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在香港

在香港，珠宝与首饰零售品牌周大福有90家门店，平均单店销售额每年超过3500万港币，雇用万名员工。化妆品零售商莎莎有98家门店，平均单店销售额也接近3500万港币，雇佣员工近5000人。

在西九龙，从旺角到尖沙咀，他们的门店举目可见，来自大陆的观光客比肩继踵，挥舞着银联卡“买买买”。

截止2014年6月，香港零售业就业人数272 000人，占所有私营经济雇用人数的9.9%，零售业占GDP总额的22%以上。另一个经济支柱金融行业就业人数228000人，占总就业人数的6.9%。然而，

“香港所有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加起来可能只有三四千人”，

货车召车软件GoGoVan的创始人林凯源（Steven Lam）告诉36氪。即使把所有香港政府认定为高新科技行业的就业人数加在一起，这个数字也就只有三万上下。

人人都在谈论GoGoVan

所以GoGoVan上个月宣布获得人人网1000万美元投资，这条消息振奋了整个香港创业圈。“人人都在谈论GoGoVan”，投资人Ping Wong对我说，“我有的时候晚上回家打不到车，会在附近买上一大包东西，用GoGoVan叫一辆卡车，让司机送货顺便载我回家”。

我上个周末从深圳到香港，聊了四家香港创业团队，完全能够感受到GoGoVan在他们心中的分量。确实人人都在谈论GoGoVan，就像在深圳人人都在谈论DJI大疆。区别是前者只不过拿到了千万美元融资，后者已经估值数十亿美元，有望在明年迎来IPO。

“在硅谷每个投资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去大陆市场，有一个中国的故事，估值可以提升十倍”，提供电商快速建站服务的Shopline联合创始人Fiona Lau告诉36氪，Shopline之前作为500Startup的入选项目在美国孵化过一段时间。

Shopline这样的快速建站电商平台过去两年在大陆已经并不鲜见，但是在激烈的电商竞争压力下几乎都没能生存下来。但是Shopline这样的平台可以称得上是2.0版本的快速建站。他们不仅要用简单美观的方式为客户建立Web网站，还有通过地推方式获取用户，并和支付、物流、零售和社交网络对接，帮助用户获取流量。这就有Airbnb的味道在里面了，帮用户解决问题，而不只是展示商品。

嗯，这一代香港创业公司避开了北京和硅谷在纯线上积累的优势，直接进入了Airbnb和Uber的时代。跨越式发展的好处是避开了和强大对手的竞争。坏处是卡车司机和小店主，分别需要GoGoVan和Shopline手把手地培育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习惯。Fiona有过凌晨三点在硅谷接香港店主电话的经历。

好在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单一市场，从8月底到11月的9周里，Shopline的用户增长了6倍，付费用户增长了14倍。在香港这个线下商业体系成熟和社区关系稳定的城市里，Shopline的模式解决了两个问题：

• 第一个是原有电话服务的缺陷，香港的线下商户很依赖电话获取订单，用户上门取货，现在用网页代替电话，效率提高很多。这点Shopline和GoGoVan是一样的，GoGoVan两个月就拿下了原来货运电召平台20%的订单。
• 第二个就是昂贵的租金。

消失的小店

“租金越来越贵，很多普通商户只能往楼上搬”，Shopline可以说是租金上涨的受益者，因为这些楼上的店铺需要把营销和商品展示放在线上。同时，Shopline也是高额租金的受害者，作为太古地产blueprint创业加速计划的一部分，他们目前和10家创业公司共用空间。

“在我小的时候，香港有很多有意思的小店”，2010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Steven口中的“小时候”应该指香港向大陆开放自由行之前，那时候他还在读小学，“现在只有周大福和莎莎可以租得起临街铺面，像你说的那样，多得像理发店一样”。

很多大陆的香港影迷来到香港，抱怨香港“港味”不再，或许就和这些消失的小店有关。

和Shopline不同的是，GoGoVan现在“有钱、任性”，刚刚在观塘租下上千平方米的办公室。进军大陆市场的计划让他们获得在资本市场获得了充足的弹药。Steven并不害怕在大陆的竞争对手，比如刚刚拿到500万美元A轮融资的运满满。但他仍然对大陆的激烈竞争表示担心，“有很多投资人过来，说了两句就觉得不是来认真谈融资的，而是来打探你的”。

Steven五年前在复旦大学读过半年交换生，他最后选择了人人网的投资，而不是更豪爽的BAT或者更适合开展业务合作的58、赶集，因为“觉得人人网是朋友”。除了人人网这个朋友之外，Steven并不排斥在业务上和58、赶集等流量入口做朋友，毕竟在大陆更多人是在生活服务网站而不是电召平台上寻找货车。

而Shopline没有在大陆找到朋友，所以他们不敢轻易进入这片广袤的土地，而是选择了进军文化和商业环境更加相似的“台湾、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BAT快来

Shopline是投资人Ping Wong通过邮件介绍给36氪的十家香港本地创业公司之一，她一个人几乎覆盖了这个城市的创业圈，这在大陆一线城市是难以想象的。香港没有YC，没有36氪，创业者非常孤独。很多人选择西进或者北上，在到港之前我在深圳，几乎走访的每一家硬件孵化器，都有一个来自香港的团队。

“在香港创业要付出的机会成本太大了，房价很高、物价也很高”，Steven毕业回到香港，拒绝了所有大公司的offer，在同龄人中被视为异类，“（他们）在投行或者咨询公司上班，用几十年时间换一套小小的公寓”。

如果不愿意选择到金融或者咨询行业，香港的精英STEM毕业生还有很多直通硅谷的机会。普通的毕业生，也会倾向选择进入零售业或者旅游业。

甚至连在校学生都没有给创业公司提供土壤。Shopline这种模式本来很适合在校园市场推广，但是因为很多学生去做代购，远比自己开店回报来得快，所以目前只有少量有设计和品牌意识学生在他们的平台上。

因此Steven羡慕起大陆的年轻人，“我不害怕BAT来到香港开展更多业务，即使会和我们有一些竞争。我希望他们快点来，让香港的年轻人看到，还有另外一条路”。

Fiona同意Steven的看法，在创业之前，Fiona在高盛和迪士尼香港工作，“香港的互联网太不成气候了，这里有什么电子商务，eBay？雅虎？”不过Fiona对未来很有信心，“以后线下和线上会更多结合在一起，香港会有一些优势”。

年轻人的愤怒

和Fiona、Ping Wong的会面的最后，我向她俩推荐了36氪上一篇很火的文章《聪明人为什么不来创业》，并约定以后要多关注一些香港的创业公司。

从金钟廊的咖啡馆出来，目光所及，看到了红棉路高架桥上密密麻麻的帐篷，忍不住迈开脚步走过去。“看一看总是可以的吧”，我心里这么想。正想着手机弹出了央视新闻的推送：“香港三名‘占中’发起人向警方自首”。

愤怒的年轻人终归是要散去的，只是很好奇，这些学生毕业后究竟会走上怎样的道路呢？是否仍然和他们过去十几年的前辈一样，进入金融、地产、零售或者旅游行业的巨头，做着按部就班的工作，数十年勤勤恳恳只为一方小小的公寓。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论断：

“经济上受控制则意味着处处受控制……没有经济基础上的自由，其他自由都是无从谈起的”

“香港的年轻人被惯坏了，自由得太久了，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在香港的最后一顿饭，是在佐敦的路边摊吃的叉鹅饭，旁边坐着一位长者得知我是从北京来出差的，用熟稔的港普对我说，“现在李超人（李嘉诚）都要挨骂了，我们都是很尊敬李超人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香港还是只有一个李超人，而且还要走”。

是啊，年轻人如果不创业，哪里来的下一个李超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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