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口罩产业“战疫”史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无忌”（ID：caijwj），作者 月落乌堤，编辑 小象冒冒，36氪经授权发布。

1910年，清朝的最后一个冬天，寒风刺骨的东北黑土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鼠疫”——14世纪蔓延欧洲上百年的“黑死病”来到了这里。

后来大家发现并确定了此次“鼠疫”的传播方式：

“直接通过人与人之间呼吸和飞沫传播”。

19世纪初的清帝国，已经走到了统治生命的晚期。帝国薄弱的工业基础，根本支撑不起隔断呼吸与飞沫的必备品——“口罩”的供应。

当时，清帝国的东北大约有1400万人口，对口罩的需求量不言而喻。

面对双重困境，伍连德对西方口罩进行了优化。他用“双层棉纱布夹一块吸水药棉”，将纱布往后延长，制成口罩，可以留出耳朵，便于打结固定。虽然这种口罩防护性很差，但是总比整体暴露在外面好了很多。

伍氏口罩

重要的是，这种“口罩”便宜，每个只需要当时的“国币”二分半；制作简单，方便生产。一时间，东北民众大多能够购置到口罩作为简单的护体。

为了纪念伍连德，此后，这种口罩被称为“伍氏口罩”——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一器材最早的生产说明。

1、

2003年的“非典”，一时间让口罩“奇货可居”。

北药控股的陈济生——这位被称为“京城女药王”的董事长，是最先感到压力的人之一。

先是“药荒”。2003年4月8日的《北京晚报》，刊登了一付由中医药专家姜良铎开出预防“非典”的方子，民间称之为“八味方”。不到十个小时的时间，北药控股供应的医院及旗下的药房药店，这副药方全线告急。

2003年，北京某同仁堂药店一天内被抢购三万副中药

陈济生统计库存后，发现自己这个“女药王”徒有虚名：

前脚，她调用了北药控股旗下所有的药房、药店、药厂，召集了供应链上兄弟企业，满心以为20万付的日供已经足够应对。后脚，到了月底，这方药的日售量就冲破了29万。从4月8号一直供到4月底，她一共卖出了800多万副——几乎每个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人手一锅。

此后，防护服和口罩短缺，成为了更大的难题。

据说，彼时北京市给陈济生的任务是防护服10万套，口罩20万个，要求在48小时内送到一线。而此时的北药控股，已经在“八味方”的纠缠中亏损近千万。

最终，经过陈济生的努力，10万套防护服从杜邦在上海的代理商手里买到；20万个口罩，由上海市捐赠。

但是，命令是缝补不了巨大的使用缺口的。陈济生和他的北药控股，联合北京市物资委，在整个北京“非典”期间，穷极手中资源，总计为北京市“搞”来了200万套防护服，1100万个口罩，但是这些口罩，对于席卷全国的“非典”而言，简直如九牛一毛。

总结这段经历时，她说：

“在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时，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

在疫情的洗礼中，2003年，成为了中国医疗器械普及化的关键之年。

“非典”之后，中国推进了各种医疗器械类标准的制作。比如《GB19083-2010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加快了诸如口罩、体温计、塑胶手套、塑胶鞋、消毒液等医用品的民用化。

2003年8月13日，国家食药监局下发《关于将医用防护口罩等产品列入《国家重点监管医疗器械目录》的通知》，将“医用防护口罩”和“医用防护服”产品列入《国家重点监管医疗器械目录》。

除了各大具有研发实力的厂家外，包括东华大学这样的纺织类高校，也加入到了防护服的研发中。一时间，和防疫有关的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冒芽。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2、

2020年春节，它安静而疯狂地来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110年前一样，疾病以强大的传染性和杀伤力，惊惶了全国。

时隔17年，口罩再次成为最大的必需品。在突发的疫情面前，医护人员、患者、家属、普通老百姓以及广大农村居民，每个人、每一天都离不开口罩。以至于，这种需求在14亿人口面前，几乎不能够量化“一共要多少”。

与17年前一样，全国上下再次面临“一罩难求”的困境。

问题来了：过了17年，问什么依旧这样？

如果按照服装的标准来考核口罩，那中国毫无疑问能够自我满足自我消化，还能大量出口产生外汇——要知道，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国，产能约占到全球的50%。

但实际上，口罩生产在工业级、医用级等有不同的检测标准，疫情中所能使用的口罩，标准高于平常。针对医用、一次性、工业用，国家要求口罩生产企业得有“医用口罩注册证”及“医用口罩生产许可证”。

截止到2020年2月一日，最后一张证件颁发给位于陕西西安的住邦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中国在26个省市自治区颁发证书560张、覆盖了仅仅364家企业——对于“世界工厂”而言这并不是个起眼的数字。

值得注意是，口罩产业链发展的后置性，某种程度上与“口罩”这个产品的定位有关。对于许多有实力和资质去做口罩的大公司来说，它是一个不被看重“边缘性”的产品。

以阳普医疗为例，作为上市公司，其在湖南生产口罩的子公司在2月5日才拿到《医疗器械注册证》。但是在2019年，阳普医疗已经是国内规模前10的口罩品牌。

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口罩生产的聚丙烯颗粒及聚丙烯纤维都是“按需采购”、“按需生产”的。如果没有订单，供应商不会留余量。

“世界需要的，中国就可以满足；中国需要的，全世界也满足不了。”在消费这件事上，中国既是母亲，也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3、

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口罩的产业链，会有新的发现——一场小小的震荡，正发生在湖北境内。

根据2018年中国纺织网的数据，在中国生产一年的45.4亿个口罩中，湖北约贡献了其中的4.5亿个。

2018年湖北省人口为5917万，湖北人均有7.6个口罩，这个数字在全国范围内是靠前的。

根据中信证券的统计，在全国主要的口罩生产地中，湖北稳居第四，占比10.3%。排在湖北省前面的，只有河南、江苏和江西。

图片来源：中信证券

在疫情面前，地方政府和国家，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有限鼓励疫情急需品的复工复产。在已经公开的恢复生产的信息中，截止到1月31号复产规模如下：

从来自全国统计数据来看，现阶段复工复产排在第二位的，是陈友谅的家乡，湖北仙桃。

说仙桃是中国的“口罩重镇”毫不为过。

我们以此前提到的“许可证”为评判标准——湖北省33家企业拿了40张许可证，其中，注册地址在仙桃的有15家，占到差不多一半。而在仙桃设厂的其他持证公司就更多了。

为什么是仙桃？这里还有一个别称——“无纺布之都”。

在仙桃的GDP中，2018年，无纺布及制品占据了超过35%。这里有全球最大的无纺布制品加工出口基地，仙桃市的无纺布制品出口占全国市场份额40%以上，产值占全国总量的60%，居全国第一。

而无纺布，是制作口罩最核心的原料。

国家要求必需品企业复产后，仙桃以仅仅150多万人口，做到了惊人的270万日产量。要知道，湖北全省2018年的报备产能，也才不过区区日产400万。

4、

成也仙桃，难也仙桃。

这座小城，也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湖北普遍的“封城”政策，对口罩产业产生了深层的影响。

我国发改委2月3日表示，中国能日产1480万个以上的口罩，但是，N95级别的产能则只有11.6万个/日。在此之前，工信部公布统计报备的口罩日产能力超过了2000万个。

也就是说，现阶段中国口罩产能，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可以想见，仙桃产能受损带来的影响，自然不小。

在我们过往分析疫情中的湖北产业的文章中，我们发现，真正影响产成品的，除了最根本的物流、原材料及员工之外，至关重要的是丰富的产业集群。之所以上海能在短时间内就能让口罩这种小部件的产能立即提升，是得益于长三角供应链的高效。在湖北，做到这点很难。这里是九省通衢，这里安放着中国历史悠久的重工业。心猿意马的假日、务工人员的离散、“重心靠前”的工业布局，都是让链条“一瘫具瘫”的原因。

可以想见，随着国家的管控、大型企业全球性的扫货，未来几天市场上口罩的供应情况，应该会有所好转。

对于病人仙桃来说，这是一场拯救；对于“无纺布之都”仙桃来说，这是一次冲击。

可以期待的是，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小城的思考可能以蝴蝶振翅的方式，让中国的口罩产业开始蜕变。

参考资料：

1、南洋商会编撰《伍连德自述：东北黑死病》

2、杨黎光《非典纪实：瘟疫与人类的生存战》

3、何建明《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

4、中商产业研究院《2020中国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名录》

5、中信证券《聚焦新型肺炎疫情下的化工行业》

6、2018年2月7日《中国改革报》

7、2018年6月1日《湖北日报》

8、信达证券《医药行业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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