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和消费级无人机：被黑飞击落的“天外来客”？ | 36氪深度

“如果明天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飞无人机。你会选择哪里？”

徐骏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他抿住嘴唇，盯着飞起来的机器——大疆 “悟”，此时高度指示仪写着：41米。在空旷的蓝天里，无人机已经缩到一个黄豆大小，不经指示很难认出。而地面也同样空旷：远处是一座山包的一角，近处熟黄的芦苇随风飘荡，旁边是一栋被扒掉一半的旧青砖房，除此之外就空无一物。若不是远处隐约传来的游人笑声，让人很难相信，这地方竟然离上海欢乐谷近在咫尺。

不过，在徐骏手持的屏幕上，无人机展现了另一个世界：远处平凡无奇的小山包，从俯视的高度看下去，才会发现它是佘山的一角。西部数个层层嵌套的椭圆圆环，是一个巨大的闲置跑马场。而彩色的帐篷尖顶背后，则是色彩缤纷的游乐设施和的过山车。而更远处，月湖倒映阳光和山脉，显出波光粼粼的水色来。

这是徐骏眼中的两块 “ 上海近郊最后的无人机航拍宝地 ” 之一（另一块，则是无人机训练基地）。在杭州“笕桥机场事件”之前，这样的飞行地还有很多。但现在这样的地方已经越来越少 —— 许多从前允许飞行的地区，现在刚一拿出无人机，就会被保安或警察拦下，或者没收。

他几乎不跟其他人提起这块场地。要抵达这里，要绕上几段小路，穿一扇虚掩的铁门，走到几块废弃的工地背面。

但如果这最后的地方也消失了呢？

等到飞机飞到高处悬停之后，徐骏转过头，说：“我会飞一次外滩。”

他以前从不飞外滩，圈里的老飞手都知道，那里是限飞区。

当徐骏刚刚接触无人机的时候，天空还比现在包容的多。

他见到的第一架无人机是大疆 “ 精灵4 ” 。它不同于他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飞行器：它没有巨大的翅膀，却有四对小小的旋翼。在旋翼的中间，白色带弧度的塑料包着飞控部件和云台。从上往下俯视，像一个会飞的“ X ”。他的反应是：这是个地地道道的 “ 天外来客 ” 。

“ 这能飞起来吗？” 他产生了疑问。

这个生于郑州的男人，对于“飞行”有自己的理解：他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国企，在上海从事房地产销售。两年下来，他成功地从一个羞涩的通信系男生，成了一个在上海有房，事业有成，春风得意，同时也疲惫不堪的营销经理。就在他陷入职业迷茫期的时候，他的一位出身航空世家的同学从英国学习空管归来，激发了他想学飞行的念头。2015年，他决定去圆自己的飞行梦，经过一年的飞行理论学习，严格的操作磨炼，最终成功地拿到了直升机驾驶资格。

就在上海和三亚往返进行直升机培训的时候，他接触到了无人机，在家里试了几次并不顺利，加之对天空非常熟悉。他曾一度打消玩无人机的念头。直到有一天，在三亚的一栋公寓楼顶上，他决定用无人机，试着拍另一栋楼天台的屋顶花园。效果出乎他的意料：无人机不仅能够拍摄全景，甚至可以代替他的眼睛，去拍摄下花园里的一草一木，甚至包括花园墙壁的纹理细节。在此之后，他大起胆子，把无人机放得更远：从屋顶花园到海边住宅，再到港口和渔船。他最远的一次尝试，是把无人机飞到离岛上拍摄灯塔，只是由于电池电量，最终未能成行。

他发现了无人机比直升机更具优势的地方：它可以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拍摄你想要的任何角度。“（第一人称视角）跟直升机的感觉很相似，但是要自由得多。” 无人机没有航线限制，没有规定动作，它是人体的手和眼的延伸，却又能像海鸥翅膀一样自由飞行。对于飞行的热爱，和对于未来商业价值的看好，让徐骏最后除了直升机驾驶员以外，又成为了一名商用无人机学员。

航拍三亚，拍摄者：金建秋

徐骏并不是唯一一个在 2016 年加入无人机爱好者队伍的人。这一年被称之为消费级无人机无人机“元年”。这一年，世界范围内的消费级无人机销量增长到了430万台，增速为167.71%。

为什么喜欢玩消费级无人机？每个人的答案都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类似的：它给了人以新的高度。尤其是对第一次飞行的人来而言。作为徐骏的老师，无人机创业者、飞行教练崔宇接触了许多这样的学员：在第一次飞行的时候，有些人兴奋，有些人狂喜，有些人甚至会喊叫。大多数人刚会飞后的一个标准动作，就是要求他帮他们解除高度限制（120米），然后摁着操纵键不撒手地把飞机升到最高处（500米）。一个二十年前学设计的设计师看着屏幕跟他激动地说：“（这个俯视视角）我上学时候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你们现在这么简单就实现了。”

不过，作为上海最早一批接触无人机的创业者之一，他仍然还保持着对过去的记忆：仅仅五年以前，无人机圈仍然是一个更加专业和封闭的圈子，大多数的无人机爱好者都来自于航模、机械或者手工的制作者范围内。在那个时代，“购买”组装好的无人机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航模店（有时需要通过海外邮购）购买各种零件，自行剪裁，拼装，按照飞机的大小和复杂程度，组装过程可能从一个星期到一个月。但真正的难关是飞行前的测试：调节杆度，调高，测试组件的契合程度。每一次飞行要求绝对精密，这使得这个过程会非常之长，为了五分钟的飞行，一架组装的无人机即使是飞行老手，也至少需要调整两到三天。而新手如果要学习这一过程，必须经过老手的传帮带。否则几乎不可能实现独立飞行。

现在。2009年，时任《都市快报》的记者韩丹把浙江第一架无人机装上了相机，完成了首次围绕钱塘江的航拍，这也是浙江省内第一次成功得的航拍，他因此获得了报纸奖项。但很少人知道：这架飞机拍摄没几次就掉进了江水里，与飞机一起掉进江水的还有他在飞机上投入的五万块钱。在他获奖后，许多人登门造访希望学习技术，但真正学会的却寥寥无几。

大疆精灵1，消费级多旋翼无人机先驱者，可以看到仍然没有相机，需要使用者自行装配

2012年，一些无人机厂商开始注意到消费级无人机，尤其是航拍消费级无人机的巨大市场。这一年，大疆领先地发行了第一代无人机飞控 “ 悟空 ” ，这一个小小的组件解决了控制的问题：此前飞手必须全神贯注的关注飞行中的无人机，如果重心过高或过低，飞机就会失去平衡，从空中坠落。但飞控出现之后出现之后，即便放手操作，它也能够完成空中悬停。很快，大疆推出了消费级无人机的第一款产品“精灵1”，这是一款不需要拼装就可以直接使用的无人机，但仍需要操作者手工安装运动相机。此后，大疆保持了不断地迭代，“精灵2”之后，系统云台和运动相机也被整合进系统中，并且大疆通过降低成本，使其价格大大降低。

2015年，随着大疆 “ 精灵3 ” 的推出和资本的追捧，无人机的热度再次出现了新高。对于崔宇来说，这一直接造成的影响是：无人机圈子开始扩大了。据他回忆，在“精灵3”推出之前，无人机圈子仍然以航模圈爱好者和商业航拍工作从业者为主，人数并不多。两个飞无人机的人即使互不认识，彼此聊上几句话，就能找到许多共同认识的人。而对于什么地方能飞，什么地方不能飞，彼此都有心照不宣的规矩 。

但在 2015 年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圈子里的陌生人越来越多。其中，摄影记者是第一批意识到无人机优势的人，他们又带动了更多的纯粹摄影爱好者购买无人机。比起传统的航模圈出身的人，他们不那么关注飞行的距离、高度或者动作，而更多关注无人机带来的新的摄影可能性。而另外，则是无人机变得更加时尚。在精灵 3 推出之后，一些非飞行圈的朋友就开始找崔宇购买无人机，用来给客户送礼。而当 2016 年大疆 Mavic 和零度智控的Dobby自拍无人机推出之后，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当年的无人机航拍记者韩丹，此时已经已经成为了杭州大疆的总代理，在 Mavic 推出之后不久，有一个顾客买了 4 架 Mavic，目的也是送礼。

崔宇印象的背后，是在 2015 年，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重新洗牌。尽管媒介热度不断提高，但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竞争却日益激烈。几乎每一个无人机厂家都在发布会上向消费者许诺，降低使用门槛，提供增加自动返航、自动避障等贴心的功能。其目的非常明确：将无人机撇掉极客产品的烙印，将它融入中国新生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升级需求。在营销上，则是不断的突出无人机的用户友好特性：在一片美景中，无人机从俊男美女的手掌上或身边起飞，拍下周围的美好瞬间，这样的宣传片逐渐成为大多数无人机厂商的标配。

此前通过不断地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获得消费级无人机霸主地位的大疆同样敏锐的把握了这一趋势。Mavic 正是这一理念变化的产品，它不仅出现在了科技网站的评测中，还出现在时尚杂志上。大疆创新副总裁潘农菲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跟我说，你们这些搞技术的人就是抓不住用户的刚需，用户的刚需就是装 X ，所以我定义无人机是新一代的装X利器。” 

从销售数字看，这一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事有两面：看似轻松入门的学习过程和时尚感的品牌诉求，引起了人们对飞行的渴望，同样滋生出了轻视与危险。

汪峰利用无人机向章子怡求婚，这一浪漫场景背后可能带来危险

许多人认识无人机是从这样一个视频开始的：2014年，汪峰利用无人机向章子怡求婚：一个小小的无人机下面挂着一个吊篮，汪峰从吊篮取出戒指，给章子怡戴上。无人机 —— 尽管那时一些视频解说词还把它叫做小型白色航模 —— 随着汪峰的婚礼一起上了头条。 

崔宇是后来才听到这个故事，他没有感到浪漫，而是危险：在那张被传播无数次的求婚照片上，无人机的叶片毫无保护，距离汪峰的手臂只有不到半米。另外，无人机在狭小的屋里飞行，地面的光源和纹理会干扰无人机的判断，它出现事故的可能性是野外的数倍 —— 在许多没有专业飞手指导的婚礼上，新郎见到戒指飞过来，一拽绳子，无人机失去平衡，高速旋转的锋利叶片割到人的脸上。崔宇见识过这样的例子“直接把人毁了容。”

崔宇现在是一名飞手教练，他对新手讲解最多的是无人机“不是一个玩具”看似无害的叶片，当飞机因为各种原因从空中坠落时 —— 行话叫做“炸机” —— 高速旋转的叶片不仅意味着损失无人机，也意味着伤人的风险。

陈章可能是圈内最了解“炸机”的人。他建立的“ sb-dji ” 无人机炸机资讯网中，陈列了上千次无人机“炸机”的图片，堪称一个“炸机”博物馆。白天，陈章是某女性化妆品的公司的技术工程师。下班之后 —— 当他以 “ sb-dji ”网站站长的名义出现的时候 —— 他是无人机飞行者里的怒汉。早期，他的愤怒点更多来自于飞控软件的设计缺陷，但现在更多的来自于不断涌入的新人对于无人机飞行的误解。

2014年，在大疆精灵 3 推出后不久，陈章有一次和飞友出去活动，看到一架精灵低空飞过广场，离飞行器不远的地方，一群老人在跳广场舞。“基本是在人头上飞。”陈章当时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觉得他们都疯了。” 无人机选择的飞行区域有基本的规矩：必须在远离城市的野外，没有树木，远离人群，也没有可能潜藏的，大型的电磁干扰源。即便没有禁飞区，无人机也不适合在城市中飞行：无人机的 GPS 信号在楼宇中时常会被遮挡，而大楼里透出的大功率 Wifi 信号会让图传丢失，在城市中还会存在电线，窗架，屋檐等各种各样的干扰物。更何况下面时常有人。 “ 1.5 公斤的重量从 24 米的高度砸下来，基本上等于一块板砖，哪怕再强壮的人，挨一下也肯定昏厥过去。” 同样，在屋子里的飞行也是危险的。

SB-DJI的一幅安全警示图，一名男子被空中坠落的无人机击晕。

在航模圈时代，这些常识是刚入行的飞行新手要学习的基本部分。然而，现在飞行者的队伍扩大到了以前的几十倍，获取方式也从线下店变为淘宝和他人赠送，原有的教育模式已经很难适应当下的需求。更不用说，广告中无人机便捷性、智能化的强调让很多人高估了自己对无人机的驾驭能力 —— 陈章估计，85% 以上的用户甚至不看说明书，对于付费的上门培训和安全保险更是缺乏兴趣。

陈章对此非常担忧，他不仅建了QQ群，还专门在网站开辟了一个醒目的位置：新手科普。他按年份整理触目惊心的炸机案例，用红字标出“最强比惨王”以提醒新手可能发生的危险。

但他仍然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 “ 我们在外面玩飞机，有大人就会带着小孩子过来。大人指着无人机逗孩子 ’叔叔这个好不好玩，我给你买一个好不好？’ 连老奶奶也在问：这个玩具多少钱？便宜的话给我孙子也买一个。我当时就想：如果无人机像外国香烟上贴一个标识，告诉他这会把小孩子的’鸡鸡’打掉的话，他们就会马上打消这个念头。”

除了炸机以外，最让老手恐惧的危险是“黑飞”。表面意思是指没有飞行执照的飞行者，更深的意思是指贪图个人刺激，或其他原因越轨飞行，尤其通过技术手段，在无人机设立的禁飞区内飞行的人。

禁飞区随时调整，包括机场、军事设施和一些政治敏感区域，在北京还包括四到六环。如果是大疆无人机或是其他主流品牌的无人机，进入禁飞区后会停止飞行，或是缓缓降落。但破解方式相应而生：将飞行器的GPS定位安装特定的破解模块，即可将其定位“设置”在太平洋中某处。这样可以使禁飞设置不攻自破。在严打无人机黑飞之前，可以以数千元的价格在代理点附近购买到这样的破解模块，甚至在“闲鱼”上搜索“二手无人机 不限飞” 或由杂牌厂商生产的山寨无人机。

在禁飞区内部飞行的人员心态各异，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工作需要。还有一部分，则是纯粹为了追求摄影。一个匿名的飞友这样跟我形容破解的心情 “ 我走在破解完回来的路上，一直忐忑不安，我要不要花钱破解干这件事？我破解就意味着违反规定。我要不要这么干，还是说遵纪守法？我心里面在斗争。破解这事就像干过坏事，骂过人一样。你知道这事不好的，但你由不得自己。” 他承认在四环边飞过一两次，但他也看到过群里出现过二环内甚至CBD的航拍图片。

大群的群主们管理非常小心，在大型的飞友群中，破解已经很少出现。但问题是：谁也不知道，这是因为“黑飞”减少，还是“黑飞”更换了别的交流方式。2016年，上海曾经出现一次无人机追拍战斗机的事件。一个高中生知道了这一信息，加了陈章的群，在群里面询问：“这种飞机在哪里卖？我到哪个机场去追飞机？” 陈章直接把这个高中生踢出了群，但他内心仍然觉得不安。

许多群主都有类似的焦虑：“你把他赶出去了，结果就是，你不知道他会跑到哪里去。”

无人机跟踪航班示意图，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跟踪是极其危险的，会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

陈章的预感不久就应验了，1月15日，“ 笕桥机场黑飞事件 ” 爆发了。这次事件始于一段群里传播的短视频：无人机拍摄到了一架正在杭州笕桥机场降落的民航客机。在短视频发出之后，飞行群里许多人痛骂“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并且尽力控制视频的传播。但为时已晚：当天，视频就被传到了微博上，引发轩然大波。

陈章也看到了视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反复看了视频多遍，最终得出结论：这部视频是经过了剪辑。第二天。警方宣布逮捕了肇事者，陈章心里一个念头闪过：国家可能要严管了。不出所料，更糟的消息接踵而至：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内，四川绵阳机场、深圳机场、昆明长水机场等地陆续发生无人机靠近民航客机事件。媒体对无人机的报道重心，也从创业风口，科技前沿一下变成了危害民航安全。

在 “ 笕桥机场黑飞事件 ” 后，大疆立即发布了《DJI大疆创新关于飞行安全的声明》，并在无人机固件里扩大了飞机跑道两端的禁飞区。但真正放大的并非禁飞区，而是舆论对无人机的担忧。

陈章为了飞行无人机，把工作地由二环改到了六环外（六环内属于禁飞区）。然而，在事件发生之后，他感到公众场所对于无人机的管控明显变严了。在一些大的地点例如购物中心，不仅不让飞，甚至提着无人机走过也会引起保安的警惕。过年的时候，有个亲戚担心地问他：“你飞这个这不是要犯什么事吧？” 

一个月后，两会实行了空前严格的空管条例，把无人机飞行的禁区从六环扩大到了以天安门为中心的 200 公里范围，这已经不仅包括北京，甚至也包含了部分河北的辖区。北京一些无人机所有者声称：他们陆续接到了派出所片警的上门通知，要求他们把无人机逐一登记，片警和颜悦色，但态度坚决。有人刚把飞机在屋里打开，就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让他不要起飞。无人机爱好者，北京无人机俱乐部创始人郭飞洲则向记者转述一个传闻：一个北京的无人机爱好者两会禁飞而选择出省，但途径东部某省时，无人机像其他危险物品一样，在收费站处被扣了下来。

在两会后，无人机内置系统解封了六环外的区域，但郭飞洲和他的北京无人机俱乐部一个月内再没有举办过活动，对于无人机的担忧是 “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到底合不合法？” 俱乐部新年以来没有几个新成员加入。反而有人把家里的无人机藏了起来，放进了柜子。 

一个西安的飞友谈及飞行时，把无人机与猎枪作比。“ 在 80 年代，运动气枪都可以放在商店里卖。结果前两天公园里摆（射击）摊的老太太都被抓了，谁能保证无人机不是下一个气枪呢？”

坏消息似乎永无休止：2月5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连续发生多起无人机非法飞行事件，最近的仅为50米；2月17日、26日青岛机场连续发生无人机影响机场飞行事件；4月6日，哈尔滨一男子机枪外飞行无人机被拘留；4月17日，成都空域受到无人机干扰，11架进港航班备降重庆。（尽管它并非无人机爱好者使用的多旋翼飞机）

它似乎真的离“气枪”越来越近。

北京禁飞区为全国最严，包括六环以内的全部市区。

似乎一夜之间，无人机爱好者感到了来自天空的寒意。但比寒冷更糟糕的是：他们设想的合法的天空，似乎一直模模糊糊。

在 SB-DJI 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对于大疆无人机所应遵守空域管理法规的常见误解》，其中分析了如何才能够进行合法飞行。其中，完全合法飞行必须要满足申请空域和驾驶证和机型三项条件。然而，几乎所有人在第一项 —— 申请空域方面，陷入了障碍。

这是一项十分严密的空域申请规则，作为普通人的无人机飞行者几乎难以达成，其基本问题是：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为无人机申请空域，甚至不知道由谁来主管这一部门。

韩丹曾经从事过专业的航拍工作，他透露：由于目前除民航航线以外，空域基本由空军进行管理，而航拍申请空域一般则由国企及相关政府部门提出申请。普通个人要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空域审批非常困难。2016年3月4日，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曾批准的无人机云系统U-Cloud 以解决空域审批问题。但记者在使用中发现，这一系统尽管推出一年，但实际还远未完善。例如，其允许申请的空域，甚至不包括整个华东范围的东部战区空域。

即便获得了合法空域，也仅仅是其中一步。在《对于大疆无人机所应遵守空域管理法规的常见误解》中罗列了一个普通人要完全合法飞行所要做的手续：“向民航地区管理局申请登记，提交飞行、维修人员的资质，无人机的相关证照（国籍登记证、特许飞行证等），与起降机场签订保障协议，或者自建临时起降点/机场（通信、导航、监视、气象、航行情报系统，飞行程序等统统要评审），拿到登记证书。”

在这规定中的另外一条：“ 资质证书 ” 目前较为模糊。目前关于无人机有三种证书，其中AOPA 的培训证书价格最高，在一般人心中等同于无人机执照。但中国AOPA执行秘书长柯玉宝曾在一次采访中坦承“中国AOPA不是公务员单位，颁发的只是训练合格证，不是执照。”，“中国AOPA类似于车管所，但不是政府职能部门。” 大疆的培训主要针对专门领域如农业、电力巡线的无人机使用者；ASFC 体育局负责航模培训。目前，并没有一个官方机构可以对无人机颁发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执照。

无人机的管理部门也遭遇了这样 “ 三足鼎立 ” 的情况：传统意义上，空军负责空域管理，民航负责民航机场及航线沿线，公安负责地面的违法行为处理。但真正在操作中，三个部门彼此重叠却又具有局限性：空军主要精力需要训练，无暇处理如此之多的民用小型航空器，民航部门无法处理航线以外的民用空域，而公安则缺乏管理飞行器的设备和经验。尽管近年出台了多项关于无人机的管理规定及办法，但部门管理权责交叉，缺乏监管手段，使得这些管理办法最终往往无法执行。

最终，绝大多数生活在地面上的人仍需要与公安打交道。在“笕桥机场黑飞事件”的第二天（1月16日），公安部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提出，违反国家规定，在低空飞行无人机、动力伞、三角翼等将被处以五日至十五日左右的拘留，但真正管理起来并不容易：有人在自己屋里飞，到天台上起飞，或是人机分开，人在一地，飞机在另一地。拍照后人先走，飞机飞高。当警察接到举报赶到时，往往人已经打车离开，而飞机则不知所踪。

同时作为无人机代理商和记者的韩丹，能够理解政府的纠结：一方面，是无人机风险的不可控，它不仅可能干扰飞机，拍摄机密，甚至“我弄个传单，带到空中一洒，再简单一点，用一袋面粉就能把人吓死，谁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是什么化学品？”但另外一方面，却是在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困境：在大多数人通过微信群或社交媒体联系的情况下，管理部门失去了所有无人机飞行者的渠道，也无法为无人机用户提供更深度的解读。“连发公告都找不到人在哪里。”

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作为消费级无人机的主要提供者，大疆、零度及其他几家国产无人机大厂被迫承担起了保证公共安全的任务。大疆在黑飞事件后加大了安全禁飞区，并且许诺对破解漏洞进行弥补。零度及其他厂商则推出距离更近，重量更轻且只能在一定距离内飞行的自拍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可能的安全风险，而但在后续采访中，多数飞行爱好者对由企业进行牵头规范表示悲观。理由是：作为无人机厂商，过分扩大无人机的安全性，就是在削弱它的产品体验。

这是一个看似无解的牌局：政府需要更多的安全，厂家需要卖出更多的无人机，航拍爱好者希望更多的飞行自由，目前看来，三方互不相让，执照和法律空缺则卡住了每一个妥协的空间。只有一种受益者：地下流通的山寨无人机，或是早期流传的大疆破解版。这两种无人机没有禁飞区设置，但也没有明令禁止流通，因而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 —— 不过，由于缺乏执法标准，这些无人机在禁区内飞行造成的后果，却会由所有的无人机爱好者来承担。

多数无人机爱好者对这些困境一筹莫展，但他们仍不想放弃。 “ 要是全禁了，索性就黑飞了。” 不止一个无人机爱好者对记者说。

一张2015年的外滩航拍照片。但现在外滩已经被划入了限飞区。

但大部分人都承认一个事实：无人机的浪潮已经到来，对于这一 “ 天外来客 ” ，不可能通过粗暴的行政手段阻止，而只能通过新的管理办法去调整和适应。

在前瞻产业研究院总结的《消费级无人机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中，对于中国消费级无人机的未来给出的这样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将会发展到 750 亿，其中无人机航拍约为 300 亿，这大概是现在整个无人机总市场的十倍。2016年两会，会场外全面禁止无人机飞行，会场内却有三位人大代表，以及民航局长、中部战区空军司令纷纷表态，呼吁对无人机尽快立法进行规范，明确主管部门的彼此权责。

无人机考验着人们的智慧。这不仅仅有安全和市场考量，也包括侵犯隐私，财产的界定和对于个人空权的思考。它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控制和安全因素，也面临着社会的挑战 —— 一种把三维世界纳入到现有二维管制的努力。

但韩丹认为，这正是无人机的魅力之处。“以前我们想象全部都是两维空间想事情，东南西北中，上面这个是没人想的，就是这个三维空间没人想，有普罗万众全部接触到无人机，他人的思想方式就会想到空间。就完全不是一个维度想事情了。”他拿大疆创始人汪瑫举例：“如果他爸爸不让他，不给他钱玩航模，哪里会有现在的大疆？”

他目前在做一件更大的事：他希望用自己的能力进行无人机的社群建设。目前，他拥有一个全国最大的无人机社群 “ 航拍江湖 ” ，在他的构想中，这个利用支付宝的生活圈建立的社群包括航拍分享，知识传播，售后服务，还可以利用圈子中的航拍资源帮助地方政府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在 2020 年，中国消费级无人机有 300 万架，而他希望其中有 50 万个无人机消费者都能进入他的社群。“基本上是每市每县，下到乡镇都有。”

在中文网络上，类似于韩丹这样的无人机社群还有很多，他们不仅正努力构建一个健康的生态，也期望通过这些推动无人机与社会的融合。公众号“无人机世界”的创始人李洪涛创办公众号已一年半。他先后对300位无人机飞手进行专访，告诉公众他们的飞行经验、飞行故事。包括无人机导购，无人机知识等，并且推出了用户可以查到的的无人机培训学校及课程。除此之外，他还推行过无人机用户安全公约，他希望通过这一方式，让公众更加全面的了解如何应用和购买无人机。

他的公众号的口号是“连接人和天空”。除了互联网的连接之外，这个口号也有一种情怀，“有很多人本来就有飞行梦想，但是由于身体等等问题无法如愿，无人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梦想。”

许多人对飞行的爱好来自于生活中的禁锢。陈章形容自己对无人机的热爱是“童年没有满足的操纵欲和飞翔感的结果”，小时候因家境买不起航模，长大之后，对无人机一发而不可收拾，玩了将近十年。“无人机是禁不了的，因为每一个男人内心里面都有一个飞行梦。”

2016年10月，北京人郭飞洲组建的北京无人机俱乐部第一次组织野外航拍活动。他发现，北京无人机玩家远比他想象得多，这一队伍里不仅有玩数码产品的年轻人，也包括央媒的记者和退休领导，一些人已经年过七旬，他们熟练地操控无人机，寻找风景。

老王是俱乐部飞行爱好者的一个。他已经过了五十岁，是一名体制内的资深摄影记者，他可以拥有最好的设备。但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资源——机位，却是非常稀缺的。在一些场合，这甚至涉及一些权力的潜规则：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候，最好的拍摄位置往往属于中央媒体的资深记者，其他人只能站后排；地标建筑、能够拍摄全景的高处，需要专门报批才能进入。

他在80年代开始就有拍摄西直门立交桥的夙愿，但等了二十年，才获准在南侧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完成拍摄。但无人机则没有这些问题。他买来无人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飞了600余次。“你一旦玩过无人机，你就再也不爱玩相机了。” 老王对我意味深长的说。

（部分采访人员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