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健道”(ID:ArtofWealthandHealth),作者:徐艳,36氪经授权发布。
过去的五年,医护行业似乎进入了至暗时刻,层出不穷的“伤医、杀医”事件让医护人员笼罩在密云之下。在2016-2020年公开报道的139起伤医事件中,共有180位医护人员受到伤害,其中16名医生离开了人世。
随后,疫情的爆发与蔓延则让“医生”站上了风口,在战疫胜利的光环下,他们一下子被拥簇到山顶,接受着无数的鲜花与掌声。
一群学医的孩子成长于这条明与暗的分割线上。
他们或受家庭影响走上学医的道路,或是权衡高考分数与职业规划,做出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亦或本着一腔热血入杏林,想要救死扶伤、造福社会。但现实的高压常像一张细密的网,高强度的学习和“内卷式”的学历竞争,以及社会医患关系的紧张,有时会围住这群孩子,阻碍他们前进的脚步。
在这段“成为医生”的旅程中,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国际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掀起了波澜。波涛汹涌间,舆论场上纷纷扬扬:医学网课闹剧不断,实习困难重重,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是医护人员数不尽的苦楚,医学生们同时经历着心灵洗礼与自我拷问。笃定或动摇,放弃或坚持,医学生们将会做出怎样选择?
在风平浪静时,我们不妨来听听他们的答案。
胡羽的父母都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医生,但她走上学医路的决定性瞬间却与父母无关。
高中时,胡羽的朋友被猫挠伤,她陪同朋友到医院处理伤口。等候时,胡羽看着急诊室的白墙和成排的病床,看着病人和家属等待候诊时的模样,瞬间有股飘飘然的感觉,“突然觉得有种使命感,我要学医。”
带着一腔热血,高考后胡羽选择了口腔临床医学专业。可踏进这个专业后,她热情的火苗就被紧凑的学习节奏浇灭了。
在学校里,胡羽像个连轴转的陀螺。每周的课堂数量堪比高三——在大二下学期他们一周要上40堂课,期末要考13门课程,许多科目没有划重点,这意味他们几乎需要全覆盖式背诵。“等到真的学医了,反而没有原来的热情了。”
但胡羽的学医之路才刚刚开始。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至少需要5年本科和3年的住院医生规培;想成为层级更高的主治医师,需要硕博学历、行医经验以及持续不断的科研成果产出。
特别在公立医院体系,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选拔制度,某三甲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曾讲道:一个优势科室内,至少有10员大将专业技术过硬,但除了现任主任、候任主任、1位明星医生外,剩下的7人可能一生都怀才不遇。
尽管前路漫漫,当被问及“毕业后会不会选择做医生?”时,她斩钉截铁地回复道:“当然,不当医生这五年不就白读了吗!”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英雄事迹会让她热血沸腾,但学习的重担却又压得她喘不过气,但“自己选的路哭着也要走完。”
除了“5+3+X”年的时间成本,对于普通家庭,培养出一位医生也是一笔较大的开支。除了学费、生活费等投入之外,关键一点在于医生早期的收入颇为局促。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在采访中提到:“我光读医就用了13年,而一般人上大学读四年之后就上班赚钱了,而我比别人多出来的9年时间,基本都在读书,拿很低微的学生工资。”
正如张文宏所言,大部分本科生在参加规培期间基本工资低,尽管有国家下发的生活补贴,但也只是杯水车薪,社交网站上常可以看到刚毕业的医学生吐槽收入微薄。在上海的科研硕士规培第一年,每月薪资扣除房租水电仅有千余元;在地级市三甲医院工作的骨外科硕士,半年试用期内每个月薪资到手仅2千元……而同期进入互联网大厂、或者金融行业的校友已拿上了数万的月薪。
不少医学生初出茅庐,只能勒紧裤腰带,简单朴素地度过这段时期。但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的小宇认为,职场内卷化的当下,用“13+X”年换取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是一件划算的事情。”
事实上,单从成本角度来看,在中国就读医学院的成本远低于美国,根据U.S. News公布的医学院排名,73所公立学校中,2018-19学年的州内平均学费约3.5万美元;外州的平均学费则接近6万美元。因为在美国医生是高薪职业,申请竞争激烈,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很少,不少医学生毕业后会背负医学教育债务。
然而对于更多中国医学生而言,“高薪”不会总在明面上提起;在“成为医生”的道路上,很多人似乎选择了“用爱发电”。
在南华大学读大三的阿力,有两位亲人从事医学相关工作,他认为医生的付出是一种信念: “就疫情而言,中国所有的医生都为钱而活,那国家不给高报酬,我们就不管控疫情了吗?在大多数情况下,医生的付出和回报无法用物质衡量,是很崇高的。”
余白也秉持着相似的想法,他的父亲是广西的骨科医生,一手传统接骨术在省内赫赫有名。不过伴随现代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接骨技法逐步被先进的手术所取代,余白最初选择学医是希望继承父亲的衣钵,除此以外,他就想做一名普通的小医生,“如果家人、朋友身体不舒服,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帮他们一把。”
然而疫情让他跳开了个体思维的小圈子,当他看到84岁高龄钟南山院士主动请缨,连夜前往武汉对疫情进行初步诊断调查时,他顿生感慨:“小时候以为钟南山是一座山,长大了才知道他真的是一座山。”
这种激励让余白单薄的思维变得厚重,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服务社会的欲望坚定了他 “成为医生”的愿望。余白曾经思考过,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当一名医生会感到害怕吗?他给自己的答案也很笃定:“不害怕。但此生不负白衣,则来世不入杏林。”
在国内TOP级医学院就读的小宇也拷问过自己:“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会选择去吗?”他给自己的回答是:“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职业,那救死扶伤就是你的责任。如果有牺牲和奉献,能够从病毒手下抢一个人,就值了。”这股热情充满着感染力,弥漫在小宇所在的新生群体中,似乎经过了疫情,小宇身边的朋友更坚定了学医这条道路。
央视《相对论》栏目中,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曾表示,2020年报考医学专业的人数大大增加,例如清华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的人比去年增加了近30%。
除临床医学外,疫情期间备受关注的“疾控”,令公共卫生专业成为单位争抢的香饽饽。一位北大医学部公卫大五学生告诉「财健道」,去年以来,各省卫健系统开始“抢人”,房子在内的各类福利补贴“都端了出来 ”。4月底,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成立,高层对疾控的重视预示着公卫将成为新的显学。
疫情也在高林的学习生涯中打下烙印,“社会压力、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一步一步逼着我去走上这条路,疫情作为助推器,坚定了我的选择。”在他的眼中,医生是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能够帮助他“混口饭吃”,在吃饱饭的背景下,也能帮助别人,这就是他朴实的心愿。
高林深知以科研水平为标准的现行医生评价体系中,医生不仅只有“救死扶伤”这一项工作,大部分医生同时担任着研究员的角色。白天值班,晚上整理资料、做科研是家常便饭。“如果不是当下这个残酷的社会环境,我又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份辛苦的工作呢。”
作为过来人,在面对学弟学妹学医的热情时,高林总是额外谨慎。2019年高林曾回到母校进行宣讲,面对学弟学妹们如潮水般热情的询问,高林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他站在讲台上,一口气向学弟学妹们介绍了医学生在大学里需要学习的53本课本。
高林解释道:“高中生信息闭塞,有些盲目热血的弟弟妹妹不知道自己未来将会面临什么,而有些好苗子则是不了解自己擅长的领域与医学的适配度”。而疫情为医护人员镀了一层金光,在这层糖衣的包裹下,更多活在“信息茧房”里的高中生不断强化着自我意愿,而忽略了现实因素。
“学医”的过程是漫长的;成为了医生,高强度的工作还在继续,需要面对医患矛盾、医疗纠纷等问题,或许还要接受人生哲学的拷问——理想和面包的抉择。对于尚且热爱医学的人而言,这终会是一场身心煎熬的修行,如果换作对学医不算坚定的人,痛苦可能会放大百余倍。
“但凡是有些动摇的,我都不会推他一把。学习是一回事,感动是另一回事。”阿力与高林有着类似的观点,他也希望后来人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相比之下,小宇更为警惕。
“不敢说学医是一件很崇高的事,但我觉得人的生命是非常崇高的。”小宇对专业选择的谨慎来自于对生命的尊敬,他认为医生是要面对人的生命的,在做选择前需要问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把握去对待你面前的生命。“一厢情愿是风险很高的的一件事。”
一面是“学医潮”的涌动,另一面则是就业压力的增大。在中国,公立医院是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医院发展所占的资源比例相对稳定;因此医学生的就业岗位尚未随着“学医潮”而激增,阿力将这一现状形容为“僧多粥少”。尽管“学医潮”的出现代表着医学职业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大众对医生认同感的提高,但站在阿力的视角上,这对他并不友好。
“我感觉这并不像前景一片光明。”阿力自诩不是校园里的“卷王”,但也被迫跟着同学的脚步做出学业规划。他不能理解,在姨夫成为医生的年代,当时的本科学历相当于现在的医学博士,但是伴随着人才的涌入,为何现在的本科学历就像是一张废纸,而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或许博士只是成为医生的一块敲门砖。
阿力抱怨着医生愈来愈严重的学历内卷,认为自己深受其害,他感觉自己处在漩涡的中心。南京某一本院校护理学专业的井妍与阿力有着相似的感受,虽然并没有直观地从本校毕业生的就业数据感知到这一点,但她也隐约地察觉到这股压力。
“之前我们学校已经十几年没有招,不知道为什么去年突然招了一批护理专升本的同学。”井妍联想起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现状——2016级亟待毕业的同学因为疫情耽搁了省市统考,因此滞留了一大批人没法就业。她猜想专升本的扩招,为这些等待就业的专科生提供了一条新的上升渠道,变相地缓解了就业压力。
井妍的猜想并非空穴来风,去年3月28日,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扩招的通知,预计当年研究生扩招18.9万,专升本扩招32.2万,而扩招的方向集中于临床医学、公共医学、人工智能等领域。长期来看,一线医护储备人才厚度增加;短期来看,在就业岗位锐减的疫情期间,延缓之策亦刻不容缓。
但这股就业压力真的无处排解吗?高林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就业的压力其实还是来自于科室人才分配的不平等。他举例说到内分泌科是目前较为吃香的科室,病人大部分都住院,治疗手段单一,医生工作压力较为轻松,而像急诊科,医生必须时刻生活在医院的雷达范围内,凌晨随时待命,这是很多人打退堂鼓的原因。
“尽管未来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但这也意味着更多优秀的人选择加入医生队伍为社会做贡献。”阿力想,竞争总是残酷的毕竟在一个班级里总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但如果这换来的是整个社会的持续性进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写在最后:
“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和死神抢人罢了……”这群成长于明暗交接处的孩子们,在懵懂中成长,沿着前人走过的路,或急或缓地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
在这个推崇速度和效率的“速食年代”,这份需要“潜心”的长征之旅更显困难重重,但正如《小王子》里描述的那样:“你在你的玫瑰花身上耗费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经过了试金石的磨练,“医生”这个字眼在医学生们笃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成本下更为厚重,在后疫情时代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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