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降低怎么办：不是把女性赶回家，而是让母亲能重归职场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ID:Guokr42），作者：游识猷，编辑：Cloud，36氪经授权发布。

“生二胎吗？”

“不想要。生不起。”

很多人表示二胎生不起 | pixabay

不知不觉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被问到“你觉得一家有几个孩子最理想”这样的问题时，很多人会回答一个，即使是喜欢孩子的一般也就回答两个。

一般来说，“理想的孩子数”，会大于“计划生育的孩子数”。而“计划生育的孩子数”，又会大于“实际生育的孩子数”。想生的，未必生得起。生得起，又未必生得出。

当大家共同的理想孩子数不过是1~2个时，总和生育率一路走低，也就是必然之事了。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生育率就没有超过世代更替水平过。即使开放了“全面二孩”，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止中国，全世界的生育率也都不太好看。全球224个国家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有96个。讨论人口下降的《空荡荡的地球》里，提出了几个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比如：

城市化让小孩变成负担，而非劳动力；避孕方法的发展，让女性可以控制自身的生育；公共卫生（洁净的饮用水、疫苗）让婴幼儿死亡率大幅下降，所以不必“多生几个以防不测”；传统会劝生催生的力量——亲戚以及宗教，影响力都大不如前。

如今，许多女性更审慎地对待生育问题。如果说一孩还因为社会压力而是某种“必需品”，那么二孩就是绝对的“奢侈品”。在生二胎时，很多女性都坚持“条件不够就不生”。

为什么不想生二孩？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经济压力。

不论哪个地方，托育和教育费用都让人觉得压力山大。如果再考虑到为了孩子而支出的购房费用，或者未来孩子成家立业需要存的“六个钱包”，就更让人觉得“养不起”了。

即使今年养得起，明年也不一定养得起。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也让人们不敢生。

如果35岁就要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危机，还怎么养小孩？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未来可能会下降甚至归零。而每养育一个孩子，就等于背上了至少十八年的大额贷款。

即使有钱，也不一定有人手。如果夫妻双方里的一个人回家带娃，家庭的风险抵抗能力就会下降。如果老人来隔代带娃，则要面临不同代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如果选择家政或者托班，各种虐童的负面新闻又让父母胆战心惊。

就算以上都解决了，还有孩子看病难，入园入托难，公立进不去，私立费用高等等问题。2019年郑州的研究里，国企女职工的孩子只有25%想方设法挤进了便宜又高质量的公立幼儿园。其余都不得不选择昂贵又质量差的私立幼儿园。

另外，目前职场的工作时间，和孩子的上学接送时间常常是冲突的。如果家长总是请假接送，就会面临难以晋升甚至失业的风险。

最后，随着价值观变迁，孩子带给父母的满足感其实在下降。现在的父母更希望靠自己实现梦想，而不是寄希望于孩子来实现梦想。至于孩子曾经提供的养老、提供心灵慰藉等功能，如今也可以靠社会化养老、兴趣爱好等其他方法来满足。

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家庭优越、经济稳定、幸福感较强的女性，能没有后顾之忧地生育二胎。

2017年，湖南的研究显示，女职工生育期间得到的劳动保护越好，越是愿意生育二孩。

2019年，河南的研究显示，女性得到的家庭支持和生活照料越多，幸福感越强，身体越健康，就越是愿意生育二孩。

2019年，福建的研究显示，主观幸福感越高，城市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公共教育满意度越高，农村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

让女性回家，生育率就会高了？

生育率和人口，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歧视女性的声音也开始出现。比如常常出现这样一种论调——让女人出来工作，生育率才下降了。只要恢复到让女人回家带娃，生育率自然就会上升。

很遗憾，这种想法不但歧视女性，而且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生育率。

城市化，已经让孩子从“劳动力”变成了纯粹的“吞金兽”。对科学育儿和对学历教育的追求，都让养育孩子的成本水涨船高。即使退回到男性独自养家，女性照顾家庭的模式，很多家庭也会因为担忧经济风险而不敢多生。

支持女性即使生育也能重回职场，长远来看才是提升生育率的好办法。

传统理论，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新家庭经济学认为，女性越是参与职场，收入越高，生育成本就越大，养育的子女就越少。因此，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应该与生育率成负相关。

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却发现，女性收入和子女数目不是简单的收入越高，子女越少。而是一条先降后升的曲线。当女性的收入升高到一定地步，生育的子女数目反而会上升。

事实上，贝克尔的结论在1970-1980年之前是成立的。但在此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清华大学的研究者统计发现，1985~2010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总和生育率往往也越高。

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的国家，总和生育率也越高 |  参考文献[3]

悉尼大学的研究者，也总结出了类似的曲线。瑞典、丹麦、挪威等北欧国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都遥遥领先。

不同国家女性就业率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 theconversation

200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者在《自然》发文提出，随着人类发展指数提高，社会更加进步，两性更加平等，生育率会先下降，然后缓慢回升。

转折点在人类发展指数0.9左右，这大致相当于75岁的预期寿命（我国已经达到76.9岁），25000美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我国现在在10262美元），以及衡量识字率和入学水平的教育指数达到0.95（我国现在大概在0.66左右）。

随着人类发展指数（横轴）的提升，生育率（纵轴）会

说回中国，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其实我国按照省份来看，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一直都是正相关的。

中国省级女性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 | 参考文献[3]

上图中，北京上海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主要是因为受教育时间长，因此15-19岁之间很少参与劳动；另外比较能保证按时退休，因此55岁后劳动参与率迅速下降。

当然，其中还牵涉到各省份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原因。但至少可以说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之间，绝不是简单的“退出职场就会多生孩子”的关系。

而就国家总体来看，由于促进两性平等的措施力度减弱，这几年中国总体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其实在下降。同一时间段内，总和生育率并没有因为女性“回归家庭”而上升，相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不断下降，如今已经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我国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距在变大，其他国家在缩小 | PIIE

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才是正道

要提升如今的生育率，办法绝不是回到低人类发展指数时的路子——把女性赶回家庭。

人不能再次迈入同一条河流。社会已经改变了。我们不能退回低财富、低寿命、高死亡率、高文盲率的状况，也不能牺牲一半人口的潜力和生产力。

尼日尔（非洲中西部国家）有全世界最高的总和生育率——6.91，平均每位女性生六七个孩子 | Tim Cocks, Reuters

如今，很多女性会选择先立业再成家。先发展职业，到自己“收入下降”和“脱离劳动力市场”的风险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才选择生育。不会被职场抛弃，有存款或收入，是她们生育的前提。

有意思的是，与具有传统性别观念的女性相比，具有现代平权观念的女性更可能获得相对更高的收入，从而抵御生育风险。

2019年的一个研究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观念极其传统守旧的女性，工资收入比对应的男性收入低了58%。而观念现代平等的女性，工资收入则比对应的男性收入低了25%。

在女性群体中，平权意识越高，收入就越高 | 参考文献[4]

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女性，越可能“生不起”。而越是认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女性，越可能“生得起”。

在生育带来的风险足够可控时才生育，不止是女性的理性选择，也是很多男性的理性选择。在经济波动大、个人责任大的今天，双薪家庭无疑更能抵御各种风险。

促进两性平等，减少两性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让女性有信心有办法回归职场，才是真正的“催生药”。

而政府制定的影响生育率的家庭政策，可以被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通用型家庭政策（general family support）：鼓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比如给每个孩子定额的育儿补贴，给母亲一定长度的育儿假。由于女性的收入一般低于男性，这样的政策更鼓励女性为了育儿和家庭退出职场。这种类型的例子有意大利。

第二类，双薪型家庭政策（dual-earner support）：鼓励父母双方都实现“家庭-工作”的平衡。比如为生育的女性保留职位，给予的育儿补贴与母亲薪酬相关（母亲原本的薪水越高，则休育儿假期间补贴越多），给父亲专门的“父亲育儿假”。这样的政策，会保证女性不会因生育离开职场，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促进两性平等。这种类型的例子有瑞典。

第三类，市场型家庭政策（market-oriented）：政府不太主动干涉社会里的性别分工，以上补贴都不多，让市场来解决生育中遇到的困难。这种类型的例子有美国。

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发展家庭政策的重点，是双薪型家庭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帮助女性不要因为生育退出职场，才是“经济-人口”的双赢之道。

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工作与家庭，本不该是互斥的关系。一段令人满意的人生里，本来就该有工作也有家庭，有实现个人价值，也有建立情感链接。就像一份健康的食谱里，本来就该有主食，有蛋白质，也有蔬菜水果。

希望有一天，母亲们不必再被问到“你打算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男人怎么平衡，女人就怎么平衡。如果没有人能够平衡，说明社会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

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就是让母亲不必撕裂着取舍。

工作和家庭，我全都要。

参考文献：

[1]魏炜,林丽梅,卢海阳,郑思宁.主观幸福感、公共教育满意度对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实证分析[J].社会发展研究,2019,6(03):120-134+244.

[2]田文静,罗阳,王翠雪,宋晓艳,郭紫璆.孕产期劳动保护规定实施现状及其对在职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7,31(05):51-60.

[3]蒙克.“就业—生育”关系转变和双薪型家庭政策的兴起——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二孩”时代家庭政策[J].社会学研究,2017,32(05):218-241+246.

[4]卿石松.中国性别收入差距的社会文化根源——基于性别角色观念的经验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9,34(01):106-131+244.

[5]张慧娟. 城市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D].郑州大学,2019.

[6]Becker, G. S. (199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London.

[7]Myrskylä, M., Kohler, H. P., & Billari, F. C. (2009). Advances in development reverse fertility declines. Nature, 460(7256), 741-743.

[8][加]达雷尔·布里克 ,[加]约翰·伊比特森,空荡荡的地球:全球人口下降的冲击，机械工业出版社

[9]想生娃，工作也不落下？看看这些国家怎么帮助女性. (2019).  果壳 https://mp.weixin.qq.com/s/ohxn_X9fEDc76GDPVeVhwA

[10] 王彭湖、林伟，北京市女性经济参与率和就业状况分析——兼与上海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