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创作人生存调查：播放量上千万的歌曲，版权费能拿多少？

创作歌手张力超今年30岁。他火过，由他原创的《我在南昌一个人》在短视频平台播放超过千万。

如今，他手上存着一些写好的歌，但没有时间制作，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需要依靠商演与主持人等工作来维持生计。

这样的音乐创作者很多，有些人创作的歌曲爆红网络，但版权费每月却只有几百元，有些作品过于小众，收回制作成本甚至需要十几年。

不久前，曾为陈奕迅等歌手写歌的知名创作人吴向飞因版权费问题，控诉环球音乐版权，即便是陈奕迅唱火的那首《路一直都在》，在环球音乐版权的费用清单里，一年也仅为他带来271元收入。

版权公司拿走了创作人大部分收入。“如果一直这样，谁还会写歌？”吴向飞忿忿不平，“写歌，还不如捡废品。”

另一面，互联网巨头之间的在线音乐大战如火如荼。腾讯音乐曾为拿到环球音乐独家版权，付出3.5亿美元外加1亿美元股权的代价；而2018—2020年，网易云音乐三年累计购买版权的内容服务成本高达96亿元。

听歌的用户并不吝啬，腾讯音乐2020年全年营收高达291.5亿元。

而随着腾讯“欣然接受”并交出持有的网络独家版权，音乐创作的用户端、在线音乐平台格局又将发生新的变化。

音乐创作人的生存状况却仍不乐观。

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有52%的音乐人没有音乐收入，100%靠音乐收入的音乐人，占比仅7%。 

但音乐人数量在爆发式增长。据网易云音乐数据，2020年，中国音乐人总数超过20万人，同比增长100%。

近日，时代周报记者采访多名音乐创作人。他们不悲不喜，平和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张力超：歌火过又怎样，单靠音乐我可能会饿死

2012年，我发行了第一首歌。当时还是个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校外唱歌比赛。得到名次后，我把奖品卖掉，换成现金，用来发行自己的歌。从大二到现在，也陆陆续续发行不少原创歌曲。

2018年，《我在南昌一个人》火了，这是带有地域情怀的一首歌，有点像赵雷的《成都》。这首歌在抖音的播放量超过千万，每十个南昌本地抖音用户，就有八个人用这首歌当过背景音乐。 

可歌火了，我还是没像样的收入。酷狗、网易云音乐和QQ音乐几大平台合起来，每个月给我的版权费只有400—500元。

倒是在最火的那段时间，演出机会多了起来。一个月演出6—7场，平均每个星期都有商演，规模小的有一两千人，大的上万人都有，月收入翻了好几倍。

那个时候，身边也突然多了很多所谓的朋友，每天都有人请吃饭，想认识我。热度过了，那些朋友全不见了。歌火了，我也被骂过，有一些人觉得我是为了消费南昌写的歌，也有人觉得我抄袭《成都》，但事实上，我的歌发行更早。

现在，我的演出机会不多，平均一个半月一场，甚至更少。本来7月有一场，如果能够顺利演出，我后两个月的房贷就有下落了，但演出取消了。

张力超(受访者供图)

这么多年来，我最遗憾、最心酸的事就是没让母亲看到我上电视。2017年，央视有个节目找我录制，前期需要拍摄故事。当时，母亲身患癌症，节目组还让我去医院拍采访视频，母亲觉得很欣慰，儿子能上央视，但最后这个节目却没有让我参加。

不久后，母亲去世了，她没有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演出。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这是我的心结，可能一辈子都过不去。

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我意识到要尽量先去实现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音乐梦想要稍微缓一缓才行。很多歌都已经写好了，但是我还没有录，更没有制作和发行。因为现在生活压力非常大，每个月都有房贷。

单靠音乐，我可能会饿死。据我所知，大多数同行都是这样，都要去找一些其他的方法维持生计。除了商演，我还接主持人的工作，在抖音拍视频接广告。

张力超(受访者供图）

不管怎样，未来我还会坚持做音乐，人活着一定要有信仰，要有热爱。只是在坚持爱好的同时，要能够养活自己，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一直没饭吃，有什么时间和精力追求所爱？

张瀚元：没钱坐公交，我的鼓手朋友揣着饺子跑几公里回家

我今年42岁，毕业于师范院校的音乐专业。20年前，我放弃了音乐教师的工作，来到北京。算起来，我在音乐创作这行摸爬滚打了26年，但说实话，前15年只是一个积攒过程，包括能力、圈子和经验。

其中有10年，我是靠在酒店弹钢琴维持生计。

2001年起，我在北京很多酒店酒吧弹钢琴唱歌，每天在固定时间弹，一个月可以拿到几千元。王府井有一家很知名的五星级酒店，我足足在那弹了十年零三个月的钢琴。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努力找机会让自己的作品能够有更多人听。

终于，机会来了。2009年，有朋友投资一部电影，制作完成后需要主题歌，在歌词确定的情况下，我的谱曲成功被选用，那首歌由当时该片的主演BOBO组合演唱，组合成员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付辛博和井柏然。

2010年左右，我迎来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机缘巧合下，认识了知名歌手周艳泓，当时她的公司正准备签约新人，我把创作的二十多首歌发给她，她听后很欣赏，于是便和我签了7年合约。这之后，我才慢慢成为一位职业的创作人，但其实在这之前，我写歌已经有15年的时间。

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是写歌以及音乐制作，虽然在圈里知名度没有大咖们高，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周杰伦。作为音乐唱作人，靠自己能力在业内有一个小小的位置，已经很好了。

张瀚元(受访者供图）

这一行真的很残酷。早年间，我和朋友们组建乐队，但没多久因为生存问题解散，解散后我就去做了钢琴师。那年元旦，我在路上碰到了乐队的鼓手，我问他去做什么，他说自己身无分文，还没有吃饭，于是他去朋友家拿吃剩的饺子。因为没钱坐车，他用塑料袋装好饺子，揣在兜里，准备一路小跑两三公里，回到住的地方去。

只要想起这个事情，我就特别难过，能够坚持做音乐真的太难了。像我这个鼓手朋友，乐队解散后不能独自演出，非常落魄。音乐这一行，不像别的行业可以很快就业，尤其是词曲创作人，在创作前期阶段，如果没有知名作品，很长时间都会是孤单寂寞又经济窘迫的状态。

尤其如果是原创的歌曲，想要自己发行从而获得版权收益，背后没有大量资金投入，没办法实现。“一首歌很可能10年才能拿回制作成本，因为不火的歌，每个月收益可能就几十块，甚至几块钱。”

我当年在石家庄一个培训班做音乐老师，前后带过100多名学生，他们后来大部分去北上广发展，多年过后，这100多人当中，坚持到现在还在做音乐的，不到5个人，其他人都因为各种问题转行。

我感觉现在音乐圈就像大杂烩，什么类型都有，总体来说，一片繁荣。每个人只要有音乐梦想，就能成为自由的音乐人，用各种平台宣传自己的作品，但背后也会浮现一些问题。

比如门槛降低，导致粗制滥造。很多人并不专业，在设备、制作各个环节都无法做到精良水准，导致很多音乐作品五花八门、参差不齐。

Sukey：我们的歌放在音乐平台上，但几乎没有收入

2014年，我16岁，在国内一个48系女团，属于组合的三期生。在女团的几年时间，会接一些商演演出，或者在专属剧院里唱跳。当时，女团概念还不算很火，我们是和日本知名明星女团合作的姐妹团。

在女团，收入不算高，我不是头部成员，就是包吃住，工资接近白领水平。随着年份增加，会逐步增加一些基本工资，另外就是看公司安排的外务拿提成。

Sukey的女团时期(受访者供图）

退团之后，最大感受就是变得自由，心态上挺轻松，身份上没有那么多限制。以前要费尽心思做偶像，甜美青春，很多风格都不能尝试，现在可以了。

但现在最主要的压力是，收入不稳定。

这几年，我一直在做独立音乐人，也有自己的乐队，但还会接其他工作，比如平面拍摄、兼职钢琴老师等。我很清楚知道，如果只是纯搞乐队，很难有稳定的收入。

说实话，大部分独立乐队的歌曲还没有办法依靠歌曲版权获得可观收入，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歌放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上，但几乎没有收入。

演出收入也微乎其微。在上海，我们乐队会受邀请在LiveHouse演出，几百人左右的小场地，门票在40—50元，就算门票全部售罄，除去场地费用和其他成本杂费，乐队每个人平分下来就几百块钱。

更多时候，乐队是以两个人形式演出，如果接到稍微大一点的商演，也会组五人阵容。一场规模还算不错的商演，经过中间经纪人谈判，再分到我们手里，每个人能有2000元左右。如果是特别火的乐队，中间介绍人后抽成更多。

Sukey在乐队演出(受访者供图）

最近演出比较少，我接了一个音乐剧，跟剧组签2个月的短期合同，每天早上八点之前起床，要赶很久的地铁，和白领们一起上班。

对于流量和人气，我不再抱太大的希望，顺其自然。从参加女团到现在，这么多年，我的心态也在不断经历变化，不会再渴望一夜成名了。

其实这两年国内有很多乐队特别红，但也是有一个受关注的曲线，大多数乐队出场费总有一天会随着热度降下来，那个时候又要以什么为生呢？

热度都是锦上添花，还是把音乐做好，把生活过好吧。

苏杭：18年前卖歌赚了3000元，感觉像暴发户

在这行二十多年了，也认识不少人。比如同在安徽的许嵩、李荣浩，2005年时，我和他们经常互动交流，那时李荣浩的音乐DEMO已经非常棒了。他们刚开始也不火，但是后来慢慢发展得比我好，我就开始反思。

反思过程中，回溯自己的经历，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卖歌了。

2000年，我在网络上接触到录音，就开始研究如何把自己的音乐利用网络推广。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是明星和歌手，很难通过自己的能力发行音乐作品，因为太昂贵了。但那时候我就开始利用网络，在一些音乐平台发布自己的作品，也通过各种朋友介绍关系，慢慢融入圈子。

2003年，我第一次在网络上以3000元的价格卖出自己原创的歌曲，当时，在我们安徽的小县城，公务员一个月工资才800元，卖歌的钱让我有种暴发户的感觉。

这笔钱在当时用来帮我父亲的印刷厂周转了某次资金压力。从此之后，家人再也没有反对过我做音乐。 

在安徽县城老家的时候，还是小打小闹。我组建过一个乐队，纯粹是为了玩，每次凑钱承包剧院做演出，大部分的票免费送。

苏杭和他的乐队(受访者供图）

2004年，乐队宣布解散，我一门心思投入到音乐创作和学习中，陆陆续续卖出了很多作品，最高价格的一首歌，卖到3万元。

之后就去了北京、广州，先后签了3家唱片公司。但到了2013年左右，感觉自己做了十几年音乐，却赚不了多少钱，我开始思考原因。

苏杭(受访者供图）

冷静分析之后，我开始明白在整个音乐行业最上游掌控资源的人，也就是做版权的公司，资源在这些公司手里。相比之下，大部分音乐人肯定是赚不到钱的，所以我开始转型做版权。

2015年，我创立了名为苏咖音乐的版权公司，开始做有关音乐版权的服务，音乐人、唱片公司、版权投资人、版权方都是我的服务对象。在接触版权这几年，我意识到很多音乐人不了解相关版权知识，这不利于他们的生存发展，因为音乐人最基础就是要依靠作品吃饭。

现在，我会在抖音以“苏小咖”的笔名身份发布版权知识科普的视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音乐人了解版权知识，能够有版权意识，不要让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作品，沦落到一文不值。要让大家知道，只要作品足够好，是可以通过版权得到好的收益的。

这一行好坏参半。一方面，国内音乐市场有大量机会能够给年轻音乐人发展，但是由于大部分是纯商业化运作，和音乐人的理想主义有冲突；另一方面，资本垄断资源，音乐人的收入待遇并不公平，好的机会资源，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时代周报”（ID：timeweekly），作者：涂梦莹，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