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近近的梦想

编者按：所谓情怀，不是一句俗烂的空谈，而是当在为毕生事业做出抉择时，会有一些和其他人不同的考量。那些能够把事业作为梦想，对国家有期待的人，显得很幸福。本文作者杨硕，大疆研发工程师。原文发在其知乎专栏，36氪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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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3年12月写的文章。如今两年过去，有些梦想成为现实，再回头看自己依然也很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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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3日，我在从富士山回东京的路上。日本纬度高，11月份时下午4点就开始天黑了。回东京的路程不怎么顺，堵车很严重，让我觉得自己是在从富士山回北京。我们坐在大巴车里百无聊赖地聊天，导师讲起了最近一些事情。他说前两年他去MIT参观，看到有一个组做的项目叫做CityCar，是一种为城市内使用的可变形电动车，折叠之后占地面积仅仅是普通汽车的三分之一大小。像下图这样：

作为体制外最积极的爱国者之一，导师说当时他靠自己在MIT的人脉，与这个组谈好合作关系，回国积极游说杭州市政府引入这种电动汽车，在西湖周边设置公共电动车出租系统，来解决杭州糟糕的交通状况。在他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之下，杭州市政府做了好几轮的规划论证，2013年初决定上马这个项目。可惜2013年3月，杭州市长邵占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继任的市长不看好这个项目，于是整个项目就流产了。

这真的不是科幻故事么？我想了想，说，真引进来，估计一个月车就让偷光了，哈哈。说这话的时候，我居然没有注意到导师讲故事时淡淡的语气背后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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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一直是我最尊敬的人。他1989年在伯克利博士毕业，此后在MIT和NYU工作过，1992年毅然回香港加入刚刚成立一年的香港科技大学，此后二十年致力于工业机器人控制技术以及工业机器人的应用，1994年与同事写出《A Mathematical Introduction to Robotic Manipulation》，至今仍是机器人运动学领域最好的教材。1999年他主持创办固高科技公司，任董事长，14年后固高成为中国最大的机器人控制设备公司，为珠三角地区700多家公司、全国1300多家公司提供工业机器人控制器。2006年，他的学生汪滔创办大疆创新科技公司，他任董事长，几年内大疆就成为小型多旋翼无人机行业的领头羊，还在美国有分公司，让白人给中国公司打工。导师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很有成就，一生可谓名利双收。

当然他未完成的梦想也很多。

他最早做固高的时候，想做工业级的五轴机床。为此去日本相关的企业参观学习，发现中国的科技水平落后日本“五六十年”，于是就放弃了。后来十几年里他数次想把五轴机床作为固高的战略发展方向，但是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后来，2013年7月，大连光洋科技宣布向德国出口一台高精度五轴机床，这是中国第一次向西方国家出口高端装备。得知这个消息我第一反应是，完了，导师的人生理想让别人实现了。

我没有和他谈论过这个事情。不过见他还是该吃吃该睡睡该爬山爬山，没有为此多么激动，不符合他见到高端事物之后就会激动地跑到实验室和我们聊天的常态。想来大概原因是，因为大连光洋的工作是中国人的成就。作为体制外最积极的爱国者之一，他看到自己国家的工程师有所成就，就像自己有所成就一样欣慰。而且想必大连光洋也不是完整制作五轴机床，电机和一些关键部件肯定还是依靠进口。

2013年11月，央视推出大型工业纪录片《大国重器》，谈到了大连光洋的机床。其中有个数字是，包括政府、国企等各方一共投资了200多个亿到大连光洋五轴机床的项目中去。中国高速发展的工业硬生生用举国的资源弥补了几十年的技术差距。相比之下，固高一年的营业额仅仅1个亿多一点，从广东省各地获得的投资也仅仅是千万级别，这样的资金投入，能做出五轴机床着实也难了点。

导师一直想建立自己理想中的大学环境：学生充分学习各种工程知识，还能获得项目管理和团队合作的能力，一个人可以像一个团队，独立完成复杂的工程项目，一堆人一起可以改变世界。然而2000年之后，因为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谈过的原因，香港科技大学离他理想中的环境越来越远。2010年南方科技大学放出建校的风声之后，导师第一个报名表示支持，参与了南方科技大学最早期的规划和筹建，还带了两个学期的课程。然而不到一年之后，他就和其他两个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公开辞职退出了。

后来我问起他为什么退出。导师的看法大约是，朱清时的传统思维方式，会让学生得不到课本之外的培养，南方科技大学就会像所有普通的中国大学一样。他们发生争执时，他说：“美国的大学都是我们说的这样的！”，而朱清时说：“中国的大学就只能是我说的这样的！”于是大家不欢而散。建立乌托邦大学的理想无法实现了。

好在后来随着固高和大疆的发展，建立大学-产业界良性生态系统的可能性增高，香港科技大学离他理想中的环境又开始靠近了。“明年，我们会在科大建一个机器人学院，”他满怀信心地说，“就像CMU的RI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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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5日，导师带我们参观全世界最大的伺服电机生产商 安川电机 的电机生产线。我们参观的厂房位于东京附近琦玉县一个安静的小镇里。在这座完全由太阳能供电的厂房里，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机器人和各种奇怪的机械华丽地完成电机绕线、定子组装、轴承扣合、转子充磁等工作，每一个环节都有着精巧地设计，以最大限度发挥机器的优势、确保产品的质量。虽然生产线工序复杂，零件转移步骤繁多，但是上千平米的厂房里只有几十个人类。在这里，机器人和人类工人一起配合着生产出世界上最好的工业伺服电机。我看了看导师，他的神态，就和去年流传的副总参谋长刘华清那张图片一样：

显然地，造机器人不难，但是要把多个机器人集成到一条生产线上，是个没有理论可以指导的系统工程。安川电机的生产线显然是在多年的经验积累之后才设计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在这一点上，连中国最好的运动控制公司都远远落后于日本公司。

同来参观安川电机生产线的大疆员工看了以后觉得收获不小，回去以后可以借鉴很多东西到公司的生产线上。

2013年11月6日，在东京参加International Robot Exhibition ( iREX，国际机器人展会)。因为日本人在工业机器人行业具有碾压性的技术优势，所以来参展的国外机器人企业除了瑞士的ABB和德国的KUKA之外鲜有正经东西。在这里中国和美国显得一样不丢人或者一样丢人，因为没有美国或者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公司来参展。导师指着远处一片黄色的展台说，看，那就是FANUC（发那科）的展台。

导师又讲起了FANUC的故事。他说FANUC和MIT以及伯克利都有着颇多联系，FANUC创始人稻叶清右卫门最早设计的数控机床是FANUC的发家基石，这款产品主要是对MIT设计的世界第一台数控机床的模仿和改进。FANUC就是从数控机床起家，一步一步在机器人和数控机床产业中做到世界第一的。而稻叶清右卫门得到的MIT的机床的图纸，来自伯克利的同行。后来他甚至把孙子送进了伯克利读书，孙子的导师是我导师的同事。所以扯来扯去，显得我和世界第一大机器人企业的老板还有点联系。正因为稻叶清右卫门和MIT以及伯克利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导师多年在机器人行业的努力，所以他得到了和稻叶清右卫门面谈的机会。“在欧洲啊，只有国家领导人才有资格见FANUC创始人，见面还要很恭敬，感谢他为自己国家制造业的帮助，”导师颇有点自得地说，“我去年来日本的时候，和他见面，谈了很久。”

FANUC带来的众多机器人中，有世界最大的机器人M-2000iA。这台机器人展开有两层楼高，它的精度和力量，可以这么打个比方：换上合适的夹具之后可以轻易地抓起一头牛，然后精准地用牛角戳中地上的蚂蚁。站在这样一台机械前面，你感觉有个生命体在它内部怒吼。

现在做机器人的公司如果不做Delta，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机的。在展会上我们看了无数的Delta机器人。导师说固高也在做。我问，精度和日本人的Delta比如何呢？导师说，差不多。我又问零件都国产么？说，都是国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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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第一次讲FANUC的故事时，我们在富士山下四处绕，寻找FANUC的厂区。开大巴的司机老爷爷完全不会讲英语，而我们的翻译又还在陪大疆的另一个团队拍宣传片，语言不通。大家鸡同鸭讲地，居然还真找到了FANUC的厂区，一大片嫩黄得可爱的建筑群。导师说，FANUC的总部原来在东京附近，后来成为世界第一后，天皇特地赐了稻叶清右卫门富士山下几千亩良田，于是FANUC总部整个就搬到了富士山。

我问，那FANUC的员工能愿意么，原来在东京大城市，一下搬到富士吉田小山沟。

导师说，FANUC给员工的待遇非常好，搬过来的时候也会给员工全家老小一波流带过来。而且员工本来就以作为FANUC员工为荣，必然是总部搬哪里他们去哪里啊。

我们的大巴继续往前开，开到了一个宁静的小镇上，当中有一个秋色旖旎的小花园。从花园漂亮的木质小门望过去，富士山被火红的枫树簇拥着。

导师说，这个小镇上的居民大部分都是FANUC的员工。我四处望了望，每幢小楼都精致得如同玩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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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谈起稻叶清右卫门早年的勤奋。这让我想起来以前读过的一本书。《站在制造业的原点》，作者是吉田庄一郎，尼康前任董事长。这本书里，吉田写到了在70年代，他在尼康里是如何与同事一起造出打败美国公司的光刻机的：“我们每天工作到6点，然后在公司附近的居酒屋继续聊到晚上10点。”这个时期，他已经在公司有20年的设计经验了，而勤奋程度依然不输给年轻人。

我又想起听美国同学讲过的工程师的故事。一个波音的老工程师，修了一辈子飞机，退休之后有时间坐飞机旅游。有一次一坐进机舱，单凭飞机引擎的声音就推断出有零件坏了，而当时检修的年轻工程师都没有发现问题。在老工程师的坚持下他们才认真检查，发现引擎真的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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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东京的前两天，导师问我，怎么能够留住那些毕了业纷纷投身金融行业或者奔向美国的优秀学生来做工程师？我仔细想了想，和他说了两点大家跑掉的主要原因，一个是美国买房便宜，另一个美国工资高。导师说，呵呵，大疆在东莞有500亩地，而且马上要上市了。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我把导师问我的问题转头拿去问汪滔，汪滔不假思索地回答，真优秀的话，咱给开个史上最高工资呗。

回到香港之后两天，恰好央视的《大国重器》热播。实验室同事一起巴巴地围观国产的4500吨起重机、5兆瓦风机……简直看湿了。

回到香港后一个星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公报明确提出了要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还指出要推动军民融合，甚至提到要引导优势的民营企业进入军工产品的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让军工企业给名优企业利用军工产品开发获得的技术优势，提升我国在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的技术竞争力，利用民间的资金来支持军事技术的开发。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如此强调对体制外的企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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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旅程让我无比激动，不仅是因为过往的英雄故事、新奇而让人振奋的工程产品，而且是因为我觉得我理解了导师当年对我洗脑时所说的话：

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好时候。

关于中国制造业现在的水平如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大家的观点总结起来有这么三条：

• 中国正经开始发展工业最多也就三十年时间，目前虽然还落后发达国家几十年，但是发达国家经历过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技术积累期，中国用很短时间就跨过了。
• 中国工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压榨工程师，通过低工资来保证产品的低价。
• 因为工程师待遇不高，所以优秀的工程师不得不转行，只有技术水平一般、没有其他行业可以去的人才做工程师。因此做尖端工业技术的人才极缺。

对于第一条，我深表同意。在日本，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转折点是1871年出访欧美的“岩仓使团”。明治政府的51名官员用近两年的时间考察了15个发达的欧美国家，最终认识到日本一定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思维方式，此后的“明治维新”大家都知道了。而在中国，抱着同样谦虚的学习心态的使团直到1978年才踏上西方国家的土地（根据《邓小平时代》，1978年出访西欧的谷牧代表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之一），此后的改革开放大家也都知道了。从历史分析起来，中国晚日本100年走上现代化道路。因此，中国目前的成就绝对值得肯定。

作为体制外做制造业的资本家，导师和汪滔在自己公司内部都给员工不错的福利，接近IT公司的待遇。同时牵扯机械、硬件和软件的机器人行业和无本万利的IT行业利润率不可相提并论，因此能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

而固高和大疆应该只是整个制造业良性发展的开始。对于国企来说，可以通过降低工程师的工资提高价格竞争力，因为他们的生存可以依靠国家的支持；但是对于民营制造业企业来说，低工资会导致工程师的流失，降低企业竞争力，所以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给工程师很好的待遇。更多的民营制造业可以给工程师更多的选择，更好的待遇，因此更多优秀的学生就会选择留在国内做工程师而不是去做金融和去美国，这样不仅国家的工程水平可以显著提高，而且工程师作为一个阶层也会逐渐复兴，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

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促进关键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很可能代表着，国家将要鼓励民营制造业的发展。如此一来，民营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一定会扩大，带给工程师更好的未来，同时提高国家的技术水平。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折点上。像导师这样体制外的爱国者，在已经积累了深厚基础的当代中国必然会大展拳脚，千千万万个类似固高和大疆的企业会被建立起来，做出伟大的贡献。而且在体制之外，企业也更有机会去灵活发展，学习国外的技术，发展出自己的高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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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有很多梦想，我也有很多梦想。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中国的工科大学生不需要烦恼毕业以后去哪里找体面工作的问题，每个人都能专心地学习，一个人像一个团队一样独立造出犀利的机械和电路。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中国的爸爸妈妈会以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工程师为荣。工程师们可以有优厚的薪水，开着豪车住着宽敞的房子，把心思都放在产品的设计和优化上。他们不再需要纠结去不去北上广深，因为公司有能力移山填海，在中国任何一个地区开辟自己的生活区。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中国企业产的机器人可以在国际展会上大放异彩，里面从电机、谐波减速器到轴承、钢材，都是国产的。不仅是机器人，还有汽车和航空发动机。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全世界的技术小年青会用仰慕的口气说起固高、大疆这样的中国公司，梦想着加入其中制造顶尖的设备。一如当年人们仰慕AT&T,IBM， Microsoft和Google。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中国也会出现Elon Musk这样的孤胆英雄，创建在技术上足以挑战国家机器的大公司，进行深空探索、行星开发这样的顶尖工程项目。

我希望自己能为这样的中国贡献自己微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