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原行长加入度小满金融，年薪曾超550万，银行“金饭碗”不香了？

56岁的银行“元老”徐仁艳离开银行。

9月16日，度小满金融宣布，浙商银行原行长徐仁艳正式出任公司副总裁，负责供应链业务，同时兼任今年8月30日刚成立的度小满（杭州）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徐仁艳是浙商银行的元老级人物。2004年，徐仁艳参与浙商银行的筹建，先后担任浙商银行党委委员、董事、副行长，并于2018年4月升任浙商银行行长，2019年浙商银行顺利在A股上市。

在银行业深耕数十年的徐仁艳突然“逃离”，难道是高薪体面的银行“金饭碗”不香了？

《新言财经》查阅浙商银行招股说明书和历年年报发现，徐仁艳2018年至2020年期间的税前薪酬在不断下滑，分别为555.16万元、389.85万元和258.88万元。金饭碗正逐渐变成铁饭碗。

徐仁艳的离开并非个例。近年来，在体面的银行工作背后，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高级骨干人才离开银行业，向互联网、券商、基金等流动，甚至果断“脱圈”。

比如，常熟银行年薪百万的80后年轻副行长周斌，离开银行，出任小米消费金融总裁；曾在招商银行总行担任招商银行信用卡系统总架构师林建明离开“零售之王”创立萨摩耶数科......

这些人，不过是众多银行从业者的缩影。高层之外，中、基层人才的流出也是常态。

本硕985高校毕业的张江在一家股份行省分行工作2年后表示“受不了了”，毅然辞职，找了一份高校老师的工作。

在金融圈工作已满10年的王亮，毕业第一份工作选择了令人羡慕的股份行总行，那时没有业绩压力，一帆风顺，却在干满6年后跳槽去了“压力更大”的券商机构做销售。

在股份行摸爬滚打了15年之久的赵洁，从网点机构的零售客户经理做起，直到升任支行分管零售的行长，最后还是告别了银行，去第三方财富公司谋求职业发展。

近十年银行业员工人数增速降低

事实上，随着国家经济环境变化及银行就业压力的增大，2011至2020年十年间银行员工人数增速降低，国有大行、全国股份制银行、中小银行，均面临骨干人才流失的问题。

国有大行之一的工商银行近10年员工人数在2015年达到峰顶后，呈现下降趋势：

工商银行，数据来源：WIND

全国股份制银行梯队的华夏、民生、光大、中信，2015年后员工人数增速下降甚至为负：

华夏银行，数据来源：WIND

民生银行，数据来源：WIND

光大银行，数据来源：WIND

中信银行，数据来源：WIND

城商行中的北京银行自2015年后员工人数增长缓慢，增速呈明显下降趋势：

北京银行，数据来源：WIND

农商行阵营的青岛农商，2017年后员工人数开始减少，且减少速度有加大趋势。

青农商行，数据来源：WIND

监管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据原银监会年报披露，2011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从业人数合计319.79万，经历数年迅猛增长后，于2017年达到417.04万的高峰，之后从业人数开始下降。银行业已跨过依靠人员扩张实现经营增长的阶段。

收入优势大不如前：“金饭碗”变“铁饭碗”

银行从业人数的变化，可以说是近十年金融环境巨变的一个缩影。据统计，2015-2020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利润率由1.1%降至0.7%。低迷的银行经营业绩与员工低薪酬成为负面双循环，银行业人员的收入优势大不如前。有银行从业人士戏称：“收入不如早些年，金饭碗要变铁饭碗”。

张江2017年毕业到长三角的一家股份行省分行工作，他期望能在这个区域经济环境较好的平台拿到20万年薪。然而，除了每个月7000-8000的工资，他发现绩效对银行收入的影响更大，不同岗位还有不同的绩效考核标准：“就客户经理来说，我全年收入十几万，但是同期进来的业绩完成特别好的小伙伴，光年终奖就能有20万，更别说那些家里有矿的隐藏大佬……银行收入真的说不准。不过我时常听周围前辈说，银行的钱不如之前好赚了。”

就银行的薪酬结构而言，员工层面基本工资的比重在下降，绩效薪酬的比重则在上升。从前，银行机构对绩效完成预期比较乐观，会预发一部分绩效奖金；如今，完成绩效指标越来越困难，原先那部分预发的绩效奖金就没有了，往往需要员工努力赢取，但结果往往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在银行机构内部，员工薪酬存在部门收入差异，一般业务部门的薪酬相对增长较快。

王亮在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工作了6年，“银行前台部门收入相比中后台部门略高一些，这是业务性质决定的嘛，但也不会像券商、基金机构的差异那么大，毕竟一笔业务需要前中后台共同协作完成，我们只是‘大锅饭’中分到稍微多一点。”

另一方面，前台部门也并非“躺赢”，原来对银行盈利贡献度大的投资银行、金融市场、资产管理业务受全球经济形势和监管双重压力的影响，盈利能力受到考验。王亮作为其中的一员深有体会，他表示自己工作几年的收入“还算可以”，但是“增长没那么快”。

此外，员工薪酬还存在不可忽视的区域差异，不同区域机构的员工薪酬往往差异较大，这和个人努力基本无关。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分支机构单独核算。各区域机构的不良率与其盈利水平紧密挂钩，进一步影响区域机构的整体薪酬。具体而言，少数业绩不佳、包袱较重的银行分支机构，其员工收入下降较多。一位银行在职人士表示：“分支机构一旦有不良资产，员工降薪是肯定的，哪怕是想画大饼都画不圆。”

银行人“出走”的背后，是对“是否愿意抛弃金饭碗”、“是否愿意拥抱变化”问题的回答。

赵洁离开了深耕15年的银行业，到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谋求职业进一步发展。她表示：“虽然有不舍得，但是还是干老本行，工作内容差异不大，有信心；个人能力更有发挥的空间，话语权也更大了，我现在一个人带十几个人的团队，成员一半是银行出身。这边激励政策到位很多，只要业绩足够出色，收入就没有天花板。”

银行业自身的经营形态也在经历变革，这其中便包括传统物理营业网点的转型。国有大行网点纷纷撤并，高度“程序化”和“流程化”的传统银行岗位正在被替代。

有数据统计，2019年六家国有大行网点合计减少836个，六大行员工数量合计减少1.15万人。

走进一家位于北京王府井步行街附近的建行营业网点，可以发现银行客户基本在智能终端一体机上自助办理业务，客户经理站在一旁解答疑问；以往去银行需要排长队到窗口人工办理业务的场景已不再。

收入之外的权衡：抗压力与幸福感

早晨8：30上班，为了完成每月增量客户的任务，需要打20-30个电话给客户进行小微贷款的电话销售。如果幸运的遇到有意向的客户，就要立刻跑到现场推动业务落地。有时办理一笔业务会花费一天的时间。虽然规定的下班时间是下午四五点，但直到晚上11点多还在忙工作。

这就是张江在银行的一天。

“加班是常态。我们不良贷款率这么低，背后有很多辛酸的付出。”张江这样说道，“但我倒不全是因为辛苦，毕竟各行各业都不容易。主要是和领导关系处不好，实在受不了。”

压倒张江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银行体系内“论资排辈”的文化。他有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了隐性劳动——为领导和资历较长的同事分担操作性质的工作，“这部分的核心在‘分成’。业务是领导拉来的，公司层面没有明确的分配方案，全看领导，那被压榨感是很强烈的。”

“当时银行的工作气氛就不太想继续待下去，哪怕是换个部门或分支机构。”张江凭借自己良好的学历背景很快在高校找到了一份新工作。“高校老师不一定是最满意的工作，但可以继续待下去，不像银行，继续下去有可能会被淘汰。现在的办公室氛围很好，加强了我留下来的意愿。最吸引我的还是自由时间多。”

出乎意料地，王亮离开银行的主要原因，也不是收入。

王亮跳出银行后去了另一座城市的券商机构发展，收入不止翻番。“收入和个人能力、业绩挂钩的，这边薪资结构是24薪，激励政策更强。我也听说过有人年薪拿300万的。”丰厚的收入使得王亮比同龄人更快地安顿下来，不再为房、车发愁，收获了幸福感。

当聊到换工作的主要考虑，王亮说是因为想离家人近一点。“我是广东人，银行总行机构很少有选择工作地点的机会，就想找份离家近一点的工作。当然，也有自己的职业抱负考虑，想趁自己还没老的时候做一些事情，但首选还是工作地点。”

王亮坦言，银行的工作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不是说银行没有业绩压力，像有些银行分支机构也很忙碌的，但是银行压力和券商的性质不太一样。在这边我得到了更大的自主权，方方面面都需要决策，而这些会直接影响到业务和管理的成败。我感觉银行会相对舒服一些，比较稳定，说出去也体面嘛。”

诚然，诸如工作压力、幸福感的考虑不仅是银行业，也是各行各业的通则。对于历史悠久的银行业而言，可能仅仅是近些年工作体验的变化更明显一些。近年来，银行业监管压力增大，监管处罚也由对银行机构的处罚，转向对银行机构和管理责任人“双罚”，银行员工的合规压力加大了，实质是对员工工作质量的要求提高了。在增压的环境下，员工到手的薪资却没能有一个质的飞跃，反而是加班加点的体验越来越深刻。员工的幸福指数和获得感降低，银行工作似乎就“没那么香了”。

对于现役银行人而言，“是否愿意抛弃金饭碗”的问题没有统一答案。王亮也说：这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工作是为了生活，工作要开心。如果天天有很大压力对生活造成了影响，那就得不偿失了，不如考虑离开。”对于另一部分想要奔赴前程的银行人，王亮给予祝福：“银行人多是理性人。你敢赌，就去吧。且行且珍惜。”

备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亮、张江、赵洁为化名。

参考文章：新浪财经，《2020年金融业薪酬大比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言财经”（ID:tech621），作者：秋刀鱼、南惜，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