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胎开放之际，我们想跟你正经聊聊“女互联网人”生孩子这件事

昨日五中全会正式闭幕，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

将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

在人民大会堂将“二孩政策”纳入国策的同时，在北京东三环的一隅，前宝洁吉列全球品牌总监，刚刚加入猎聘的彭雳琦正向我分享一个故事， 

谢新兰（化名）在 9 月初通过猎聘找了份工作，条件都挺理想，心里特别高兴，马上就开始上岗。但在 9 月底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在跟职业顾问的电话中，谢新兰无比的焦虑，“惨了，我怀孕了怎么办？还没有过试用期，会不会这样的话就不要我了，可我真的很喜欢这家公司。”顾问想了一下，表示可以帮谢新兰意向性的询问一下。但顾问还没来得及联系上谢新兰的雇主，就得知谢新兰已经把孩子做掉了。此时的谢新兰已经是生孩子的年龄，她实在是太想留下来了。

在职场上谢新兰不是个例，公司机构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女性职工如果怀孕，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就意味着这名员工不再适合加班、出差、扛业绩、带团队。对于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女性员工，可能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

在互联网公司中，女性的处境同样如此。曾担任美团网媒介总监的包亚婷在发现自己怀孕后将消息上报公司，但之后仍经常要加班到很晚。向公司反映希望能改变状况后，包亚婷被解除了劳动合同，理由是“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无独有偶，阿里巴巴天猫电器城的运营经理阿琪因宫外孕身亡，“凌晨12点还在为请孕假做交接工作”。

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很多女性，事业和孩子变成了单选题。要么怀孕生孩子退居二线，要么一路往前，忘掉孩子。在《向前一步》中，Facebook 首席运营官 Sheryl Sandberg 提到，团队中的女性差点因为想要孩子而放弃掉了迎接新挑战的机会。彭雳琦一直致力于推动职场性别平等的进程，在宝洁期间，她成立了波士顿女性网络（Boston Women's Network, BWN）来帮助女性职场人进行互助，但即便如此，在她身边也常常有人“痛哭流涕，一辈子没有要到孩子。”

Lean In 活动现场。

在彭雳琦看来，改善这一情况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推动互联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是需要推动互联网公司乃至是政策层面上的变革，从机制上保护女性怀孕生产的权力。

她认为，需要让女性掌握充分的信息，帮助女性在生育的时间节点了解到生育与否的后果，了解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途径和方法。在遇到职场歧视，在遇到老板要求把孩子打掉的时候，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知道有哪些可以报告的机构。这些可以通过建立职场女性间的分享机制来完成，“前面的人不分享，后面都不知道自己有选择。”

Sheryl Sandberg 也强调了帮助女性“了解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途径和方法”的重要性，她在书中指出，相比外部歧视更麻烦的是，女性在一开始就因为考虑要孩子而自然的认为自己需要在事业上进行妥协和牺牲。

另外，企业对孕妇的保障机制也需要改进。Google 的男性员工在孩子出生时可获得 6 周的带薪假期，女性员工的带薪产假长达 18 周（126 天），而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大都提供的是国家规定的 98 天的产假。某些互联网公司还曾被曝出仅提供 66 天的产假。宝洁去年出台的一项政策也值得参考，孕妇六个月回来上班，要么保留原职位，要么在休产假之前就已经宣布产假回来的新职位。这样避免人后走茶凉，或者因为产假被牺牲职业上升机会。

当然，离职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推动外部机制的改革也道阻且艰。但在国内，已经能够看到 Lean In Beijing、Lean In Think Tank 智囊团这样的互助组织。在工作强度更加繁重的创业圈，也有宅妈妈的蒋抒洁、美到家的曾莞晴、蜜芽宝贝的刘楠、魔力学院的张海霞这些既生养了生命，又在事业上创造价值的案例

一个好的征兆是，职业歧视这件事开始越来越多的被关注。在二胎开放的当晚，一个名为“全面开放二胎，应该如何面对接踵而来女性的职场歧视”的问题被迅速的推到了知乎的首页，已经获得了 1300 多人的关注，尽管回答中不乏负面情绪，也充斥着男权社会的老腔调。我还是想借用 Facebook COO 桑德伯格《向前一步》中送给职业女性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我希望你们找到人生中真正的意义、满足和激情。我希望你们能安度未来的艰难时光，并收获更强大的力量与更坚定的决心。我希望你们能够平衡自己的生活，睁大眼睛去寻找。我还希望你们怀着进取心，在事业里全心投入，去掌控世界。因为世界需要你们去改变它，全世界女性都在指望你们改变她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