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的丑闻，为什么成为了美国学术界的“公关危机”？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脑极体”（ID:unity007），作者 海怪，36氪经授权发布。

科研、利益、丑闻，这三样概念，因为去年8月一个美国商人的“自杀”而勾连起来，成为一桩可以让科研界割席断交的热议事件。

（杰弗里·爱泼斯坦）

事件的主角就是因涉嫌拐卖和性侵未成年少女而锒铛入狱的亿万富翁杰弗里·爱泼斯坦，牵涉的丑闻就是爱泼斯坦不仅自己犯案，还为西方大量政商名流们充当性交易的皮条客，甚至还牵涉到西方科研学术圈众多宗师级的人物，比如已故的人工智能先驱、图灵奖得主马文·明斯基，直接被指控经由爱泼斯坦组织，在其住所性侵未成年少女。

（马文·明斯基）

除了这样令人惊掉下巴的实锤指控，还有众多知名科学家因为与爱泼斯坦的过密的私交和接受捐款陷入到这场“学术界丑闻”当中。

MIT（麻省理工学院）原媒体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因为多次接受爱泼斯坦的科研捐助而引咎辞职。而在此前，因为对伊藤穰一在公开场合刻意掩饰的不满，其担任MIT公共媒体中心主任的同事伊桑·扎克曼先一步宣布辞职，以表明自己不愿与之共事的愤慨。

但在关于马文·明斯基性侵少女案的定性上面，计算机科学家、美国工程院院士、GNU 计划及自由软件基金会创立者的理查德·斯托曼则认为对马文·明斯基的指控是“不公正”，所谓“强奸”有可能是“双方你情我愿”。此言论一出，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迫于公众压力，他也宣布从MIT辞职。

列入爱泼斯坦的科学家朋友圈名单的还有生物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生物化学家乔治·丘奇、进化科学家马丁·诺瓦克、精神病学家奥利弗·萨克斯、已故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夸克的发现者莫里·盖尔曼、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弗兰克·维尔切克……

他们或者接受过爱泼斯坦的资金捐助，或者参与过其组织的社交聚会，其中关系深浅不能一概而论。但因为与这位“热爱科学”的问题商人的交往都不得不做出澄清。

时隔半年多，我们再来回顾爱泼斯坦引发的这些科研界地震，显然不会从花边绯闻的视角再复述一遍，我们更想探知爱泼斯坦一直热衷于资助科学家们的真正动因，也想阐明美国科学科研界的研究供养的生态，以及爱泼斯坦事件之后，科研界如何避免陷入到此类丑闻当中。

爱泼斯坦为什么热爱资助科研界？

2017年，爱泼斯坦主动向Science杂志申请一次采访，而Science编辑们经过审慎考虑同意了这次采访。可能人们都会觉得好奇，为什么以报道前沿科技为宗旨的一家顶级杂志要采访一个有性犯罪记录的“卑鄙金融家”呢？

这确实跟爱泼斯坦在科学科研圈的长期捐助和人脉经营有关，Science决定给他一个表达机会。这份采访材料也成为我们观察爱泼斯坦亲口表述和实际行事的“真实”佐证材料。

对于科学捐助的动机，爱泼斯坦“谦虚”地表示，他只是一个比普通科学爱好者更厉害一点的人，只是在钱上面和数字计算上面更精通一些。当然，在从商之前，爱泼斯坦曾在一所中学教过微积分，在金融圈能够快速发家致富，也确实说明此人的聪明和果断。

但我们可以听出这句话的画外音是他并不太对科学本身有多少兴趣，而是强调自己在财富上面可以给这些科学研究更大的帮助。在媒体报道中，爱泼斯坦在一些场合总会和这些科学家们咨询一些问题，但在倾听时候总会心不在焉，最后还会问一句：这跟美女有什么关系？

不管这一刻画是否有杜撰嫌疑，根据爱泼斯坦的实际表现，他的科研资助的献金不过是为了换来一个乐善好施、关心科学发展的好名声。而事实上，在这些科学大咖们一次次接受其捐助，参与其社交聚会的过程中，已经为爱泼斯坦做了站台。

正如爱泼斯坦所言，我只是喜欢在人身上投资，不管是政界还是科学界。那么其拉拢这些知名科学家、学者的手段，则如果这些人对“未成年少女”不感兴趣，那么就直接给钱。显然这一招是非常奏效的。

在关于如何选择资助对象的问题上，爱泼斯坦表达说他旨在寻找那些可以实现科学突破的聪明人。他特意强调，不会像比尔盖茨那样去想着治愈小儿麻痹症和消除贫困这些。他也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去帮助培养更多科学素养的人口。他只对像基因技术这类“稀有的山峰更感兴趣”。

从爱泼斯坦的表达里，我们其实很难看出他对科学有真正成熟的理解和思考，其实他更在意的是这些研究是否能有“世纪大发现”一样的轰动效果。这样才更能体现他作为捐助者的眼光和野心。

最后在关于匿名捐助的问题上，爱泼斯坦表示他并不想大肆宣传，他会把是否匿名的决定权留给受赠人。但这一表述从事实上仍然是有打脸嫌疑的。MIT公布的报告中显示，学院的管理者与爱泼斯坦签署的条款里要求必须匿名，且不允许其公开以便获得个人利益。

但爱泼斯坦并没有“照章办事”，他不断地利用这些科研捐助来为自己洗白，并且还从2013年到2017年9次造访MIT校园。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我们从动机、行为以及目的三个维度上来分析爱泼斯坦的捐助，其实就很容易看清楚了：其动机主要就是贪图名声，积攒人脉，当然也不排除个人极度热爱社交的性格原因；其行为就是最划算的资金援助，以打动那些缺钱的科学家，又将这些对科学家们的捐助和社交活动公之于众博取名声；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如同在政商圈子一样营造科研圈的精英关系，来维护其正面形象。

很显然，爱泼斯坦属于那种极端自利的美国白人精英，同时也有着一种极端自恋的表演型人格。早年间，因为贵人相助带来的暴富发迹以及精心营造的权贵圈子，使得其在2008年受到多项重罪指控之后，仅仅付出1年刑期的代价而全身而退。而因为有这些眼花缭乱的科研捐助又客观上为其提供了一定的洗白作用。

美国科研学术圈：接受捐助到底有没有错？

早在2000年，爱泼斯坦就成立以他命名的基金会，来资助各类科学研究。比如，2003年他赞助了哈佛大学650万美元，用于“进化动力学项目”的研究。

根据MIT公布的报告，爱泼斯坦最早在2002年就捐助了当时身处MIT媒体实验室的马文·明斯基10万美元；后来有受害者直接指控2001年曾在爱泼斯坦的安排下，遭到了明斯基的性侵，当时受害者年仅17岁。这意味着明斯基不仅仅是接受了爱泼斯坦的科研资助，同时还是爱泼斯坦的萝莉岛的常客和性侵案的参与者。这让明斯基的光辉履历中留下难以清除的污点。

2008年成为其捐助事业的分水岭。因为这一年爱泼斯坦首度承认曾以卖淫为由招揽未成年人并被判决13个月刑期。所以，此前那些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们还能以不知情为理由来接受捐助；那么2008年后，继续接受爱泼斯坦捐助就充满争议了。

来自MIT的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之后，美国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便停止接受来自爱泼斯坦的捐款，但是MIT的媒体实验室则仍然保持了同爱泼斯坦的频繁往来。

（MIT 报告：爱泼斯坦捐款细节）

调查显示，从2002年到2017年，爱泼斯坦共向MIT捐款10次，总计为85万美元。其中第一笔捐助的受赠人就是马文·明斯基。而从2012年之后，前媒体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塞思·劳埃德教授、来自德国的访问学者乔沙·巴赫和内里·奥克斯曼教授得到了大部分捐款。

此外，伊藤穰一在他个人的投资项目中还得到爱泼斯坦的125万美元捐助，塞思·劳埃德教授还接受了爱泼斯坦为其个人提供的6万美元的捐助。

（伊藤穰一）

尽管爱泼斯坦的丑闻已经传出，但由于他对MIT媒体实验室的持续捐助，在这几年当中，他仍然可以受邀到MIT来参观。

现在，由于爱泼斯坦的再次被捕和自杀身亡，曾经接受过这些“有争议”的科学慈善资助的科学家和学校机构要么退还资金由司法机构处理，要么给慈善组织捐出等额的资金，尽可能撇清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或者以公开道歉和辞职来结束这场丑闻。

但是就“该不该接受这些有污点的资助以推动科研发展”，科研界其实存在争议。

有些人认为，在一些科学家的研究领域，如果捐助人明确承诺不从这项研究中获得任何好处，同时也不会左右该项研究的任何方向，则是可以获得这笔资金的。

而更多的机构认为，从更长远的社会影响来看，接受捐助必然意味着会以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名声为其做背书，造成很坏的示范效应。而更多置身事外的科学家们则认为，接受像爱泼斯坦这样有明显污点的捐助人的资金则是难以理解的。

而此前，无论是出于“私交甚密”，如明斯基这样的‘’还是出于科研经费短缺，如伊藤穰一、塞思·劳埃德这样的，他们都要以自己的声誉和学术前途来支付当年的所得的高昂代价。

我们的疑问：这场科研学术界丑闻是否收场？

似乎这件学术丑闻随着爱泼斯坦的死去，利益相关方的科研机构的申明、退款、相关人员的道歉、离职而收场。但这件事情的潜在影响以及一些疑惑还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哈佛大学的丘奇教授也早在2003年就接受过爱泼斯坦650万美元的捐助，同时，他还在2008年爱泼斯坦被指控期间为其做过电话辩护。他成为爱泼斯坦死后，第一个通过媒体向公众道歉的与爱泼斯坦有联系的科学家。他的理由是说自身“受书呆子狭隘的视野限制”而出现的糟糕判断，因为之前并不很清楚（爱泼斯坦的性侵问题），也没有意识到存在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

（哈佛大学乔治· 丘奇教授）

如果说丘奇教授的“天真”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话，那么为明斯基辩解的理查德·斯托曼的观点则更值得警惕：如果是事后的检举，很有可能是当事人另有所图的“泼脏水”，当时情况也是当事人的自愿行为。这种想法其实相当有市场。从我们身边对于这类女性受害者事后维权的难度上就可以知道。

更加令人恐惧的一个猜测是，如果有些科研人员内心并不觉得爱泼斯坦的性侵犯罪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呢？因为一个调查爱泼斯坦的记者曾透露，其实当时整个社交圈都知道他对少女的这一嗜好，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漫不经心地选择了忽略。

即使绝大多数科学家不像那些政要们亲身下场参与，但看在钱的面子上，大家也选择了忽视其私德污点，而接受其“慈善”资助。

这里就涉及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和性别权力斗争的问题，一时难以说清。但是从公开场合所有人的表态来看，整个社会还是达成了最基本的底线，那就是无论任何阶层、任何权势背景、任何贡献的人，在未成年人性侵犯这件事情上，都是零容忍的。

这就让公众人物无论有怎样的怪癖，怎样的动机，都要在触及底线的时候冒着巨大的机会成本，付出极为昂贵的代价。

如果说人们并未真正认识到爱泼斯坦的罪恶，而是将其当做政治倾轧的牺牲品，如果人们并未真正在乎那些被玩弄和侵害的受害者们？我们不禁会问，会不会还有第二个爱泼斯坦，会不会还有第二场学术丑闻出现？

科学家们自然并非圣人，其私德和价值观上也并不比普通人显得更高尚，但是因为在其科研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会赋予他们超出常人的“明星”光环。这样的影响力既能吸引人们投身对科学探索的关注，也能吸引别有用心者的不良野心。

在眼前明晃晃的利益诱惑和内在的良知底线上面，科学家们需要坚持一份常识。

那位接受过爱泼斯坦个人捐助的MIT教授塞思·劳埃德在其公开的道歉信里写道：“科学家的工作是寻找真理，教师的工作是帮助人们增强自己的力量。这两方面我都没能做好。”

这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道歉了，但我们希望是真诚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