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栖大会的科技信条，你信的是哪一条？

编者按：本文来自“财经APP”，36氪经授权发布。

1971年，基辛格在飞往华盛顿的班机上碰到小洛克菲勒，小洛克菲勒对他说，你应该去一趟北京。基辛格大惊失色，像看到一个疯子。1991年苏联解体后一种观点不胫而走，苏维埃帝国的瓦解并不是在1991年的那个夏天，而是从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飞往北京的那一刻就开始了。风起于青萍之末。

时隔五十年后基辛格在纽约时报写道“新冠大流行将永久地改变世界秩序”，他当然有资格说这个话，没人比他更清楚世界曾经是如何改变的。

在那篇不足千字的文章里，基氏一不留神写下了一个百年孤独式的开头：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超现实主义氛围让我想起年轻时参加阿登战役时的感觉，就像1944年底一样。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当你看到居然有一个人用二战中的经历和感受来谈新冠疫情，难免会产生一种时空交错的隔世感。

未来可能就是一个沉浸式的、甚至时空混乱的世界。

这一点被甲子光年创始人张一甲在参加一个节目时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这个名字叫数字风云榜的节目现场，身穿一袭红裙的张一甲举起题板对袁鸣说，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时代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人类的整个时空观的重塑和改写，他让我们觉得时空是相对的。有了铁路公路我们突然之间发现距离不再是问题，有了电之后夜晚不再是问题，而到了现在数字生活其实是更加彻头彻尾的时空观改写，时空观的颠覆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大的超出我们想象力的变化。

在2020年之前，所有关于趋势的断言都被啪啪打脸。

2020年开始之后，趋势似乎又变成一种肉眼可见的东西。

用风云榜现场另一位嘉宾斜杠青年刘松的话说，2020年其实是过去一百年的混剪微缩版，张一甲则更加笃定：未来历史教科书上，2020年会是知识点最密集的一年。是不是很深刻？很有思想？事实上在他们说出这些观点的前一个小时，为了演示直播带货，张一甲正在袁鸣的怂恿下往刘松嘴上涂口红，秦朔与许思涛一旁拍手大笑，大屏幕上连线的吴晓波笑意盈盈。 

这场小规模带货演示对于刚刚从直播间走出的吴晓波来说，一定会是这帮家伙太不知人间疾苦。“我卖奶粉卖了15罐，口红最多卖5支了不起了”，引得袁鸣大笑之余，其实每个人都多少意识到这是一个内心极其强大的吴晓波。据说在杭州白沙泉金融街的办公室里，吴晓波团队专门定制的翻车T恤已经所剩无几，一件难求。

这是翻车事件之后的吴晓波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大型科技盛会上，虽然是以视频突袭连线的方式，但隔着屏幕仍然能感受到一个满血复活的吴晓波。谈到二次带货的逆袭体会时他说，“我觉得直播这个事情它对企业来讲其实是一个组织能力再造的过程。现在大数据也好，云服务也好，这公司的数据能力和它的IT能力决定了它的营销能力。”

对于老同学秦朔直言董明珠荒废主业沉迷带货的说法，吴晓波不这么看，“董明珠她也不是每天在做直播，她做了六七场。包括梁建章他也是一个礼拜做一次直播。你去想一个场景，比如说董明珠到郑州去了，然后郑州的100多个经销商，跟河南的人说我们董姐姐来做直播，董明珠做直播这件事情就会成为郑州100多个经销商把用户拉到线上来进行销售的一个节点，所以董明珠变成了一个营销工具而已。然后你看完董明珠直播以后，你是不是当场就买格力电器不一定，但是你可能留下了用户关系。所以董明珠其实成为了格力营销的一个节点，而梁建章成为了携程营销的一个节点。梁建章我算了一下他做了22场直播，卖了12个亿的货，但是去年携程的总的GMV是8000多亿，所以你12亿在8000多亿里面来讲并不是一个太大的数据，但是12个亿撬动了它整个几千亿的一个销售，这是它的意义所在。”

当袁鸣对此误读这是否只是企业家精神的带头激励作用时，吴晓波也未加反驳，只是平静地道出了他的观点：”我认为其实它代表了未来营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将成为终极节点，而不是商品。“ 

在这场90分钟的节目里，除了这些各路大仙有的没的一通神聊，更重要的是，阿里云还联手北大光华发布了一份数字经济十大趋势榜单。

这份榜单一口气发布了涵盖生活消费、商业产业以及社会治理三大框架下的一系列趋势，身边数字化、远程新常态、云上金融、协同治理、全域数据、泛智能、多场景交叉等等维度不一而足。抛开其中的智库报告式语境，不难理解在2020这个特殊的年份， 数字化全速重构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诸多深刻改变，已经成为了今天甚至未来一年数字经济的趋势所向。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事实上，趋势从来都不是用来发布的。

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能够真的定义未来。

投资老兵章苏阳在没有任何人教唆的情况下自动站到了话题的对立面：也有一批数量很大的人不想拥抱将来，你逼着他拥抱将来干嘛呢？干嘛逼着他一定要转呢？没必要。依然有一批东西长期存在，不管是电力革命或者是其他现在有的几大革命也好，日本一百多年的小企业好多，照样活下来了。摊手。 

这与秦朔提出的不能一味强调数字化的原教旨主义如出一辙。在秦朔看来，中国时至今天依然存在很大的数字鸿沟。

但与章苏阳的不同在于，多年媒体从业养就的思维习惯让他尽量保持客观，“在过去中国人口红利比较充沛野蛮生长的那个年代，不拥抱数字化也可以成功。但在中国整个人口红利开始衰退，需要提升效率红利的新的时代，不拥抱数字化是万万不能成功的。如果CEO旁边不坐着一个首席数字官，他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决策。” 

作为节目现场唯一一个云计算从业者，刘松形容自己是一个比较喜欢交叉的人，这在他向其他一头雾水的嘉宾解释何为云上金融时体现的特别明显。“之前银行的核心是个煮鸡蛋，有个壳是在你的营业厅，然后里面蛋黄是我们的核心银行系统，外面有个蛋清是它的外前置服务，现在我们把银行的服务分布式了把它摊成一个鸡蛋饼，里面可以掺着各种各样的蔬菜掺着各种各样的佐料，使得银行变成了一张我们生活底座的大饼，融入到各种的生活场景里。”这一点其实在对谈之初就有迹可循，当其他人忙着各种上价值的时候，刘松抛出的点是，你们知道疫情期间被刷的最多的视频是什么吗？是炒菜。金融和炒菜，这两个领域莫名其妙的交叉，让人不由想起阿里云好像很喜欢把疫情期间给社区送菜的潍坊银行作为标杆案例，为什么会有这种骚操作你品一品。 

他们不可避免地提到了新基建。新基建会成为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吗？1993年开始克林顿力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也成为了他整个总统生涯里最大的政绩，以致很多年后在各种关于美国史上最伟大总统大大小小的民调里，第一名常常在林肯和里根之间易主，但克林顿却总是能动不动跻身前三。用今天的话术解读，信息高速公路就是当时美国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这条公路后来直接让美国的发展进程继1933年罗斯福新政之后又一次上了高速。克林顿政府做这件事的预算是4000亿美元，中国是40万亿人民币。即便是疫情之下社会经济几近停滞，我们的基本盘也没伤筋动骨，用人民日报的话讲，我们经济韧性强，产业基础雄厚，依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全球最具成长性的消费市场。

来自德勤的首席经济学家许思涛深知数字化技术基础设施对于一个国家的巨大推动作用，他用一种浅白的表达方式把新老基建融合的本质一语道破：新老基建的融合避免了过去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而疫情期间所表现出的数字化治理能力也使得中国将不再被视为一个新兴市场。 

回到节目开头，秦朔问了王元卓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手机是不是比当年阿波罗登月的算力还要大？

王回答：大得多。

没错，大得多。iPhone的计算能力是阿波罗11号登月导航算力的1.2亿倍。

类似的一个社会学视角是，今天中国社会中任何一个工薪阶层的普通人，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价值以及调取科技服务资源的条件，都远超任何一代帝王。

当马斯克宣布脑机接口实验测试成功时，很多人依然不敢想象不远的将来每个人的脑容都轻易装得下一座大英博物馆。

我们在吐槽《信条》时，也不是那么容易令自己信服，我们今天说的话，都是给未来的人听。

作为好莱坞唯一一个穿着西装拍戏的导演，诺兰始终相信，科幻电影就应该是经得起时间推敲的。

但《信条》的问题是，大家会觉得推敲起来比较浪费时间。

即便如此，《信条》依然是一部充满勇气的电影。

诺兰在他所相信的时空运行逻辑中，呈现了他眼中的未来世界。

是的，趋势不是用来发布的。

是用来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