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两年：自由的代价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艾菲的理想”（ID:xiaoyaolsh），作者：艾菲的理想，36氪经授权发布。

两年前的4月26日，是我在I公司工作五年后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到现在，已过去两年了。

在这两年里，我先是摸索了一条成为自由职业者的路，然后我又慢慢的从自由职业者变成了一名创业者。如今，我的团队已经有了五个人，三名全职，两名兼职。

在这两年里，我有过孤独无助的时候，也有过焦虑担忧的日子，有过为收入担心恐慌的时刻，也常常需要在周末和晚上工作。但是，我从没后悔过这个决定，相反，我觉得这两年是我毕业后过得最快活的两年。

人在什么时候是最快活的呢？

我想，那就是在活出了自己的天赋，践行了自己的价值观，并不断向着自己真实愿景所努力的过程中。

前路依然未定，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给予人生的最大奖励和报偿，是那个比达到目的地更美好、更有意义的东西，难道不是吗？

这种快活，在外人看来也许是惊心动魄的，毕竟它意味着你得放弃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然后去选择一条不清晰、不确定、缺乏保障的路。

可是，你若从未体会过这种“成为自己”的自由感，就永远都不可能了解它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有什么就有什么的自由。

这种自由，代表的是你有机会去最大程度的探索自己、发现自己、拓展自己，并活出自己的自由。

然而，与其他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物一样，想要获得它，就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自由也不例外，你能否得到它的关键不在于你有多少的技巧和方法，而在于你愿为之付出多少，以及放弃什么。

这篇文章是我两年前辞职时真实思考的回放，它让我想清了为了追求这种自由，我必须要放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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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厌恶

两个选项放在你的面前，一个是可以直接拿走的一百万，一个是有50%概率能拿走的一千万，你会选哪个？

很多人都选择前者，为什么？

因为“确定”！

这就是著名的“确定效应”。

它是由获得诺贝尔奖的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它说的是：当人们面对确定的小收益与不确定的大收益时，一般都会选择确定的小收益。

换句话说就是，当人们处于收益状态时，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

现在的工作，是确定的，即使收益没那么大。而辞职后要去转换的工作、自由职业或创业，即使可能的收益会很大，但也是不确定的。

所以，根据“确定效应”，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而如果知道了这种心理倾向，你就会明白，它只是一种心理作用，而它并不意味着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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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焦虑

什么是“身份的焦虑”？

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曾写过一本书，名字就是《身份的焦虑》。

阿兰德伯顿说“在他人眼里，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是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对自我身份的一种难言的‘焦虑’。”

这就是“身份的焦虑”。

辞职之前，我也有过这种焦虑。

一旦失去了企业的舞台，职位的光环，我到底是谁？谁又在意我？

以前，我可以说自己是**公司大中华区市场部负责人，而以后呢？我又该如何介绍自己？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身份的焦虑。

那么，它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

它由两个因素所造成，分别是：“渴求身份”与“势利倾向”。

什么是“渴求身份“?

“渴求身份”说的是：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

换句话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与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

因为“渴求身份”，我们会将对自我的认识与评价建立在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之上。

所以，如果大部分人认为离婚的人既可怜又失败，那么即便你觉得婚姻无以为继，为了避免这种看法，你也会选择继续留在那里。

同样，如果大多数人认为离开一个稳定工作是一件很蠢的事，那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辞职的。

什么是“势利倾向”？

它的意思是：我们嫉妒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所以，“势利倾向”会让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不去与周围相近的人进行比较。

当比照群体里有人买了更大的房子，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房子不够用了；当比照群体里有人在春节期间去瑞士自助游了一圈，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云南之行索然无味了。

当我们拥有的比我们“比照群体”的更多更好，我们就会觉得安全；相反，我们则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努力达到他们的水平。

然而不论是哪一种，我们都有明确的参照系，这种参照系会带给我们身份的认同，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全感。

离开公司，去做自己的事，就意味着我得去对抗或消除这两种身份的焦虑，当然是很难的。然而，当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阻碍也就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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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安全

什么是“体制”？

《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中对此有段极为经典的阐释：

“监狱里的高墙实在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生存。这就是体制化。”

Brooks在出狱后获得了我们每个人都无比珍视的自由，我们以为他会就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谁知结果却截然相反，在离开了监狱这个体制后，他反而无所适从，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与生活的目的，最终自缢而亡。

从本质来看，每一种能给我们提供一定安全感，同时又将我们的自由限制一部分的都可称之为“体制”；当我们长久的待在其中，就会跟不上外面的世界，从而适应力会被不断削弱的都是“体制”。

所以，欧美外企是体制，日本企业是体制，台湾企业是体制，私营企业是体制；就连婚姻、家庭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又何尝不是体制。

当然，每一种体制的体制化程度会有不同，有的特别重，有的比较轻。

所以，当我们在外企中待得久了，一旦需要离开，就会觉得不知所措，希望还是再找一份外企的工作比较好。因为我们会觉得私营企业的工作不论是上班打卡，还是年终评估，感觉都是难以适应。

当我们结婚久了，习惯总有一人相伴，习惯某些事情总有另一人来做。一旦遭逢离婚，就会被譬如“外面的世界很可怕”，“孤单完全无法忍受”，“以后电灯坏了谁来修。”等问题吓到魂飞魄散，然后便是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可能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了。

所以，每当我们想要走出高墙，冲破体制的时候，都能“准确”而”生动“的预测到体制外的可怕。

于是，我们便会选择继续在体制内待着，因为体制能够带给我们确定的安全感，而体制外的世界则是被不确定与恐惧充满。

直到有一天这个体制因为其他原因不得不解散，就像Brooks刑满释放不得不走出监狱一样，我们才被迫的走出。

于我也是一样，当我想要辞职、冲破体制的时候，恐惧感立刻像潮水般涌来。而直到我了悟了其中道理时，恐惧的潮水才终于慢慢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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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的匮乏

以前，只要每次想到Gap year，我都会感到经济上的忧虑与金钱的匮乏，后来想要辞职时也是如此。

这使我深感困惑：在这些年里我已攒了足够维持与之前相同生活品质一段时间的钱，可为什么还会感觉到金钱的匮乏呢？

后来，我意识到，金钱的匮乏，未必是真正的匮乏，相反，它只是一种永不满足的感受。

那么，是不是能够达到“财务自由”，我们就不会再有这种”金钱的匮乏“感了呢？

这就要来聊聊财务自由这件事了。

其实，我们对于“财务自由”一直都有一个错误假设，那就是“只要财务自由了，我们就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但真是这样吗？

第一，为什么必须要等财务自由，才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什么不能是现在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第二，到底什么是财务自由？

比如：

我的一个朋友，他现在手上大概有两三千万的资产，所以他觉得如果能有一个亿就是财务自由；然而，当他拥有一个亿的时候呢，他大概又会觉得要有两个亿才能自由吧。

“财务自由”的定义永远都在变，除非我们学会了如何去把握自己的欲望。

著名商业顾问刘润曾说过一段很棒的话：

“为什么很多人不会对私人飞机动心？因为目前不可能买得起。但为什么会对去马尔代夫动心？因为跳一跳能够着。只要这个世界上，一直有跳一跳能够得着的东西，钱就是永远不够花的，财务永远也无法自由。无论这个钱来自于劳动收入，还是投资收入。心灵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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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结的断裂

人是有社会属性的，所以人需要彼此的连结，这种连结能够给予人力量和生气。

所以，当我们要跨越边界，脱离现在习惯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这种熟悉连结的断裂。这种感受有时会很强烈，尤其是当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路是一个人的路，左右没有陪伴。

当我们想要离开现在的公司，去另一家公司就职时，我们担心在新的地方会无法再建立起现在这种温暖惬意的同事关系，感到了安全感的缺失，于是就望而却步了。

当我们想要离开现在已经不爱的女朋友的时候，我们担心自己无法承受随之失去的亲密连结，感到了安全感的缺失，于是我们选择不再离开。

最后的话

就是这样，因为上面五个原因，我们不愿离开原地，我们害怕连结的断裂。

在想明白了这些事后，一切变得豁然开朗。

原来，我要面对的既不是金钱的匮乏，也不是身份的焦虑。原来，我要面对的只是人性的弱点。

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说的那句话：“人不自由时感到不满，自由时感到惶恐。”

现在，我已不再惶恐，在穿越了惶恐，面对了人性的弱点、放下了对于安全感的执念之后，我走在了创造蓬勃人生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