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造业争夺战悄然打响，中国减税大门何时开启？

作者：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苏宁财富资讯（ID:SuningWealthInsights）

最近，曹德旺、宗庆后等实体经济企业家不断呼吁降低中国企业部门税收负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在此前，台湾制造业巨头富士康、日本科技企业软银集团大规模加码对美投资，其背后动因无疑是特朗普大规模对实体经济和企业部门减税让利。

事实上，特朗普大张旗鼓的减税计划，已经使得英国政府提前跟进，正式批准了进一步下调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并承诺英国企业所得税将降到G20国家中最低水平。

在此内外争夺国际制造业投资的暗战中，中国企业部门的税收负担如何？我们的财政收支和债务状况能否支持跟进实施相应的减税政策呢？

我国有必要降低企业部门税收负担的三点原因

当前，企业部门税负高企是我国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我国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大规模对企业部门减税让利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我国宏观税负显著高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合理水平。关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各种分析见仁见智。在此，笔者以IMF统一标准计算（即一国的广义财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之外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015年我国广义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观税负）为34.3%，而2013年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平均的宏观税负为34.16%。与此同时，现任财政部长肖捷2011年的一篇学术文章《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的基本结论指出，“随着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宏观税负水平也应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提升”。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整体宏观税负，显著高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合理水平。

其次，私人部门总税率高企是影响我国营商环境的重要负面因素。虽然国内一些学者对世界银行《2017年世界营商环境报告》关于中国私人部门税负估算并不认可，但必须承认，该报告估算的私人部门税负水平，仍大体反映了各国横向比较的真实税负。根据该报告，2015年中国私人部门总税负（占税前利润比重）为67.8%，在G20国家中仅低于阿根廷、巴西，而这两个拉美国家长期处于高利率、高税负和资本外流的经济疲软之中。中国私人部门的总税率，显著高于中国制造业G20国家中主要竞争对手印度、墨西哥、印尼等国家私人部门总税率。同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转移目的地如马来西亚、越南、孟加拉、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私人部门总税率均在40%以下，大幅低于中国私人部门总税负。私人部门总税率偏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

最后，企业部门高税负是我国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特别是企业盈利能力快速恶化，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经济新常态的中长期结构性因素，但企业部门的高税负影响不容忽视。从中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变化来看，2011年以来我国A股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从12.3%持续下降至2015年6.2%左右，接近腰斩。与此同时，尽管标准普尔500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也经历了下降，但始终保持在12%以上，显著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参见下图）。因此，特朗普针对企业部门的减税政策实施，将进一步扩大中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差距。

我国财政和债务状况具备降低企业税负的基础条件

为了保持中国营商环境对国内外企业的投资吸引力，一旦特朗普执政后减税政策付诸实施，中国可考虑积极跟进减税政策。在笔者看来，基于当前的财政和债务状况，中国有条件实行较大规模让利于企业部门的减税政策。

首先，从财政状况来看，当前中国的财政状况十分稳健。根据IMF的统一标准，中国财政赤字率一直在3%以下，处于绝对安全范围内，且中国财政赤字率波动趋势一直十分平稳。相反，美国、日本、巴西、南非等与中国具有可比性的国家，其赤字率都长期高于3%。具体来说，2001-2015年，美国年均财政赤字率为4.77%，日本为6.17%，巴西为4.18%，整个欧元区赤字率为3.22%，均显著超出3%的警戒线。其中，美国财政赤字率2009年一度高达9.5%，欧元区在2009-2010年连续保持6.2%高位，日本赤字率长期保持在5%-10%，巴西赤字率大致在4%-10%区间范围内，南非赤字率在2008年以后则一直高于3%水平（参见下图）。由此可见，相较于其他国家，当前中国的财政状况十分稳健。

其次，从政府的债务存量来看，加杠杆的空间相对较大。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私人部门大幅去杠杆的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政府部门杠杆率大幅上升的进程。2007-2015年期间，美国政府债务负担率（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由64%上升至106%，日本由183%快速上升至250%，英国由44%上升至89%，法国由64%上升至97%，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债务负担都快速突破了100%。即使是财政状况最为稳健的德国，其政府债务负担也于2010年一度突破了80%。由此可见，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近十年来长期处于60%警戒线之上。与之相反，中国政府债务负担率不仅低于60%，在G20主要国家中也长期处于最低水平之列，政府加杠杆的空间相对较大（参见下图）。

再次，中国政府部门持有大规模的沉淀资金是减税的有力保障。日益高企的政府沉淀资金，主体是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两部分。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相比，中国是在较低福利水平上实行较高税负，政府收入并没有及时以支出的形式返还实体经济，而是以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等形式大量沉淀为政府存款，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不高。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10月，我国政府部门在银行的沉淀资金（政府存款）达到创纪录的28.73万亿元。其中，机关团体存款规模为23.76万亿元，为我国2015年GDP的35%，财政存款4.97万亿元，接近2015年全国财政收入的1/3（参见下图）。这些政府部门的沉淀资金是下一步我国实行减税政策的有力保障。

最后，各级政府持有巨额国有资产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10月末，全国国有企业总资产高达130.56万亿元，其中，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分别为68.54万亿元和62.02万亿元，同期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1.92万亿元。而在2015年，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决算中，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决算数仅为690.76亿元，占2015年中央国有企业总利润16148.9亿元的比例仅为4.3%，地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决算数同样不及地方国有企业利润的10%。由此可见，我国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明显偏低，企业和居民难以分享国有企业的收益。巨额的国有企业及其较强的盈利能力，是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重要的财力基础。

综上所述，随着特朗普减税大招引领的新一轮减税潮的可能到来，全球争夺实体企业投资将日益激烈。在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能源成本、土地成本不断攀升或持续高位的背景下，我国决策部门近年来已经通过营改增等税制改革，间接地、较大幅度地减轻企业部门税负，从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来看，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将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政策工具，而降低税负则是降低企业成本、振兴实体经济和财政扩张的主要方向之一，这些举措都将有利于改善中国经济的营商环境，提升中国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