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根据周期理论，新的“黄金时代”是否即将到来？

编者按：不久前曲凯的一篇《坐上火箭的人》讨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如何判断大势。文章引用了所谓的康波理论，说每一个大的经济周期基本都是 50 年左右，要经历繁荣、衰退、萧条、回升这几个阶段，那些创业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是正好抓住了经济周期的趋势。现在的问题是下一个转捩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针对这个问题，经济历史学家，《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动力学》的作者Carlota Perez、普华永道（英国）合伙人Leo Johnson以及strategy+business主编Art Kleiner以下一个黄金时代何时到来为题展开了一场圆桌讨论。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自己，但是会有周期循环。关于此类周期的一个最强的理论之一是经济历史学家Carlota Perez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动力学》中所表述的东西。它认为，如果全球的关键决策者协调行动的话，人类就能够度过剧变和经济萧条然后进入到新的广泛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

这听起来也许有点牵强附会，但此前已经发生过四次。我们正处在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五次技术和经济变革浪潮。最近的一次，也就是石油、汽车以及大规模生产时代，持续到了20世纪，并且仍然塑造着很多人的态度。而我们的这波浪潮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它让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世界各地得到铺开：这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时代（参见图1）。

这些浪潮每一波都有着相同的模式。首先，会有一波重大的新技术引领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发生急剧变化。在大约20到30年Perez所谓的安装期间，这些技术主要是由追求快速回报的投机性投资来提供支持。这个贫富差距拉大的时代导致了泡沫，然后以壮观的方式破裂，继而进入到危机阶段，也就是Perez所谓的转折点。这个经济和社会动荡的阶段可以持续2到17年不等。为此有人做出了很多恢复常态的努力，通常包括对金融过度的管制或者对生产和就业的刺激。但危机终止时，周期的第三部分开始；这包括了30年左右的经济稳定增长，这时候投资回报率更加真实，而经济是由生产资本而不是刺激支持的。Perez称该阶段为部署期。部署期给人的感觉就是黄金时代：出现了一波繁荣，每个人的财富都得到了增长，包括几年前还觉得自己被抛下的那些人。最终，技术机会达到枯竭，市场变得饱和，周期又开始新的循环（参见图2）。

当然，这些都是泛泛的观察，并不能保证这种模式今后还将延续。但整体逻辑是吸引人的。在Perez看来，华尔街、硅谷以及工业4.0极其强大的技术已经在事实上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革命，这场革命从1970年代开始，对第四波浪潮同样强大的技术：石油、汽车以及大规模生产发起了挑战。从危机转到黄金时代需要达成重大的经济与政治共识：要有一个智慧的全球政治框架对投资和创新给出集中的方向，确保包括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在内的全球利润和就业的增长。这可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

鉴于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将近10个年头，而最近的政治动荡似乎又没有停歇的迹象，那么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还需要哪些条件呢？Carlota Perez、普华永道（英国）合伙人Leo Johnson以及strategy+business主编Art Kleiner进行了一场圆桌讨论。

当前危机的成因

KLEINER：按照你的理论，始于1970年代的那一波浪潮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45个年头了。这是我们见过的此类周期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危机阶段也是最长的一次。

PEREZ：也可能是对日常生活的改变最深刻的一次，在全球范围内走得最远的一次。此外，鉴于我们的寿命变长，老一辈交出权力给年轻的数字化原住民所用的时间也变得更长。即便在40年之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还远未完成。它还没有像上一次技术革命那样充分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且它还带来了危险的政治转变，导致主要全球公司的利益与其所立足的民族社会利益的背离。

在1950与1960年代，也就是大规模生产的黄金时代，企业和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国家福利化和郊区化的帮助下，许多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成为了有房人士和消费一族。因此，当公司在支付高工资和高税收时，对国内需求的增长是有贡献的。政府对教育和健康服务的支持释放了大家的可支配现金，花在了消费者产品上。这些产品的高需求为增长额利润创造了条件。这是一场强劲的正和博弈，是企业和绝大部分人口间的超级双赢，结果就是好的利润和得体的生活。

然后，到了1970年代，大规模生产革命到达了成熟的天花板。新产品不那么玩得转了；生产力下降了；市场饱和了。从此以后，许多企业看着自己的成本优势和客户需求转移到海外。低工资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企业造成伤害，所以（西方社会）生活标准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这些再加上离岸外包导致的失业，可以对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美国2016总统大选的热度做出很好的解释。

JOHNSON：加剧那些紧张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今天技术的性质。我们今天已经有了一堆的创新达到了实现的阈值：合成生物学，量子计算，区块链，无人机，无人车以及普通公民太空旅行。潜在的突破正在诱惑我们。

但就像前微软研究总监富山健太郎所说那样：“技术不是答案……在一个又一个的项目里……信息技术放大了人类和机构利益攸关者的意图和能力，但不能替代他们的不足。”

关键问题是这个新技术的火药库里面我们打算部署哪些技术。在资本主义经济里面，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这项努力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力然后创造财富吗？二是创造出来的财富是不是打算合理分配到众多人手上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那里？

PEREZ：那两件事——财富创造和分配——必须结合在一起。新的技术巨头，像Google、Facebook、苹果，以及其他开发机器人和类似技术的公司，这些占据的是最高生产力的板块。这可以理解。但这不会让社会变得更像样一点，除非这些公司鼓励合理分配。否则的话，它们就是不可接受的垄断。这不仅仅是必要的收入再分配，而且也要培育出多个新颖的可创造就业的活动，这在历史上一般都是跟改变生活方式有关。（在第四次浪潮中，郊区生活为零售等许多其他服务创造了新的就业。）

JOHNSON：我认为社会面临的选择是要高度集中的封闭经济还是不平等的、所有权去中心化的开放经济？但是考虑到这需要其打破由来已久的锁定，政府和大型商业机构处理这些问题的意愿究竟有多大呢？

互联网一开始被视为是所有权和控制去中心化的引擎。可现在我们却进入了Google和Facebook的时代，算法变成了生产的手段。那些拥有算法的获得了价值。因此你会看到互联网的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几家平台公司那里。（注：关于互联网的垄断问题可以参考Ben Thomson的多次讨论。）

同样的技术仍然可能引领走向开放经济，这时候生产的手段分布得更平均一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能源的去中心化，微型化发电，也许会有能源交易基于区块链的微交易，众筹金融，3D打印等更富创造力的本地食品生产手段。

我们要选择哪个方向？在我看来此刻我们正日益朝着封闭经济，朝着集中化发展。你同意吗？

PEREZ：在1920年代，财富分配看起来跟今天是一样的。前1%的人占据了社会总收入的25%。到1950年代这个比例降到了10%。每一个安装期都会带来不平等直到国家出手积极干预逆转这种趋势来缓解社会动荡。在一战前的第三波浪潮，也就是19、20世纪之交时，贫困是很普遍的，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在效仿俾斯麦在1880年代的做法，其实就有点福利国家的形式了。而在当时美国也处在进步时代。

转变的障碍

KLEINER：现阶段实现转变需要什么条件？

PEREZ：二战后在上一时期的危机结束时，许多政府和企业都在齐心合力恢复统一、持久的繁荣。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协定，将军工转为民用以及欧洲和日本的重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幸的是，今天的领袖此刻尚未扮演自身的角色。上一次他们的插手是结束危机的催化剂。

为此，也许我们需要有一次真正让人感觉是危机的危机。这似乎是资本主义的自我修正机制；也就是情况需要变得糟糕到稳定性都受到了严重威胁时才行。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最糟糕的时候，也没有足够多的决策者感受到到足够强烈的威胁。

但现在大家都愤怒了。他们已经在追随煽动者的脚步。全球各地的领导应该知道无视民众不安的话后果需自负。

大多数的动荡不安都可以追溯到欧美的紧缩政策，其决策前提是让市场自己管好自己。在安装期，技术革命正在开始存在大量实验的时候，市场的确把自己管得很好。但在这波浪潮中这一阶段已经结束了。这导致了两个主要的泡沫：一是1990年代的纳斯达克网络泡沫，以及2000年代中期的宽松信贷泡沫。

在2008年市场崩溃后，金融机构停止了对企业的融资，因为它们视之为有风险的，并求助于纯粹的投机，如债券、债务以及衍生品等。还在投资的只有新的ICT巨头，因为这帮人有着庞大的“帝国”，富可敌国的现金。除了少数风投资本以外，新的潜在项目和创新都无法找到信贷来源。紧缩政策妨碍了全球的恢复。如果一家公司有着跟这些政策的失败率一样高的话，在过去CEO早就被撤掉了。

即便在现在，这些决策者还在等待。他们并不理解，就像在之前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那样，公共部门在重大泡沫破裂之后都要起带头作用。只有明智的政府政策为盈利提供清晰的方向才会让市场恢复活力。只有有效的政策才能恢复工作和收入，让社会动荡平息下来。

KLEINER：企业难道不需要在这里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吗？

PEREZ：当然！在让我们摆脱混乱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需要跟政府配合而不是对抗。但就像在1930年代一样，企业领袖往往在原则上倾向于反对政府干预。上一次危机是在经历了二战后他们才发现了跟政府一起合作的优势。在战后，甚至企业领袖也开始支持高税收（艾森豪威尔治下最高甚至达到了90%的税率）以及福利国家。这些政策刺激了动态需求。今天对紧缩政策和小政府的支持表明大家已经忘记了过去的教训。

KLEINER：现在为了达成共识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2016巴黎协定鼓励围绕着气候变化在政府和企业（尤其是盖茨和扎克伯格这样的技术领袖）间展开协作。一些技术平台，比如工业4.0，正在把各个不同的东西整合起来。民粹派在力促一些政府将内部的官僚机构精简化，提高办事效率。最近的一些选举，比如法国和荷兰的选举表明，大家对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有着强烈的渴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些评论员都强调了变革当前系统的迫切需求以便让经济再度为社会带来好处。像这样的选举有没有帮助呢？

PEREZ：也许有。但在情况变好之前也会经历一段糟糕很多的时间。我认为可能会有几场大灾难会最终唤醒全世界的领导。一是更多的国家为煽动份子和民粹主义者掌权加上各地社会动荡和暴力的不断加剧。另一个有可能是第三次金融崩溃。如果发生的话这次的救助会困难得多。发生气候灾难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比如对纽约这样的城市的毁灭性飓风袭击。

这段时间有时候被拿来跟1960年代相提并论，但这两个时期是非常不一样的。1960年代处在上一波浪潮的成熟阶段，像嬉皮士这样相对富裕、具有创新性的一群人可以有资本抱怨过渡消费主义：“让地球停止转动吧，我们不玩儿了。”今天民粹主义的追随者对投资新东西不感兴趣。他们充满愤怒和怨恨；他们是极端不公平的受害者。他们希望回到更好的过去。

从我们现在四分五裂的世界去到黄金时代目前看来暂时不可能。但之前的浪潮中类似的转折点乍看之下也是不可能的。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你很难把那些饥寒交迫在施粥处排队的失业人群想象为有车有房的业主。但在短得令人吃惊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件事情还是发生了。

生产力的新形式

KLEINER：朝着黄金时代的转移会对就业和失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PEREZ：每一场技术革命都会消灭旧的工作。在解决上一波浪潮的问题时，旧工作提高了生产力，用更少的人制造出更多的产品，提供了更多的服务。每次新的生产力都会采取不同的形式，但这最终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工作总体会变少，而是意味着工作的定义方式发生了改变。

在19、20世纪之交，大规模生产（第四波浪潮）对单件小批生产造成的影响就像电子产业现在对大规模生产造成的影响是一样的。一开始会消灭工作。大规模生产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制造出很多的等同产品。那么理想的政策自然就是让能源和材料价格降下来，把劳动力价格提上去，从而让更多的大众市场消费者用上廉价的燃料和电力。二战后，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就是这么做的，通过支持工会联盟来提高劳动力成本，建立工资税，并且通过了最低工资法律。以化石燃料的形式出现的廉价能源和原材料则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尽管企业对高工资愤愤不平，但也还是能从生产力和需求的提高中受益的。

而在今天，变贵的是材料和能源（或者在经济强劲恢复的情况下会变得如此），而这些需要减少以削减成本。环境威胁强化了这一诱因。因此企业正在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让它的碳足迹变得更少，需要的材料更少，做到零浪费。很多产品还变成了服务——比方说把音乐实现录制为流媒体就是例子。

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被减少，所以生产力的倍增正在到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已经在取代很多工作，而且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工作被替代。

JOHNSON：如果当前趋势继续维持下去的话，一般的工作似乎很快就会被消灭掉。大型企业按工时计费的工作正在消失。IPsoft有个聊天机器人叫做Amelia，它可以同时进行25000项对话。IBM正在开一个机器人来对财务条例进行解析。

PEREZ：你认为经济受影响的面有多大？

JOHNSON：有各种各样的估计。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Frey和Osborne的研究估计当今美国和英国47%的白领工作到2035年均可实现自动化。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认为印度69%的工作都有被自动化的风险。

PEREZ：但这总会有相应补偿，这种补偿往往与对美好生活的新愿景相关，这已经成为了黄金时代的一个普遍模式。在第二次浪潮中，这种愿景是都市生活，也就是1850年代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所确立的那种城市的生活。而在第三波技术革命浪潮中，这个愿景就是一战前美好时代的国际化生活方式。在第四次浪潮中，是1950年代的美式生活方式，为大规模雇人的建筑、零售、服务以及政府部门的技术性失业提供补偿。

这次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这下一波的黄金时代也许会涉及到更小的碳足迹，协作经济、预防性的医疗保健、创意、经验、运动、对材料的精益使用，以及工业生态学等。

这还将意味着从产品到服务的转移，从有形到无形的转移，以及从大规模生产到定制化的转移。大规模生产强调的是经济的规模——制造更便宜的同等商品，而新的数字化技术则是因为多样性和适应性的人蓬勃发展。价格溢价越高，工作的薪水可能就会越高。

此外可能还有一个趋势会进一步深入，那就是从拥有商品到租用或者共享商品的转移。即便在今天，当大家使用信用卡购买电器时，其实在他们还款之前也是在租用的。如果电器坏了——往往买台新的也要比修好它更便宜——这在效果上其实相当于“租用”另一台。

只需让这个模型采取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我们就能让这个社会的就业率变得更高：让信用卡演变成Amazon网站式的租赁门户（比方说租赁电器）。这会意味着维修和安装工人的大规模雇佣（对故障进行电子诊断，对部件进行3D打印），而产品可能会换手很多次，帮助那些刚刚迈进消费门槛的人用很少的钱租用旧一点但仍然很好的电器。

KLEINER：制造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PEREZ：租赁模式对他们也是好的。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基础是计划报废，也就是生产大量的劣质品。通过让大家替换坏掉或者损耗掉的产品，这样一来就在饱和市场中人为创造出需求来。但如果市场在全球发展起来的话，在完全全球化部署的时候，公司就可以生产昂贵、高科技、经久耐用的奢侈品，这些产品可以持续很多年并且随着技术演进而不断升级。这时候就不再需要备件了，制作只需要软件即可。而新的数百万进入中产阶段的人现在还可以配备上不需要变得稀缺昂贵材料的耐用品，这既不会对地球造成伤害，同时还能提高效率。

JOHNSON：这一点我要跟你抬杠一下。一旦我们完全进入算法时代，进入机器生产的零边际成本时代，我们的技能会变得近乎多余。对于机器来说，我们只不过是装饰品、锦上添花的东西罢了。另一个选项是停止发展AI，不要让资本压倒人力。我们可以反过来：优先考虑自然智能，好好利用还非常充裕的认知盈余。我住在北伦敦的Kilburn的时候，住在我隔壁的一位意大利老人找了20位邻居一起来酿造本地葡萄酒：大家一起选葡萄，一起踩葡萄，一起装瓶。他释放了能找到的自然和人力资产。这类再培训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手艺活在技术的增强下会不会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想象呢？

PEREZ：我同意本地生产可以成为新经济的重要补充。但大家需要丰富的商品，包括食品、住所和交通。你真的认为我们能够回到我们所消费的一切都靠我们自己的手艺打造的时候吗？

社会成长的模型

JOHNSON：要么会不会是这么一种情况？在经历了最近的网络威胁之后，我担心高度互联的经济可被操控的漏洞太多，太过缺乏弹性，以至于出于必要我们得回过头来自己造东西？

PEREZ：我们不需要让大死掉。我们只需要让“大规模”死掉。资本主义制度不需要让技术巨头变成无关紧要，它们可以通过为另一种财富创造打开机会之门来作为补充。金融技术初创企业已经在迫使大型银行改变经营方式，而一些初创企业可能可以取代很多银行的职能。

凯恩斯是对的。在创新和投资可以推进之前需要有人创造需求。上一次的需求是在郊区建房中产生的。但现在我们该如何创造需求？为了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创造需求？

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牵涉进20世纪的那场大规模生产的浪潮当中，因为发达世界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的兴趣要比对它们的消费者市场更感兴趣。但现在这一点变了。随着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不断疯狂的发展，这些市场提供了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企业生产者，包括食品和原料生产者所需的需求。这些新的生产者会利用规模大得多的全球需求来资助自己的发展，而这反过来又应该会增加对资本和消费者商品的全球需求。这是一个新的有待确立的正和博弈。

到最后，当情况变得太过糟糕时，我们会需要一个相当于马歇尔计划的东西来帮助所有国家的发展。这可以是热带地区的建设项目：比如某些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地区，某些深受干旱之苦的地区，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工程，需要利用太阳能等新型能源，对那些国家发展均有帮助。像过去一样，这些可以通过包括税制等仅仅几年前感觉还不可能实现的新承诺来买单——但现在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人最终都将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的如何地紧密捆绑在一起。

KLEINER：这与世界银行等经济开发组织这些年来所做的事情有何不同呢？

PEREZ：会更加雄心勃勃，而且更加针对信息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情况和机会。关键的问题是：正和博弈能否在全球所有的国家之间形成？今天对充分的全球发展的需求是非常庞大的，这只不过是因为必要的消费者需求增长的需要。光靠中国和印度不能满足这一目标。这也是减少中东和拉美移民的唯一办法。甚至哪怕ISIS被打败了，你也必须在这些欠发达国家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来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带回希望。

每一个经济体各有所长是必须的，这样在参与全球市场时才能具备竞争力。但在每一个领域大家都必须抛弃向下竞争的做法，而是要发挥自身的独特性，要考虑自己的历史和所创造出来的优势。这个国家的企业、大学、监管优先考虑事项以及税收制度等都要围绕着选定的成功方向来发展，优先考虑通过建立共识的过程来制订。我认为发达工业国最终将专长于资本密集型商品、高级工程以及奢侈品。而欠发达国家将被迫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基地。部分可能专长于原材料型的产业，包括那些生产副总视频和化学品的产业。一些会有自己的创业者，对产品和服务进行能反映出自身文化和身份的创新。多样性是信息技术的本质，就像大规模生产自然会有同质性一样。

有着全球覆盖的本土化国家

KLEINER：你说的是一种本土化的重商主义，每一个国家在地理上都有一个卓越中心，就像美国的硅谷。

PEREZ：是的，因为全球化会迫使当地和国家经济体通过专业化来突出自己，如果希望能生存下来的话。其中一些专门化的经济体可以是地区性的。比方说，欧洲有着钟爱环境可持续性的文化传统。这个地区已经开始围绕着“欧洲的生活方式”来建设自己的经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正在展示这种方式。德国宣布了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计划。显然，这里会有文化和气候上的差异：丹麦强调的是风能，希腊钟爱太阳能。一些国家在医疗保健上做创新，其他的则聚焦新型材料。每一家都各有所长，但在全球经济中他们是属于欧洲这个整体的。

JOHNSON：但是难道欧洲的优势不就是多样化吗？事实上欧洲是由种族、宗教、语言以及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的人组成的，他们超越了国家实现了和谐共存——难道这不会妨碍掉欧洲只有一种生活方式的想法吗？

PEREZ：正相反，ICT的优势是它可以在多样性中蓬勃发展。在讨论一种可能的欧洲生活方式时，我想象会有多个创新来定义充满抱负的“好生活”的不同版本，这其中会牵涉到很多的技术以及人本服务，加上健康和创意。这样的生活欧洲人接受起来甚至比标准的美式生活（这样的生活他们是很乐意接受的）还要容易。但我们说“智能绿色增长”应该是大方向，要让世界所有地方都接受多样性，同时集中技能、供应商、科技能力以及服务来为商业模式等服务。

KLEINER：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少数地方有少数领袖可以开始为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创造条件？

PEREZ：是的。一直都是这样的。先从少数先驱开始。然后别人跟着模仿。当这种情况进一步传播时，就会出现大规模改变，这牵涉到企业和政府的态度改变。我们说的是机制创新，新的建立共识的机制，以及对税收体系、教育以及福利国家的大幅调整。这些都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合我们的目标了。比方说，在大家都是终身的创业者的情况下，在按照计件方式进行研究的情况下，在为共享出行公司开车的情况下，在大家没有必要的支持和稳定性保障的情况下，目前的失业保险怎么能适应共享经济呢？

以我之见，最终最可行的解决方案（不管这实现起来有多困难多复杂）也许是Milton Friedman等人提议的普遍基本收入。从小孩到老人，每个人都能拿到保证生活必需的最低基本收入，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安全地在共享经济中生存下去。这样才可以真正自下而上地发展经济。这样我们就能消灭玩忽职守，不用再去丢脸地证明自己需要公共援助。基本收入每个月都能从ATM那里吐出来。挣得足够多的人（当然也包括百万富翁）通过纳税很快就能把钱还回来。到最后在，只有那些真正需要普遍基本收入的人才会是社会的成本，这方面的支出也许还没有我们现在在失业保险、儿童抚养费、处理玩忽职守和饥饿相关犯罪以及进行支付能力测试和决策的官僚机构的薪水上面的花费多。这些花销本来可以转移到更有创造力的工作上。

JOHNSON：有一件事让我对此感到悲观。目前的政治气候似乎正在朝着相反方向转移。而技术正在给权利主义推波助澜，算法决定着我们的新闻流，社交媒体数据塑造着选举，传感器监控着不同的声音。

但我也能想到一些可让人感到乐观的理由。技术的去中心化趋势也正在政治方面呈现。当地的实体已经在承担更多的责任——最近，城市正在共同展开努力来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即便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以及环境挑战，我认为在政府的支持下，技术推动你所说的那种更充分全球化的机会已经出现。比方说，现在农民可以以每天50美分的价格出租配备了SIM卡的M-Kopa太阳能灯，然后用来获得一笔36美元的手摇泵的微贷款。这减少了医疗保健成本，并且让庄稼的收成翻了3番；一项研究表明，这类技术可以让每位农民的年收入从180美元涨到1800美元。全球缺电的人口高达12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未开发市场。如果我们能够把资金用到扩大化这些业务上面的话，这对于所有人都是有好处的。

KLEINER：这些变化应该如何开始呢？

PEREZ：我们需要看看历史。领袖需要理解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所扮演的角色，去开启建立共识的进程，要果断采取大胆行动。他们的努力，如果能再得到企业和社会的支持，就能够成为信息经济全球的黄金时代的基础。

原文链接：https://www.strategy-business.com/article/Are-We-on-the-Verge-of-a-New-Golden-Age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