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阿里史上最震撼的人事地震（下）：帝国奠基者开始解体

本文头图所用图片来自美国画家Charles Courtney Curran (1861-1942)

在上一篇连载中，我们讲述了黑名单事件的第一波高潮——卫哲、李旭晖的去职，这一次我们要讲述的是黑名单事件的第二波高潮——阿里巴巴B2B公司从vp到基层主管的被整肃。

他们大多在阿里待了10年以上，亲身体会了阿里从1到100的全过程，也一般被阿里集团内部认为是阿里价值观的代表。

任何一个有前途的公司，都有一批多少与之类似的中高层。很多时候，他们因为身上常有的“忠诚”而在公司创始人眼里体现了“执行力”。

当一个公司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发生冲突时，这批人的情绪往往会受到过度伤害。

在黑名单事件中，阿里的这批人的情绪反应要浓烈的多。那将是一次贫贱之交的分手。

以此为界限，阿里巴巴B2B公司的演变进入了另一个方向。

一、余震之开除

在卫哲辞职现场的阿里巴巴B2B公司的干部们很快意识到，与其想着卫哲离职的真正原因，不如想想自己该怎么办：

CEO、COO都引咎辞职，那我们逃不掉了，肯定要接受处分。要“砍掉”卫哲，一定要有人给他“陪葬”，不然怎么对得起这个价值观事件的肃清呢？

不过，他们忐忑已久的心到底是落地了，毕竟CEO、COO已经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从VP（副总裁）到区域经理都知道自己在黑名单事件中要承担一些责任，但没人觉得自己会承担很大的责任。

那时担任广东大区大政委的张卫华认为自己的想法有代表性：“我们自问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太大的过错。我们前线知道这件事情（黑名单客户）后已经解决了70%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不认为自己有很大的失职，所以不知道怎么做。”

但马云和独立调查组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那近100名涉事员工意味着有近5000人的直销团队、所有员工数超过13000人的阿里巴巴B2B公司的价值观出了大问题。

解决方案正如此前公告中所言，“这种组织性的问题需要本公司继续强化价值观才得以解决。”

为了“强化价值观”，独立调查组认为，应按照连坐制对阿里巴巴B2B公司管理层予以处罚。以英文站后台的黑名单客户数据为源头，各大区按图索骥，找到签黑销售员对应的管理层。“省长”和大政委们再按照黑名单客户数的多少，将对应管理层的处理名单和处罚建议上报给主管中供的副总裁干嘉伟。

虽然干嘉伟说“处罚名单方案是我一手弄的”，他还将处理方案向已离职的李旭晖做了汇报以示尊重。但无论干嘉伟还是李旭晖，对某人应降级还是辞退只能起到润滑作用，决定权属于独立调查组。

从干嘉伟开始的管理层，更多是去自上而下的执行对某人的惩处方案。也就是说，虽然决定权不在自己，但他们能充分体会手刃兄弟的痛苦。

大概从2011年3月初开始的针对管理层的惩处动作，算是阿里巴巴B2B公司的内部事件，并未进入公共视野。

“当时是Savio和蒋芳过来做访谈。我说要不把我（的处理）先谈了吧，我在名单的第几个？我当时不知道我可能被辞退还是被降级。公司说你肯定也在处理之列，但你是大政委，你要把所有人安排好，谈心的谈心，降级的降级，劝退的劝退。谈完之后你是最后一个（处理）。”

张卫华对重读DeepRead（微信ID：zhongduchongdu）说，“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份悲壮？我兢兢业业的安排了几十个人的访谈。这是多大的悲壮？当我知道了消息，他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来问我，老张你肯定知道，你告诉我，到底我走还是留？我怎么说？”

悲壮之外，还有一丝超现实的荒谬感。业绩最好、黑名单客户数量最多的广东大区需要开除一名区域经理，独立调查组选定了深圳二区的区域经理。

这是一位阿里巴巴的老员工，业绩十分出色。当曾为深圳一区区域经理、现为大政委的张卫华告诉他时，得到的反馈让张卫华很尴尬。

“一开始他不接受，肯定想挽回。他就说为什么是他？我说这是公司的决定。他问公司怎么决定的，你告诉我？我说你区域内黑名单客户有多少多少个。他就问：‘老张你的业绩最好，黑名单客户肯定比我还多，公司为什么不开除你要开除我？’”张卫华无话可说。

深圳二区经理所言属实。之所以没开除张卫华，或许是因为他早已升职，在那个时间点业绩最好的是深圳二区，或许是因为张卫华“人脉很广，人际关系很好，多种善因”，或许是因为深圳二区的经理比较倒霉。

张卫华回忆道：“把‘深二’的经理开了，‘深一’的经理保留。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因为我当时的身份是大政委，还让我去面谈，也绝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谈。我难道跟他说，因为不能开我，所以开了你？

我在面对他的时候很无力，没办法聊。大家就熬着，我们想先用时间熬到他签字为止。我说大炮（方永新）你来，我跟方永新一起去谈的。公司怕我们谈不了，还派了一个淘宝调过来的HRBP（人力资源经理）陪我们一起谈。”

无论如何，这场夹杂着痛哭、谈判和大量沉默的辞退谈话很难进行下去。煎熬、尴尬的5个小时过去后，深圳二区的经理仍然不愿意签字。张卫华一行人铩羽而归。

“谈不下来，怎么谈得下来？没道理的，因为你自己内心过不了这一关。”不只这一个，张卫华含泪去谈的很多人都是如此煎熬。“我对他们很了解。我觉得很多人的价值观没有太大问题，在坚持客户第一、诚信这些方面做得非常不错。”

兼任阿里巴巴B2B公司CEO的陆兆禧出面，与深圳二区的经理谈话，说服了后者。这还没完。那时阿里巴巴B2B公司里，关于一定要开除一位大区总经理的小道消息越来越多。

按照公司此前的肃杀劲儿，扬子江内心深处对自己可能会被开除无疑有心理准备。毕竟广东大区出产了数量最多的黑名单客户，而扬子江在“狂风行动”中担任了最长时间的广东大区总经理。

但扬子江还是找到张卫华求证：“老张你跟我说，（要被开除的“省长”）是不是我？”

张卫华当时已经知道结果了，但是他跟所有知道结果的人一样不忍告诉扬子江。“没法告诉他，怎么告诉他？”张卫华只好说：“可能不是吧。”

扬子江回道：“肯定是我。”

确实是他。独立调查组认为前广东大区总经理扬子江应被开除。干嘉伟对此表示无能为力，“我那时候能保一个是一个啊。但种种迹象表明，扬子江是保不住了。”

二、余震之降级

在黑名单事件中遭到开除的人很少，降职、降级的波及面更为广泛。现任的大部分“省长”，比如刘自成、雷雁群、孙利军等均被降职或降级；超过10位大政委、副总经理、区域经理等遭受了降职或降级。

一般而言，被降级的人还是主持原有的工作，薪水也会下降，但不会降一级那么多。

这些中层干部的处理方案议定后，干嘉伟也把脖子伸过去道：“鉴于我在（狂风行动）里面的责任，我要求给我降级。”

大概在同一时间，“狂风行动”期间带过前线团队的吕广渝也要求独立调查组给自己降级。吕广渝跟干嘉伟说：“你都这样了……”

中供事业部的大政委郑璐据说该升为M6了，但因黑名单事件遭到了降级，所以还是M5。

最尴尬的降级案例来自邓康明。黑名单事发后，已从阿里巴巴B2B公司升至阿里巴巴集团CPO（首席人力资源官）的邓康明也遭到了降级。其原因与卫哲辞职一样，众说纷纭。

卫哲认为邓康明被降级是因为有人说，政委知道员工内外勾结的情况知情不报，“没政委知道，老邓真没责任，有政委知道那是很大的问题。什么叫政委？就是管这个，（管）价值观的。CPO为什么要下台？老邓（邓康明）为什么要（被）降职？老邓是集团CPO，已经上位了，（还）拉回来干掉。”

笔者采访过的大部分中供系人士认为这不属实：无论是政委还是区域经理，都不可能对此知情不报。前广东大区大政委王永森说：“如果有政委知道（销售内外勾结），我觉得一定会跳下去（处理），绝对不可能说知道了不处理。”

大多数人认为，独立调查组不拥有处理邓康明的权限，邓康明被降级的决定应来自马云。阿里巴巴集团官方对此并未解释，只是宣布邓康明“降级另用”。

自然，创始人“逼宫”的推测也有邓康明版本。一些人相信，2004年邓康明入职阿里巴巴时“和（之后的）卫哲有点类似，都是动了别人的蛋糕，很多年前的蛋糕。”

风声鹤唳下，在“狂风行动”这两年间的阿里巴巴B2B公司担任了较长时间的执行董事邓康明受到了“被动蛋糕者”的微妙报复，使不至于被降级的处理措施变成了降级。

邓康明则认为自己遭到处分，是受到了连坐制和阿里巴巴合伙人机制的影响。但他也感到冤枉。

“我其实跟这个事儿（黑名单事件）已经没太大关系了。但出这个事儿的时间段是我担任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的时候，所以连带一票杀死，我被劝退合伙人。这件事是严肃的。

合伙人体制是我自己制定的，我制定的规则我就得遵守。很严格的，其实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公司杀我这一刀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冤枉。但是没办法，犯了事情（黑名单事件），这在阿里是不被容忍的。”

最戏剧性的降级案例来自王永森。卫哲引咎辞职时，王永森已经在口碑网工作了。听闻消息的王永森感到震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没想到，自己也会因为在“狂风行动”期间担任了一年的广东大区大政委而遭受连坐和追责。

他接到被降级通知的前一天晚上，卫哲、邓康明、戴珊等领导刚跟王永森做完将他从M3升为M4的晋升面谈。“前一天通知我晋升，第二天通知我晋升取消。”王永森说道。

但王永森承认自己当年没做好业绩与价值观的平衡。被降级、降职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确实要承担管理失职的责任。

“一线的销售人员有一些可能是知道的（知黑签黑，或者有销售内外勾结），但是知道的比例只占10%，90%的销售人员是不知道的。”张卫华说，失职之处在于那10%的员工未向他们部门的领导反映，“他们可能知道那是一个骗子，但他们没有讲。”

三、多打了一个大板

近100名员工或主动或被动的被拉下水并知情不报，大约400名基层销售员知道同事有此异样也知情不报。

对此，3位VP，数十位资深总监、总监、经理等管理层被“判”为管理失职，坚守价值观不利，导致“本公司的销售组织部分受到负面影响，更可能对本公司的价值观造成较大冲击”（公告语）。

于是，这些管理层在CEO、COO已引咎辞职的前提下，被处以或开除、或降级、或降职等措施。

这种严厉程度，至少在中国互联网公司史上可谓仅见。但这是否恰当呢？

此前在阿里巴巴B2B公司担任COO、黑名单事件爆发后第一个辞职的李旭晖认为，既然黑名单事件是系统性问题，那么“罪”在能控制全局的阿里巴巴B2B公司高层，而不在中供这支团队。

那时中供系流传着一句话：Elvis（李旭晖）是用他的辞职来保住B2B的高管，他承担所有的责任。

“中供的这些经理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他们下面的人出了问题，他们要负管理者的责任。我相信他们本质是好的。中供这个团队至少在我眼里，还是一个很好的团队，它在我这里一点没有打折。中供的魂还在，我相信这点。”

李旭晖向重读DeepRead（微信ID：zhongduchongdu）回忆了自己在离职前的高层会议上向众人作此言论时的心理，“该惩罚的就惩罚。我跟卫哲都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们也都辞掉了（工作）。理论上，你就应该给剩下的中供团队一个比较公平的评价。犯错的毕竟是少数人，而不是整个团队。”

时值风口浪尖，在场的阿里巴巴众高管该作何回应？该做何表情？

大部分受罚的中供人觉得，黑名单客户会危害海外买家对平台的信任，也会影响团队的氛围和价值观，但谈不上会危害公司的立足之本。他们认为这最多是一个系统性的管理技术问题，绝不是因为管理层没坚守价值观而导致的价值观问题。

对于独立调查组、部分高管讲述的“价值观”、“我们现在缺了一环很重要的诚信”云云，受罚者只感到懵懂：我们不缺价值观，我们缺处理方法。他们觉得，即使不这样高举高打的严厉处理中供，黑名单客户也会被有效的遏制住。

说他们有管理失职之处，他们承认。但他们不能接受对整个中供的管理体系的判断。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简单、纯粹的团队，仍然信仰客户第一的价值观。

无论是对同事的开除，还是对自己的降级或降职，他们都觉得有些小题大做。相当数量的中供系“非常不认同黑名单事件的处理手法和借此机会对整个中供体系当时的中流砥柱的一群人的处理和降级”。

简而言之，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应被打六大板的罪行，却被打了十大板。

多打的一个大板，部分人认为应该算在连坐上。他们主要是替卫哲连坐。这个看法，是对部分阿里巴巴创始人逼宫马云、逼走卫哲的推测的延伸。也就是说，阿里巴巴B2B公司对VP、总监及经理等人的处分，是殃及池鱼。

在降级、降职的谈心中，据说还有部分阿里巴巴集团的元老及十八罗汉成员质问中供系：“你们都知道卫哲只要业绩，为什么不跟他拍桌子？为什么不写鸡毛信？为什么不跟马总说？那个人赚了那么多钱。”

甚至有人感觉，如果自己痛哭流涕、痛骂卫哲，说不定受到的处分会轻点。

“黑名单事件是在我们处理之后才爆发的，完全是扯淡，纯粹的秋后算账、株连九族。其实是（我们）承担了卫哲和十八罗汉部分成员之间的矛盾的后遗症。仅此而已。”张卫华也承认，但“这个事情很难被真正印证。写了也不会被官方承认，还可能会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官方掌控话语权。”

不仅如此，还有匿名信息源认为，十八罗汉或元老级员工中有人多年一直看着中供系这帮人很不顺眼，这次正好借着位居独立调查组的便利落井下石。该信息源还说，

“阿里总的来讲，派系概念没那么强，但确实还有。这里有很多潜规则。对熟悉的人就多一分信任，对不熟悉的人，在可好可坏的时候有可能往坏的地方想，对中供体系的人不信任、不认可。

其实，Savio（关明生）在这件事情里，也是一支枪。黑名单事件的处理不是单纯的因为（没遵守）价值观，而是为了（解决）人事冲突。这是完成历史使命后的一次交接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巴巴B2B公司的英文站的后台部门，也就是中供系里俗称的网站，据说并未受到惩处。

张卫华认为这不太公平：“不掌握数据的（销售）团队遭到了严惩，而掌握数据的团队毫发无损。”后台部门的大政委跟销售团队开会时，先鞠躬致歉的行为更加重了张卫华的困惑：“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李旭晖说他也不知道最后确定的处罚名单。处罚措施到底如何得出？吕广渝告诉重读DeepRead（微信ID：zhongduchongdu），处罚名单的确立本身即可提供一本书的素材。

不过，如同卫哲离职的真相到底如何一样，笔者认为此事求证至此，已足够体现出企业日常运营的局势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有多微妙和复杂。即便在阿里巴巴这种在职和离职员工都公认的简单环境里，仍有不少微情绪的发力空间。

四、多打了1.5个大板

多打的1.5个大板，被处分的干部认为应算在这场人事地震的直接导火索——独立调查组的那份报告上。

他们觉得，“本末倒置，短期逐利”、“新续分开、狂风行动、32%佣金制度彻底改变了中供销售体系”、“被业绩绑架，价值观中偏重激情、要性、兄弟情”、“32%销售佣金制度导致新签Top Sales变野狗，销售主管以销售业绩为价值观评估的依据”、“人事政委体系没有发挥独立监督作用”等论断不是没道理，但是有些危言耸听。

他们认为事态的性质是小范围内的管理失职，但那份报告却将事态描述为整个阿里巴巴B2B公司或者中供的管理体系都已失效。

比如，那时在中西部大区担任区域经理、并未受到处分的叶程坤认为，销售周期变短并不能完全归结于销售策略变成所谓“忽悠效果、过度承诺”等。

他认为还有很多其它原因导致了销售周期的缩短，比如品牌影响力，“之前，我们出去是没有人知道的，后来阿里的影响力大起来。”叶程坤说。

比如，独立调查组认为政委体系的存在感太弱这一点，身为连坐面最广的广东大区大政委张卫华并不赞同。他承认确实有很多业务线转岗而来的政委没有受到专业培训便直接上岗，但公司极其重视政委工作，而且政委也发挥了作用。

张卫华认为，自己在2010年中从广东大区副总经理的位置上被转岗为广东大区的大政委这一点，便体现了阿里巴巴B2B公司对于政委工作的重视：

“我作为副总经理的那些区域，一年大概能做10亿的业绩，而且基本上都突破了历史纪录。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业绩能手，去做HR工作，（这）代表了公司在这件事情上是极其重视的……我做大政委后，（广东）13个区域有6个没有小政委。我在一个月内填充了6个区域的小政委，充分说明了公司给予的支持和配合。”

对于独立调查组的结论，张卫华认为多少有点武断和结论先行。“他们在广东的调研都是我安排的，他们给了我一个涉案名单。我安排时间，安排几十人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我觉得很多观点是在调研之前就形成了，在印证的时候又都是跟涉黑的人员沟通，当然就找到很多事实证据。整个广东大区有1300人，他们有没有跟1200人沟通呢？并没有。”

干嘉伟也认为，中供体系没有调查报告所说的那么夸张，调查报告所言可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

李旭晖则告诉重读DeepRead（微信ID：zhongduchongdu），“‘省长’们包括杨子江在内都是一路基层上来，对阿里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我非常尊重这帮人，并且坚信他们的价值观，也很开心能与他们一同打拼，至今没有改变过！”

完全“认罪”的卫哲在最后一次阿里巴巴B2B公司董事会上看过这份报告的每一页。对于其用词是不是过于夸张，卫哲的回答是：“挺多（结论），我相信，他们在找很多问题的根源。他们把这个总结出来，其实不是针对我的罪状。”

五、又多打了1.5个大板

剩下1.5个大板，可谓敲山震虎。黑名单事件的恶劣程度比起那时未被社会关注但中供系人十分清楚的淘宝小二的腐败，要轻微不少。

干嘉伟说：“淘宝的腐败，从小二到中高层都有。（中供）确实有一些销售跟骗子勾结，但查来查去，没有任何一个经理级别的人参与了腐败。就是说你（经理）下面出问题了。管理确实出问题了，但自己是没问题的。这跟管理人员自己贪腐还是不一样的。”

王永森觉得，PPT里的危言耸听敲给阿里巴巴集团的警钟，“不只敲给B2B”。

但先被处理的是作为突发事件（马云语）出现的中供。无论有没有受到处分，笔者采访的大部分中供系都认为，黑名单事件的处理方案之所以如此剧烈，包含了对当时的淘宝内部腐败警告的意味。

卫哲也有此意。他在辞职时的公开信里，并没把自己辞职的震动范围局限于阿里巴巴B2B公司：

“我的辞职对公司内外一定震动很大，但我相信这样的震动甚至阵痛是必要的、健康的。没有这样的震动，不足以重新唤醒我们的使命感和价值观，没有这样的阵痛，不足以表明我们为客户第一愿意付出的代价……正是基于对客户第一的使命感，和阿里人为了组织的健康的责任感，我才提出辞职申请。”

几年间数次接受笔者采访时，卫哲都明确表达了在黑名单事件中采取严厉措施的广泛意义：“你去看，我是2011年离职的，下半年发生了什么事？2012年发生了什么事？淘宝的大清查。我不冤，（体现）在哪儿？就是B2B的事情，我个人一点点小小的牺牲，触发了整个集团的自律。会出这样的事？总裁都会离职、辞职？

内部的不服成了压力，才会揪出后面的聚划算、淘宝小二的腐败。没有B2B（黑名单事件）就没有淘宝后面的大清洗。这是巨大地收获。这些事情在上市前处理掉。整个集团廉政部建立起来了，原来没有廉政部。如果我只是离开，后面淘宝的问题没解决，我才叫冤。”

马云也表达过类似敲山震虎的含义。2011年2月25日淘宝年会上，马云说：“我脑子里在想B2B的事儿，我在问淘宝什么时候会出这样的事情，支付宝什么时候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不从内部坚持这个东西，错误会来得非常快，而且非常猛，到时候会扛不住。”

几个月后，马云又表示，“假如B2B这个事情不处理，再碰到类似的事情，有几个人会拍桌子，会把桌子掀翻？继续来过，有人会吗？不会。但是今天这个事情搞大了，这就是训练。”

六、余震之情绪

因为这多打的四大板，导致干嘉伟、张卫华、王永森、吕广渝、刘自成等人损失了年终奖，损失了由于降级、降职减少的工资。

在笔者的采访过程中，很少有人提到损失的几十万元。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也不是因为严惩有某种程度的形式主义，“大家也很清楚降级后在未来一段时间就恢复了”（张卫华语），而是因为其它损失更大。

他们在阿里巴巴集团曾引以为傲的价值观典范团队的身份被否定了。阿里巴巴集团官方对内对外，都以独立调查组的报告为事实基准进行了宣告和惩处，其开除、降级、降级的力度和涉及范围之广是在宣告：这支以价值观纯正著称的地推铁军犯了严重的价值观错误。

一位前阿里巴巴B2B公司离职高管对笔者总结道， “至少我离开之前，感觉中供当年被认可的东西已经都被否定掉。（有一种）被污名化的感觉。”

笔者在前述“马云内疚”等小节里详述过业绩增速下滑、奶牛资格不复存在、团队士气沮丧、员工不够互联网等前提，而阿里巴巴集团的这个被认为基于不完整的事实得出的否定判断颇为诛心。

它否定了中供或阿里巴巴B2B公司在阿里巴巴集团众多业务线、子公司里为数不多的存在感。批评人时否定对方存在的根本意义，是杀伤力最强的一种批评方式。

再考虑到他们认为自己被不公正多打了四大板，他们自然产生了一种受欺负的感觉。他们不禁怀疑公司的处理措施、黑名单事件定性的起心动念到底如何。

与寒心交织在一起的情绪是无可奈何的委屈。王永森感到“委屈，不好讲，也能理解”。张卫华自称最大的委屈就是“公司否定了中供的精气神和价值观，感觉（中供）就是个烂摊子了，觉得中供的很多管理者没有坚守价值观才导致这样的事情（黑名单事件）”。

仍在支付宝进修的王刚也听说了黑名单事件。“他们说被降级了。我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说有人作弊。”王刚表示自己“疼在心上”。

一位中供系元老对开除、降级、离职、舆论氛围等感到很受伤。毕竟此前他们以线下销售这个近似于搬砖的商业模式作为集团的“奶牛”哺育众多子业务多年，“突然有一天，有些人老了，搬砖搬不动了，或者说砸断了一条腿，或者说出了点工伤，然后就被嫌弃了。你就给他几贯钱，让他滚蛋。”

更何况，敲山震虎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在提醒其存在价值相对有限这个事实。干嘉伟说，有更牛的业务在前，动一下怕伤筋动骨，那就动一下中供，至少能给他们（淘宝）看一下，“那时候中供的使用价值也就这样了”。

即便因预警动作较早、黑名单客户占比较低（浙江的黑名单客户总量排第四）、被干嘉伟力保等原因而免受处罚的俞朝翎，也因“整个公司的舆论导向不对”而感觉很不舒服。

俞朝翎说：“当整个B2B的业绩只有淘宝的几十分之一的时候，对公司来说谁更重要？能理解吗？当一个人才赚20-30块钱的时候，和一个人在赚一千块钱的时候，怎么比？所以你在愤慨、委屈的同时也能理解。能理解，又很委屈，就是这种感觉。老大辛辛苦苦在外面，受打击的都是老大。一旦有问题，老大、老二、老三同时犯错的时候，肯定先教训的是老大。”

七、无语凝噎

完全“认罪”的卫哲也理解前下属们的情绪：“中国人不是患寡，患不均嘛。为什么他们（淘宝）没有处理呢？他们（淘宝）隔了一年才被处理，而且范围、力度比中供小很多。且中供是严格执行连坐制的。”

笔者问：“为什么淘宝没有像你们一样处理？”

卫哲答：“你得问（别人），我不知道。”

笔者说：“就你们这么轰动。”

卫哲说：“因为我们真的是价值观正，最根正苗红的。只有我们会采取这么激烈的举动。有些团队的价值观确实不如中供，所以他们的行动也不会那么激烈。”

阿里巴巴官方敲山震虎的动作、言语在集团内部层层传递后，形成了一个中供系人士极其不喜欢的氛围。一种偶像破碎时的快感夹杂着此前的嫉妒、现在的不屑等心理，出现在不少非中供系阿里人的身上。

他们抱持着看中供“老大哥”好戏的心态，茶余饭后聊着“当年这么受宠，马云那么重视，现在……”“‘省长’任黑名单发展，中供都不管……”“你们认为自己价值观很好、很忠诚，还不是出现这样的事情”等话题。

如果说其它部门新员工较多，不了解阿里巴巴的历史，此种心态或有出处的话，让人尤感心痛和心寒的是，前几年转去淘宝、支付宝等处的前中供系人马也如此看待现在的他们。

我很难还原当时阿里巴巴内部的闲言闲语具体为何，出自何种语境，是何语气。我也很难判断其中持看好戏心态的人有多少。因为面对受伤的人，旁观者本就难以把握评述时的恰当距离。

但情感冲击已然达成，多年来一直沉浸在“We are family”情绪中的李旭晖、干嘉伟等人备感心酸。

“我们在中供这个团队的时候，教育的是大家在一个集团里，我们是老大哥，要照顾这些小弟小妹。今天老大哥出了问题，感觉小弟小妹好像在旁边有一点幸灾乐祸，有一点嘲笑。”前述阿里巴巴B2B公司离职高管说道。

种种负面情绪的包裹之下，很多被处罚的中供系干部出现了明显的情绪波动。在李旭晖辞职当天，张卫华等人去办公室探望，在门口听人说李旭晖在里面“嚎啕大哭”。

多年后，李旭晖对大家认为他“倒霉”的观点不置可否：“你想去承担还不见得有机会去承担。我是更有机会去承担这个事情。他们觉得我倒霉，我本可以躲掉，我可以躲掉的。我是觉得我刚好有这个机会去承担（责任）。看你从什么角度去想。”

2011年3月，人心惶惶之际，阿里巴巴B2B公司召开全国经理会议以稳定军心。干嘉伟看着台下六七十位区域经理，一时间无语凝噎：

“我是觉得大家受委屈了。因为他们对我而言，就是我的后备军。我是老大哥，很多人都是听着我们的分享（成长）……哎，也没什么，就是说不出话来，比较动情吧。”

王永森告诉笔者，干嘉伟的情绪很正常。“每个人都流过泪，不在这个场合就在私下的场合……站在当事人的角度，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讲这些东西，很难跳出来……”

黑名单事发后，郑璐、张卫华等七个大政委聚会，席间谈及此事，群情激动，觉得不如集体离职拉倒。喝醉的郑璐嘟囔道：“千万不要走。你们一定要留下来，告诉公司、告诉集团，告诉马总，中供不是这样的，中供的政委不是这样的，你们一定要坚持下来。”

大政委们并没有集体离职。张卫华不想以这种有损江湖名声的方式离职。这时候离职，他一则没想清楚未来做什么，二则显得意气用事。最后，张卫华回到了俞朝翎的浙江大区，担任台州的区域经理。

八、法理情

身为记者和创业者，我不能体会马云和阿里巴巴集团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采取处理措施时的心理。但以我的了解，马云和阿里巴巴集团处理黑名单事件时确有难处。

比如让中供人很受伤的舆论氛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马云和阿里巴巴集团都很难控制。5000人的地推铁军，有近100名销售员涉黑，还有大约400人知情不报。

看比例，看绝对数字，跟同行比，这些数据其实并不算高。但对阿里巴巴B2B公司，对中供而言，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震撼数据。将之称为管理层没有坚守价值观，笔者认为并不过分。

要知道，2007年英国买家协会事件的涉事规模远小于黑名单事件，但也让那时主管前线销售的副总裁吕广渝受到了连坐的降级处分。

那么退一步，官方判定与民间舆论之间是否可以存在一些出入？也很难。如果由集团来引导内部舆论，在那时发布中供仍是价值观典范的言语，未免尴尬。毕竟，“典范”正因黑名单客户而遭受处理。

再比如，黑名单事件的处理方案很难把握。因为对此事的定性不同，马云、阿里巴巴集团介入后的处理措施一定会比事发前卫哲主导的处理措施强硬。这时，独立调查组、卫哲、马云需要向其他人传达清晰、明确的信号。

如果如李旭晖所想，他和卫哲引咎辞职已经足够，那黑名单客户最多的广东大区总经理扬子江该论罪何处？黑名单事发前，卫哲已经将其降职，再严厉一些似乎就是开除啊。

或许有更精细的处理措施，或许没有。这便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要做平衡时的难处所在：要做到符合阿里巴巴的价值观和长远利益，又要顾及这么多层次的员工的情绪。阿里巴巴如此庞大，力度小了，穿透效果不足；力度大了，员工要受委屈。

难以平衡时，便有了许多其它因素介入的空间。

马云知道，他的决定并不讨喜。他知道阿里巴巴B2B公司正在民怨沸腾。

应该是2011年3月的一天下午，马云给一直觉得“要不要这么（严厉）处理”黑名单事件的俞朝翎打电话：“你觉得怎么处理才更好？”

仍被黑名单事件的浩大处理懵住的俞朝翎说：“我也不知道。”

俞朝翎觉得广东大区确实出产了最多的黑名单客户，所以要以黑名单客户的数量来开除一位“省长”的话，那必然是扬子江。但俞朝翎认为，开除扬子江这种处理措施过于刚性，没必要。

“法、理、情，很难处理”，俞朝翎说自己想过是否有更好的处理方案，但是没想出来，“你没有比公司更好的处理方案，换成你，你怎么处理？其实每个人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是马总，我怎么处理。”

张卫华说黑名单事件的处理过程、传递的声音，没有完全让他们信服这确实是一次需要跟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事件：

“但我们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就这么简单。我们开始对一些事情有了怀疑。不像以前，我们说百分之百相信马云。（现在）开始有了一点点怀疑，但是我们也找不出怀疑的原因是什么。”

黑名单事件之后，马云与前线部队开会时谈了一句话：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

台下的区域经理罗炜巍没听懂，他猜马云想说的意思是：一些事儿，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短期内有了很好的业绩，但背后就有黑名单事件出来，人员的价值观被稀释，要还回去的。

本文插图均来自查尔斯·德穆斯（Charles Demuth，1883-1935年），美国精确主义画家

九、马云的损失

卫哲离职时告诉马云，“我说你看这个东西（我引咎辞职）对集团有很大的贡献，但对这个（B2B）业务的伤害是很大的。”

马云对此也表示心痛。他此前还曾在2011年1月21日的中供部门年会上告诉众人，“B2B不是《集结号》里面守在那里的谷子地！”

说这话时，他早已经知道了阿里巴巴英文站上存在骗子问题，也听说“直销上面有些地区带进了骗子”，但他还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第二天，马云看到了蒋芳的群发邮件，由此衍生出了黑名单事件。

马云曾对《时尚先生》说，是身为阿里巴巴集团CEO的自己在承担黑名单事件的责任。因为这打乱了马云调整阿里巴巴集团布局的节奏，比如分拆淘宝的延后，比如身兼重任的陆兆禧不得不分身于阿里巴巴B2B公司，比如卫哲这等人才的离去。

“……卫哲的事情，不是卫哲在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是我。大家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很希望我离开，一了百了。我去度假，我到其它国家去钓鱼、打猎。少了个卫哲，把我给折腾死了，把老陆移过来……死去活来，外面人都不明白这种痛苦的。这才是责任。难道我今天要自罚100万，还是降两级？”

阿里巴巴B2B公司将不仅仅少了卫哲。想在商业世界里追求“We are family”的情感联系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打造它极耗精气，建成后它却相对脆弱。

中供系与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情感联系便这么断了。俞朝翎觉得断了也应该能接上，但是没人去做衔接的动作。他们变了，公司也变了。这种变化极具现实意义。

截至2010年，中供系内的人事变动或者是像罗建陆、陈国环、王刚等人被调去其它部门，或者是像祝孝平、邵军望等主动转岗，或者是被开除，或者就没转正。换言之，很少有人主动离职。

俞朝翎告诉我，“要知道，当时走一个人是很困难的。老板会来留你，但更多的是周围的平级、下属会来留你。他们舍不得你走。你知道那种根就在那里的感觉？你是真的很难走。”

阿里巴巴成名已久，但凡做出点声响的人都接到过很多猎头的电话。猎头奉上的是三四倍于阿里巴巴的酬劳。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二心。

“一听猎头（电话），啪，挂掉了。因为心思就不在这个地方。要知道阿里就像大家庭一样，根本不允许任何人说阿里巴巴的坏话，也不允许有外界的人挖自己。这些都是不允许的。”俞朝翎说，自己还会向公司汇报今日接到猎头电话并挂断，“就是非常纯真”。

干嘉伟认为中供系与阿里巴巴如同贫贱之交，如同糟糠之妻。“大家一无所有的时候在一起。公司很屌丝，你也很屌丝。慢慢的公司牛起来，你也跟着成长起来。公司发展得很好，你也得到了回报。”

在这个童话故事般的描述下，干嘉伟、俞朝翎等人多年来操心的无非是如何做好业务、带好团队。那些年间，干嘉伟时不时的会念想着某种永恒：“是不是就在阿里待一辈子？”

但既不是价值观典范，中供的业绩增速又慢，阿里巴巴似乎也不是那么认可自己。那么，走，也是一个选项。说到底，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才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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