询、更正数据。无论是保护作为“秘密”的隐私，还是保护作为“自主”的隐私，当代人都在摸索中前行。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早已延及收集、使用、分享、销毁等各项环节；作为进一步衡平的尝试，删除权及获解释权，都不再只是纸面上的设想。

将征信机构180余年的历史梳理得清清楚楚，一并勾勒社会各界观念心态的冲突变动，这是本书的首创。原书叙述更偏向“编年”体例，按照时间线索铺陈。然而，比对不同时期的纷争，其中可以抽出共同的主题：数字替代人力，逐利而远中立，待遇多有差别，隐私散落一地，又考虑到“算法滥用”、“平台中立”、“算法歧视”、“数据隐私”等全是目前无可争议的热点，本书立意，可谓远超一般的国别专题史著作。其中唯一缺憾，或许是当代部分稍显薄弱，如果新世纪部分写得足够丰满，全书的意义或可再度拔高。

原书的意义，在当代中国这一语境下尤为凸显。无论是审视信用体系建设，还是议论更广范围内的人工智能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本书都可为切入相应讨论提供多方面的指引，尽管许多支持、反对或表达审慎的命题，过去的人们早已论证或辩驳过。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