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罗伯特·弗兰克教授的一场对话：成功来自勤奋还是运气？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伍治坚证据主义”（ID：wzjevidence），作者伍治坚。

2017年8月，笔者有幸采访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先生。

在我们的对话中，我们谈到了弗兰克教授的新书《成功与运气》（Success and Luck）。该书的中文版会在2017年下半年出版。

在这本书中，弗兰克教授提出，很多人的成功，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因此这些获得成功的人，应该带有一颗感恩和回馈社会的心，以让其他没有他们那么幸运的人也获得类似的成功机会。弗兰克教授也在书中提出了他的税改主张，提倡政府征收累进消费税（Progressive Consumption Tax）和遗产税（Estate Tax）。

下面这篇文章，主要总结一下我们的谈话内容。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罗伯特·弗兰克。弗兰克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商学院的管理学和经济学教授，已经70多岁了。老教授一共出版过10多本书，其中不乏经典。《赢家通吃社会》曾经获得多个“最佳图书”奖。他出版的书共被翻译成23种不同的语言文字，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

我首先问弗兰克教授的问题是：您在书中提到，运气在一个人的成功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有些成功人士可能并不一定认同这个道理。他们会告诉你，我的成功源自我自身的努力和态度。

这让我想起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一个小故事。话说有位记者问NBA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您是如何成为篮球巨星的？布莱恩特反问记者：你知道洛杉矶的凌晨4点是怎么样的么？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属实，但我们都明白它想表达的意思：成功来自于120%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要想得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就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牺牲。

所以我想知道，弗兰克教授在书中提到成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是基于他自己身边的例子观察，还是一些科学实证检验？

弗兰克教授的回答是：首先我想澄清一下，我在书中强调了运气非常重要，但并不否认努力的作用。事实上，绝大多数成功人士都是非常努力的。因此，当这些人在回顾自己的生涯时，不出意外的，他们会告诉别人，我那时候付出了多少努力和牺牲，才可能换来今天的成功。

但是很多这些成功人士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个世界上像他们一样的努力的人太多了，但最后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功的毕竟是极少数一部分人。因此对于那些没有获得类似成功的努力的人来说，他们是比较“不幸”的。而这正是弗兰克教授想在书中强调的：一个公平的社会，应该尽量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如果你经过努力获得了成功，那么你就应该有所回馈，让那些比你不幸的其他人，也有机会品尝到成功的滋味。

接下来我向弗兰克提出：现实的讲，当一个人获得成功以后，他就与众不同了，因此也可以开始渐渐享受普通人无法享受的特权。

比如一个普通人如果在公开场合说一些侮辱人的话，他可能会被记过或者开除。普通人如果跑进女生的更衣室偷看女生换衣服，他可能会被抓进去坐牢。但有些名人，如果他们有权有势，就能够堂而皇之的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并且安然无恙。

因此当一个人获得成功以后，无论是因为他运气好还是努力，难道不应该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特权，并且尽量把这种特权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弗兰克教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两点看法。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想着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并代代相传。

弗兰克教授举了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例子。巴菲特曾经说过：你应该给你孩子留足够多的钱，以让他毫无顾忌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你不能给他太多的钱，导致他无所事事。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巴菲特总值大约654亿美元的个人资产中，巴菲特给他的3个子女每人留了价值20亿美元的信托基金，剩下的财富全部捐给慈善事业。

当然，20亿美元基本也能够他的孩子以及第三代衣食无忧了。但是反过来说，也没人逼巴菲特把其他600亿美元的资产捐掉，他完全可以像香港的一些大亨那样，把家族企业传给儿子，孙子，并代代相传。

其次，弗兰克教授提到，有研究显示，用你的钱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能够给你带来更多快乐。他相信，在巴菲特和盖茨把这些个人财产捐出去以后，他们获得了别人的尊重，有更多的人崇拜和喜欢他们，因此他们也获得了更多快乐。

我向弗兰克教授提出挑战：在我看来，美国的左派（自由派）和右派（保守派）都希望有更多的人获得更大的成功，但是两个派别提出的通向成功之路却截然相反。

弗兰克教授的主张比较偏左，提倡增加税收，提高政府和公共部门支出。但保守派则主张，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干预，应该给个人更多的自由，这样好让每个人有更大的发挥自己潜能的可能。

我提到了美国的大富豪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科赫家族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查尔斯·科赫的个人财产大约在484亿美元左右。科赫曾经在一次公开访谈中提到：有一种概念叫做“自己挣来的成功”，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幸福”（Eudemonia）。只有当你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并用这些潜能做出一些功绩，才是真正的成功。

因此我问弗兰克教授：您如何去说服偏右的保守派，您的主张是有道理的？

弗兰克教授的回答：对于科赫先生的很多主张，我不能同意。不过他说的这句话还挺在理。查理·芒格说过：最好的成功，就是你自己配得上它。我也认同让人更有满足感的成功，是通过自己努力“挣来”的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政府应该出手把“竞技场”变得更公平一些。

弗兰克教授的意思是，有些人含着金汤匙出生。因此我们每个人在出生时，人生起点就已经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想要让每个人都有达到自己潜能的机会，那么就需要政府做裁判，把资源向穷人和落后的人稍微倾斜一下，这样才对每个人更加公平。

当然，这样的说法的争议之处，在于什么是“公平”？

比如我问大家，让你和博尔特去赛跑100米，如何保证比赛规则公平？

A，让博尔特慢启动5秒。B，两人一起开始跑。

这个问题没有对错，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见解。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选择大家一起开始跑，那几乎没人跑得过博尔特。

如果你细细想一下，这个例子和我们现实中很多政府政策是类似的。对于少数民族，是给他们加分优惠政策，还是一视同仁，大家考同一张卷子凭分数高低进大学？“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后半句，是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先富起来。我们要不要照顾那一部分没有富起来的人，怎么照顾？

在弗兰克教授的《成功与运气》一书中，他提到了一个关于黑石集团（Blackstone）总裁史蒂夫·施瓦茨曼的故事。

施瓦茨曼是美国的大富豪之一，据福布斯估计，其个人财富净值达到127亿美元左右。

弗兰克教授的书中提到，2007年，施瓦茨曼在纽约价值4千万美元的自家豪宅中举办生日宴会，庆祝60大寿。这场生日宴会花掉了300万美元，请了摇滚歌星Rob Stewart来为他唱“生日快乐”。而这些“奢侈”，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我问弗兰克教授：如果一个人努力工作，挣了很多钱，合法纳税，剩下的自己的钱，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们需要去为这事烦恼么？

弗兰克教授答道：如果一个人合法纳税，挣得合法收入，想怎么花自己的钱，当然是他的自由。问题在于税率。施瓦茨曼是一个私募基金经理，而由于一些税收漏洞，他上缴的所得税仅为15%。这些有钱人通过华盛顿的立法游说，成功的将他们的收入归为资本所得，而非个人收入，因此他交的税是15%，而不是我们普通人交的40%。施瓦茨曼甚至抱怨，政府对他收税，就好像希特勒入侵波兰，这就有问题了。

弗兰克教授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比如巴菲特就曾经多次表示，自己上缴的税率，比他的秘书还要低。巴菲特曾说：我可能是我们公司里缴税最少（以税率计算）的员工了。我觉得公平的讲，我们应该将税率再提高8%，9%，或者更多。

由于我们的对话谈到了华盛顿强大的“游说团体”，我顺势把话题转到了美国当前的政治。我向弗兰克教授指出，我感觉在过去几年，美国的大金主们对于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事实上在2010年美国高院做出了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一案的历史性判决后，这个趋势尤其明显。对这个判决不太熟悉的朋友，可以参考本专栏的历史文章：《言论自由的边界》。

比如报道显示，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平均每天要花4-5个小时不停的打电话去寻求政治捐款。这也导致有钱人越来越对国家的立法者（国会议员）趾高气扬。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经说过：那时候罗姆尼盯在我屁股后面求我捐款，我可以轻易对他说：你现在跪在我面前，他就会跪下来。

在我看来，弗兰克教授对这种现象也感到一丝无奈。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根本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弗兰克教授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金钱对政治的影响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弗兰克教授来看，提高对富人的征税，是解决我们上文中提到的问题的有效办法。

既然提到了征税，下面就来讲讲弗兰克教授提倡的累进消费税（Progressive Consumption Tax）。

累进消费税的本质，就是谁消费的越多，他就需要上缴更多的税。

这个税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征税的税基，等于某人/某家庭的年收入，减去其每年的储蓄，再减去一个统一的标准抵扣额。

举例来说，假设美国一个中产家庭一年的消费抵扣额大约为5万美元，同时假设一户家庭年收入为20万美元。然后在该家庭省下10万美元的条件下，他们的缴税税基就等于5万美元。

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出，累进消费税有以下特点：

1）收入越高，缴税的税基越高。这个基本没有什么争议。

2）消费越高，缴税的税基也越高。或者反过来说，储蓄越高，缴税越少。

比如一户家庭年收入1百万美元，属于高收入人群。但是如果他们省吃俭用，存下95万美元，那么他们可能几乎不用缴税。而反过来，如果另一户家庭收入30万美元，他们吃光用光，储蓄为零，那么他们就需要上缴比收入1百万美元的家庭更高的税。

当然，一般来说，收入越高的家庭，他们消费也越高。所谓由奢入俭难。一旦养成一些生活习惯，比如女佣，专车司机，各地旅游，私立学校，甚至是私人飞机，游艇等，要想把这些消费服务品一下子抛弃，回到温饱时的生活状态，是非常难的。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累进消费税是一种“富人税”。

我问弗兰克教授：他提倡的累进消费税，和我们现在的普通消费税（VAT/GST）有什么区别？

弗兰克教授指出，累进消费税的关键，是“累进”两字。也就是说富人上缴的税更多。但像增值税（VAT）和商品服务税（GST）这样的消费税，有“累退”的性质。因为从消费角度来讲，穷人在一些生活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比如汽车/学费等等）上付出的消费支出，其比例要高于富人。因此这样的消费税，从穷人身上征得的比例更高。

我又问弗兰克教授，累进消费税看起来会鼓励储蓄，限制富人消费。那么万一经济衰退怎么办？像2008年这样的情况，政府希望看到大家增加消费。这样的税种岂不是会可能加剧经济衰退？

弗兰克教授的解释是：累进消费税的施行确实需要看外部的经济环境。如果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高企，那么就应该暂时把这个税种取消，等到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时再征收。

我进一步追问弗兰克教授，累进消费税鼓励富人储蓄，那么这不是会加剧贫富差距么？富人本来就有用不完的钱，在累进消费税的激励下，他们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岂不是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钱？

弗兰克教授的回答：这是个好问题。累进消费税确实可能会加剧富人的财富跨代积累。因此要想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我们需要辅之以“遗产税”。

对“遗产税”不太熟悉的朋友，可以参考本专栏的历史文章：《遗产税能缩小贫富差距么？》

我向弗兰克教授指出，目前美国的遗产税起征额为1100万美元左右（夫妻加起来）。“遗产税”是一个非常招人厌的税种。有很多研究显示，即使是穷人，也讨厌遗产税。很多人的想法是，我已经交了所得税，消费税等各种税种了，凭什么在我死后给孩子留遗产时政府还要从我身上抽一道税？

弗兰克教授回答：你说对了。如果夫妻俩的财富净值不到1100万美元，你不用交任何遗产税。所以遗产税本质上也是一个富人税。关于遗产税，弗兰克教授本人做过不少相关研究。他说，如果你直接去问任何人，愿不愿上缴遗产税？大家当然会告诉你不愿意。谁会主动愿意上缴更多的税？

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们，修路造桥，建造更好的学校和医院，更新我们的公共设施，都需要钱。如果不征遗产税，我们就可能需要提高其他税种（比如所得税）的税率，或者我们需要借更多的钱寅吃卯粮，或者我们只能减少政府支出，缩衣节食。这是一个更为现实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再去问你是否愿意施行遗产税？大家的回答就不一样了，很多人会明白过来，其实遗产税只针对富人，而且对大众更有利，因此会倾向于支持征收遗产税。关于这个问题，弗兰克教授在《纽约时报》上专门撰文分析过。

我接着追问弗兰克教授：您提倡征收累进消费税，提倡征收遗产税，征税的对象都是富人，这让人感觉有点“杀富济贫”和社会主义的味道。如果我们放眼世界，这种模式似乎在北欧国家更为常见。事实上，那些国家走的更远。比如挪威和荷兰都有“财富税”。北欧诸国是不是您心目中的“理想国”模式？

弗兰克教授说道：我的提议并非基于任何意识形态，而是基于我认为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改变。我们美国需要更多的基建投资，公共设施升级，以及更加公平的税收制度。我们的消费过度，寅吃卯粮，负债过高。对于那些富人来说，他们的房子已经很大了，再大两个房间并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因此我们抑制富人的奢侈消费，并不会减少他们的快乐。如果他们坚持奢侈消费，我们就可以从中征点税，用在那些最需要钱的地方。

最后，在访谈结束前，我问弗兰克教授有什么话想对中国读者朋友们说。

老教授想了想说，运气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如果你获得了成功，请不要忘记其中的运气成分。不要忘记其他那些不如你幸运的人。感恩和给予会让你更快乐。

后记

和弗兰克教授的电话让我思考良多。不得不承认，弗兰克教授给我一开始的感觉有些理想主义。在我看来，他提出的“累进消费税+遗产税”的主张太过远离实际，基本不可能得到实现。我看到的美国的现状，是和弗兰克教授理想的发展背道而驰的。目前的美国政府，好像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减税，以及彻底消除遗产税。

事实上，即使有更多的美国人支持弗兰克教授提倡的累进消费税，要想真的实行也会遇到很多实际困难。比如，对美国人征收“累进消费税”，压抑美国富人的奢侈消费需求，那这不是正好给外国土豪收购高价资产的机会么？纽约曼哈顿市中心俯瞰中央公园的豪宅，即使没有美国土豪购买，也不缺来自中东，俄罗斯或者亚洲的土豪出手收购。所以如果真的要想达到弗兰克教授所说的“把奢侈品价格降下来，大家的快乐程度都不变”的目的，要么施行全球“累进消费税”，要么限制国外资本入境美国。

相比于限制外国资本跨境流动，“全球累进税”的想法可能更受学术界的追捧。《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克提在其著作中就提到过用“全球征税”来减少贫富差距的想法。当然，这些都是比较理想化的想法，在实际生活中实现的概率很低。

所以在我心目中，我把弗兰克教授称为一个“带有理想主义的美国老头”。我所钦佩的，是老先生在70多岁高龄还笔耕不辍，孜孜不倦的和别人分享他的理念。弗兰克教授提出的税制改革的主张，注定会继续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争议性话题。不管他的提议有多少理想主义成分，他说到的问题和矛盾却是真实存在的。美国国内的左右意识形态之分，1%和99%的贫富对立，“美国梦”离出身普通家庭的孩子越来越远，这些矛盾都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得到了集中爆发，并且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的变化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潮和争辩，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