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物到服务，中国对外生意结构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文 | 付玉梅 王全宝

编辑 | 林琬斯

审校 | 孙庆阳

对数字贸易这样的新领域来说，规则的建立更具挑战性。但无论如何，在开展数字贸易时，一定要兼顾好安全问题。 

正在北京召开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称“服贸会”）颇受外界关注。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服务贸易在经济转型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邢厚媛带团队策划并撰写了今年服贸会期间的“十三五”发展成果展。这让她不仅感受到中国服务贸易在规模、速度、结构上的发展，而且还感受到与世界的合作。

“以前提起与非洲的来往，基本想到的是承包工程或派遣医疗队。现在看到的则是中国与非洲之间在卫星服务、通信领域的深化合作。”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邢厚媛举例说。

邢厚媛刚卸任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主任职务。此前，她曾担任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她长期从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对外投资合作及国际服务贸易问题研究。

服务贸易是相对应传统货物贸易而言的。在传统贸易中，交易的标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商品；而服务贸易交易的标的则不是商品，而是一种服务。

上个世纪90年代，服务贸易才开始发展。从1994年多边谈判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到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全球服务贸易才正式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贸易正式引入到中国政策框架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彼时中国承诺开放服务贸易12大门类下设的100个的分部门。

进入21世纪，中国服务业发展迅速，服务贸易也快速增长。“十三五”时期，中国服务进出口累计达3.6万亿美元，比“十二五”时期增长了29.7%，成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20年。经过20年的发展，服务贸易形态也在悄悄发生改变。

本届服贸会以“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作为重点。更值得注意的是，《“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中也首次将“数字贸易”列入服务贸易发展规划。

邢厚媛在接受中新经纬（微信号：jwview）专访时认为，中国的数字贸易正在快速发展，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未来都保持着极大的增长空间。但与此同时，受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及疫情等多因素影响，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规则建立基本停滞，数字贸易领域首当其冲。“只有通过实践探索，才能逐渐提升相应的管理水平，提升我们在国际贸易规则建设当中的主动权。”

线上服务、数字服务增长迅速

中新经纬：当下，在你看来，全球服务贸易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

邢厚媛：可以从四个视角去观察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一是总量规模的下降。受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叠加影响，去年以来全球服务贸易总量规模有所下降，这与全球经济总体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传统国际旅行服务贸易这一块受疫情的影响最突出。此前，旅行服务在全球服务贸易的结构占比基本在20%以上，现在权重已经降到个位数。同时，国际航运也受到了影响，航空运输等传统运输服务的客流大幅度减少。

而另一方面，无接触式的线上服务、数字服务，即信息通信和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服务、云服务等领域在快速增长，在全球服务贸易结构占比明显提升。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线上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都在迅速发展。

三是区域上的变化。中国是全球率先实现疫情防控成功的国家，服务贸易也率先恢复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达到2.37万亿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7%，基本恢复到了2019年同期水平。而其它受疫情影响仍较为严重的国家，数据仍是在下降的。我认为，在全球服务贸易领域，中国的崛起也是一个最大的新趋势。

四是规则谈判基本停滞。近年来，受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疫情影响，全球服务贸易的规则应该可以说是整体停滞。同时，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影响，服务贸易多边合作机制还待协商完善。眼下，有很多新的领域亟待发展，国际规则也亟待重建。

中新经纬：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目前中国服务贸易新增长点有哪些？

邢厚媛：中国服务贸易最大的增长点主要还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比如知识产权使用费，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尤其在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使得中国跟世界各国的合作质量水平有显著提升，也为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还有，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进出口也在大幅增加，这是一个既符合知识密集型、又符合数字经济发展潮流的领域，也引领着传统服务的转型升级，例如ITO和互联网金融等。总之，与互联网相关的线上服务都处在爆发式的增长期。

此外，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的增长空间也很大。例如动漫、游戏，还有影视等服务。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VR、AR等虚拟现实技术被引入到服务领域中。将要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与冰雪运动等领域相关的服务贸易也将迎来增长机遇。

服务贸易要兼顾开放、发展、改革还有风险管控

中新经纬：作为服贸会的举办地，在你看来北京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还有哪些潜力？

邢厚媛：北京本身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全国最高的，已经超过80%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当中，北京承担着高端产业链建设的重要任务，在科技创新方面形成了以中关村为代表的高端产业集群，也形成了金融中心总部的聚集地。

那么，北京的潜力还有哪些可以挖掘？我认为，从资源上看，北京坐拥丰富的文化名胜古迹资源，可以发展旅游和文化服务；还有会展业，包括这次的服贸会和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都在北京举行；以北京冬奥会为标志的相关体育休闲服务，未来也是一个潜力股。

资源要得到有效利用和发展，整体的体制机制建设很重要。北京通过过去几年，特别是“十三五”时期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通过和自贸区的“两区”建设，在体制机制上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可推广、可示范的经验。

另一个重点是人才潜力。由于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不一样。货物贸易是要靠大量的劳动力、机器设备去实现的；而服务贸易尤其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要依靠的是高端人才。北京高校、科研院所林立，可以说，在人才培养、教育、知识产权交易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潜力。

中新经纬：服贸会已经成为中国三大对外开放展会平台之一。据你观察，中国服务贸易有哪些变化？

邢厚媛：可以说，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也有了大幅度提升，今年上半年已经超过55%。此外，中国是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行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开放水平。其实这些数字的变化、结构的优化，都取决于我们开放水平和质量的提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形成了对服务贸易新的理念、新的概念，用了5~10年的时间把基本架构建立起来。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自主开放。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还有一个不同点是，服务贸易主要是制度性开放，更多是要伴随着深化改革来实现的。

“十三五”期间，中国在推动自主开放方面，特别是对自贸试验区的开放都是以服务贸易为核心的。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深化改革的内容，如营造有利的营商环境，提供一站式服务窗口等，各地也会结合实际来探索一部分的改革。

但是，服务贸易本身领域宽泛，要考虑兼顾开放、发展、改革还有风险管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服贸会功不可没。一方面来宣示我们的开放立场，彰显开放决心，同时展示深化改革的方向。本届服贸会上宣布了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其实就是新三板的改革。从京交会到服贸会，这些东西都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张开双臂去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服务提供商、国际组织等来促进交易，也对外展示创新发展的成果。除了交易之外，我认为展示创新驱动的成果也是服贸会的重要功能，给参展观众搭建一个平台，把脉世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方向和未来的趋势。

中新经纬：去年8月，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已扩至28地。据你了解，这些试点地区有何特色以及存在哪些问题？

邢厚媛：去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提出122项试点举措。现在各试点单位都在结合地方特色认真有序推进。

试点地区的先行先试也形成了一些亮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扩大对外开放，结合各地地理位置，区位因素和发展需要，积极推动开放发展；二是提升便利化水平，加快构建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三是创新发展模式，尤其是对新模式、新业态的探索，提升跟传统产业之间的关联；四是健全促进机制，积极探索形成全新的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

探索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试点工作有三年的时间规定，各地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是参差不齐的，有些可能基础比较差。那么部分城市虽然要完成试点任务，但是跟其本身区位优势、资源禀赋，长远发展结合得还不够。也有的地方创新能力还有差距，只是去简单复制其他地方的经验。

根本问题出在哪？我认为是很多地方的管理者对服务贸易重要性的认知还不够清晰，对相关知识的理解还有待提高，这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另一个就是协同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服务贸易的范围太广了，涉及到各个部门管理，需要一个非常灵活高效的机制。由于认知还不够，有些地方对服务贸易的“统计”也做不到像货物贸易那样应统尽统，缺乏专业化的统计团队，这个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了一些折扣。

服务贸易逆差要区别情况对待

中新经纬：中国服务贸易领域一直存在巨额逆差现象，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邢厚媛：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服务贸易就出现了逆差，而且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是一直持续增长、不断扩大的。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最大值，为1.7万亿元，占同期服务贸易总额比重32.6%。

巨额的逆差对国际收支平衡自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来说，服务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差距量太大，长期持续下去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风险，与我们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投入也不匹配。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拐点在疫情前就出现了，2019年为1.5万亿元，占比下降至27.7%；2020年为6929.3亿元，占比下降至15.2%。

在疫情发生前，“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每年有数亿人到国外旅游。旅游服务的逆差也在中国服务贸易占最大比重。疫情暴发后，旅行服务受到制约，使得逆差进一步缩减。但是，一旦疫情得到控制，我认为未来这个数字也有可能会反弹。

在结构上也要注意，在服务贸易领域，不是所有行业的逆差对国民经济发展都有损害，不能一概而论。例如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和专有技术的进口，这对中国的制造强国建设是有好处的。当年德国和日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大量的引进知识产权、专利和专有技术，来夯实传统制造业，加速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所以说，服务贸易逆差的情况要区别对待，研究好不同的产业结构。要保持住长期趋势，对于像旅行服务、海运服务这样的传统逆差大户，要想办法来扩大出口，因为减少进口本身不太可能。而对于其它的一些领域，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要适当区别开来。

规则建立存挑战，要在实践中探索

中新经纬：在《“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中，“数字贸易”首次列入服务贸易发展规划。在你看来，未来数字贸易发展的重点和路径是什么？

邢厚媛：数字贸易的重点包括两个方面：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都是中国未来数字贸易发展的重点。数字产业化就是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发展为新兴数字产业。产业数字化就是将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赋能给现成的传统产业，使其尽快实现数字化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数字贸易正在快速发展，近十年来规模基本翻了一番。那么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面临一些问题。

尤其是涉及个人隐私的方面。包括一些外商在华投资的互联网企业，他们是不是能把在中国本地形成的数据留在中国？影不影响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另一个就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到海外IPO，有没有泄露一些重要的数据信息？再者，中国在整体的管理上怎么管？怎么实现既放得开，又管得住、既加快开放发展，又能够保障安全？

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另外，前面提到，在全球服务贸易的规则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对数字贸易这样的新领域来说，规则的建立更具挑战性。但无论如何，在开展数字贸易时，一定要兼顾好安全问题。

中新经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服贸会致辞中提出，将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那么，在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方面，你有何建议？

邢厚媛：如何理解“先行先试”，就是要在一部分服务贸易发展基础比较好的、比较先进的地区，有条件的让他们按照国际高水平自贸协定的相关规则去开展贸易，在全国范围内先尝试。

目前，我们尽管有《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则，遵守FTA自由贸易协定，甚至有一部分是我们自主开放的。但是，对接国际最先进的或者叫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相关条款我们还达不到。

那怎么办？不能只是等待，也不能说全国不具备，就不开放了。因此，只能找一些地方以实验为基础，通过先行先试进行压力测试，再建立防火墙建立来管控风险。

尤其是数字贸易领域更存在这个问题，规则方面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例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相关规则非常严，还有涉及到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呈现出保护主义的态势，我们要尽快研究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当中的立场应该是什么，怎么样更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所以，要先行先试，探索如何处理好开放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系，处理好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和中性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保证国有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也是一个知识产权地位不断上升的大国，保护知识产权不仅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利，对我们现在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创新型国家发展需要保护知识产权。

在现阶段，如何高标准地去执行相关规则，是值得我们通过实践去不断探索的。只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高水平规则开放发展，提升管理水平防范风险，提升在国际贸易规则建设当中的主动权。

封面、导语图为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邢厚媛，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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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新经纬”（ID：jwview），作者：付玉梅 王全宝，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