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根据吴军2019年3月4日在高山大学(GASA)2019级硅谷站课程的分享整理而成,原题目《吴军:媒体不知道的那些硅谷“阴暗”的东西》
授课老师:吴军,著名学者,投资人,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和互联网搜索专家。丰元创投创始合伙人,前Google智能搜索科学家,前腾讯副总裁。著有《数学之美》《浪潮之巅》《硅谷之谜》《文明之光》《智能时代》等多部畅销图书。
硅谷对很多人来说很神秘。
硅谷一共有300万人,加上旧金山、奥克兰这些地方总共约600万人,人均GDP约是美国的两倍多。如果把硅谷作为一个经济体,在全世界排第19,可以参加G20峰会。
但硅谷从业IT的人并没有大家想象得多,占比约25%。另外还有很多的律师、财务会计、金融人员以及为他们服务的蓝领工人,相当于有3/4是配套人员。这是硅谷的一个特点。
硅谷每天有十几家公司获得融资,十年前这种情况会让中国人觉得惊讶,但跟今天的中国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今天硅谷的规模跟中国双创规模比,各个方面都小得很多。所以不能拿中国的现在的体量跟硅谷比。但硅谷企业的质量要比中国高。
硅谷有它奇迹的地方。
比如说全世界纳斯达克前一百的公司,其中40%总部在硅谷;
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三家在硅谷。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硅谷不是靠数量取胜,而是整体质量比较高。它也不是完全靠个人英雄主义取胜,而是靠一套系统的方法来取胜,这是很关键的。
大家都认为孙正义风险投资很牛,但实际上你仔细想,孙正义这个人在投了阿里巴巴之后,他没有像样的投资,所以他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相对而言,凯鹏华盈的成功却是可以复制的,投资了将近50年,每2到3年融资一次,每次融资大概是8亿美元左右,还不到10亿美元。为什么不到10亿美元?原因很简单,真正好的项目是不需要烧那么多钱的,当需要烧这么多钱的时候,这个项目已经做失败了,这不是个好项目。
那么这么多年算下来,它也融资了将近20轮,总共融资还不到200亿美元,但是他们还给投资人是多少?8000亿美元,很可观。
将近50年,每一次平均40倍的回报,这是一套系统方法的成功,是科学方法的成功。
所以我今天想讲的就是,硅谷里头有很多表面现象和一些真实的本质。
真实的本质,媒体一般不讲,一是媒体不知道本质是什么,最主要是真实的本质可能是一些很阴暗、很丑陋、不太能拿得上台面的东西。
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可能会毁掉你们的三观,把你们的想象的东西完全打碎掉,然后你们也会得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
很多媒体认为,硅谷之所以能够长青不倒,有这样几点原因:
硅谷的成功与它的良好的气候脱不开干系。走在硅谷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几个年轻人在阳光下与一些企业泰斗喝着咖啡,聊着创业的事情,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氛围。在西雅图就没有这样的情形,因为西雅图一年有250天下雨,只有100天晴天。
同样的,南欧气候也是好的不得了,而北欧5月份还下雪,到了9月份又开始下雪。两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则是反过来的。
但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证伪,所以这个原因是不成立的。
有的人认为因为这里有斯坦福,所以才能有硅谷。但其实是不对的。50年代的时候,斯坦福因为没有科研经费,差点就要关门了。后来是靠租赁土地建立了斯坦福工业园,把柯达、洛克希德-马丁、惠普等吸引进来,斯坦福才慢慢有了钱,有了科学家,有了快速发展。
也有很多人讲,硅谷之所以诞生,是因为有VC。硅谷地区第一家VC是凯鹏华盈,它是70年代成立的,但在此以前,半导体在硅谷已经很繁荣了,那么钱自然是来自硅谷以外的地区,所以早期的VC并不来源于硅谷。
美国风险投资额在2017年达到过一个十几年内的顶峰,约700亿美元,硅谷大约占4成,但与中国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其它年份,大多只有300-400亿美元(全美国),所以光有风险投资是不够的。
还有一个说法,硅谷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重视知识产权。董明珠就非常相信这一点,她之所以敢跟雷军打赌,就在于她有很多核心专利。
全世界最值钱的专利是美国专利,英国和德国可能OK,法国专利是最不值钱的。日本专利也一般,中国的专利如日本专利,但还是比法国专利要值钱得多。如果谁告诉你,他有10项法国专利,你根本都不用理他,因为他基本没有用!
以美国专利来衡量,第一名永远是IBM。第二名是三星。这其中Google是一个特例。Google以前并不重视专利,但因为一些官司之后,开始意识到专利的重要性了,随后全体员工都开始在专利方面下了大工夫。
从这里我发现一个问题,有些时候在管理企业上,你不需要天天对员工进行思想教育,那没用。你只要设立好价值观,定好特征函数就对了,员工自动会最大化这个函数,沿着企业价值往前走。
当然,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从美国专利问题上,我们能感觉到创新和专利其实关系不是那么大。比如说,苹果排名在20左右,Facebook大概几百名,特斯拉就更靠后了。
有时候我们判断一件事情,不要局限于表面上这个事情是什么样或者这个人说了什么,而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深入去看到问题的本质。比如说,我给大家布置一项作业,把去年人民日报或者其他报纸拿出三天的内容来,用开学典礼上给大家讲到的科学的方法好好审视一遍,过滤一遍,你获得的信息就不同了,就能看清楚经济形势了。
那么硅谷真正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叛逆,这是一个大家很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但不得不面对的是硅谷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最初IBM因为圣何塞有一块闲置的土地,就将自己的研究实验室放在了这里。IBM的到来意义很重大,它给硅谷带来了一大批正规军。在当时,IBM代表着最高的科技水平,做着最新最前沿的研究。
最重要的是,IBM带来了以夏克利为首的对硅谷有重大影响的9个关键人物。
夏克利发明了晶体管,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夏克利用自己独特的方法招来了8个人和他一起创办公司。
他挑选人才有两个方法,一是测智商,他认为只要人聪明,不会的东西都能教会。第二个是看做事情的方法,他去到各个学术会议上听博士生们作报告,看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否合格。他不在乎每个人的背景,不管是学工程还是学数学,或者学物理,只要人聪明,做事情的方法对,那就是可造之材。
后来这个方法被微软和Google应用到了自己的招聘中。他们面试中有各种各样的智力题,比如“一个房间里能放多少个保龄球?”“假如你只有铅笔这么长,而你又掉进一个搅拌机里,你会怎么办?”等等。
因为夏克利糟糕的管理,8个人分别离开了公司,在硅谷均有一番成就,成立了很多巨头公司,像仙童、英特尔、凯鹏华盈、等等。后来硅谷有句话说:“糟糕的管理不是缺点,是特点,因为它可能能派生出更多的伟大的公司。”
叛逆有时候不一定就是坏事。
在美国,包括中国也一样,当一个地区完全没有了叛变,大家都进入唯一的一家大企业的时候,这个地区的活力就没了。为什么国有企业不容易发展?因为国有企业内部是不允许有叛逆行为,但是民企就要灵活得多。所以要不断的发展,就需要有叛逆。
为什么硅谷人这么叛逆?
原因很简单,因为硅谷远离政治和金融中心。政治和金融需要稳定,但是科技创新则需要叛逆。全世界所有人里,艺术家最叛逆,然后是青年的学者,人文的学者,科学的学者,最保守的军人。
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都是从硅谷出来,所以大家认为硅谷改变了世界。我写过一本书叫《文明之光》,大家仔细读就会发现,其实硅谷其实并没有发明什么。硅谷的主要特征是他有从1到N的多元文化的碰撞。
比如人工智能技术。目前Google无人自动驾驶汽车做到什么水平了? 基本上是大概行驶10000公里,需要人为干预一次。苹果是每行驶4公理干预一次,Uber的什么水平?一公里就要干预一次。
而Google的无人驾驶技术其实来源于卡内基梅隆大学,整个团队都来自全球五湖四海,这个团队其实跟现在的中国有点像,多元文化碰撞,从1到N的DIY。
硅谷有非常好的宽容文化。
很多著名的公司如思科、太阳、雅虎、谷歌、Snapchat、Nike等等,都是从斯坦福派生出来的,他们拿走了斯坦福的技术,并没有给斯坦福任何好处,但也正是斯坦福的宽容,这些发展起来的公司又回来给斯坦福送来了捐赠。
从1970年到现在,约40年间,斯坦福靠技术转让获利总计约10多亿美元,而斯坦福获得的捐赠一年就高达10亿美元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成功创业的校友。显而易见,宽容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有时候做事情一定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像我之前讲过的,真正的发明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做成N+1,成为最后一个发明人。就比如夏克利发明了晶体管,另外8个人离开他之后创立了仙童,仙童虽然还是做晶体管,但是在技术工艺上就比夏克利半导体进了一步。后来仙童发明了集成电路,八个创始人又都离开仙童。其中诺伊斯和摩尔创办了英特尔。也做集成电路,但是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这是N+1的结果。
那么反过来讲,山寨是什么?山寨就是N-1。偷工减料做一个更烂的东西,价格更便宜。你卖1000,我就卖800,你卖800,我就卖500,最后你白送,我还倒贴钱补贴。这就是山寨的结果。
松下幸之助讲过一句话,这句话你们要永远记住,“任何一个好的生意是要赚钱的,否则就是对人类的犯罪,因为那些资源可以用于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再给大家一句话,商业的本质是什么?商业的本质是让每一个人多花钱,而不是省钱。
在中国,有“竞业禁止”的规定,在硅谷也同样有,但是硅谷有一个很大的变通,那就是如果你只有你所从事的这一项技能,那么无论你去到什么公司,都可以从事这项技能谋生。这样一来,硅谷的高管跳槽就变得合法而寻常了。
不仅是民间社会,整个加州的公权力也对叛逆有着极大的宽容。大概在2011年左右,加州政府接收到一项诉讼案。诉讼Google、苹果、Intel和Adobe之间有君子协议,彼此表示不互相挖墙脚。承诺互相不挖墙脚,就是破坏了竞争,破坏了地区的活力,也让员工受到了损失。后来加州法院判决这四家公司赔款4.15亿美元。
这其实就是公权力对叛逆的一种宽容。
硅谷的很多企业都是国际化的,哪怕只是一个10多人的小公司,员工也来自五湖四海,iPhone手机全球人都在用,虽然它上面写着在加利福利亚设计,但是主要的设计团队来自德国,受到日本“少就是多”的禅宗文化的影响,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产品。多元文化产品能够帮你走向国际市场,但前提是你需要了解全世界所有人的需求。
中国有很多很牛的企业,这个很值得骄傲,但是就中国企业像BAT,他们在海外收入近乎为零。美国主要的一些IT公司,他们在海外收入的占比接近50%。高通在海外收入占比97%。中国企业要能够在世界上做得很好,肯定不能指望BAT,而是要靠新的、年轻的一批企业家们。
目前的中国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给大家一个准绳,那就是把日本发展向后平移40年,那就是中国的水平。我这里说的不是GDP,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社会发展阶段。举例来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公认的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相当于中国2008年的水平。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相当于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当年上海市人口不到3000万,世博会参观数量为8000万人次;1970年大阪人口约200万,世博会餐馆数量为6800人次,可见当时日本的公共交通已经十分发达了。日本新干线是60年代通车的,我们是40多年后,也差40年,而且建设高铁中的腐败都很像。
70年代之后,日本企业走向国际,可以想见,未来十几年,中国企业也会开始走向国际。有人认为并不能把中国和日本进行对比,因为中国没有日本那么多的实体经济。在我看来,中国没有太多的实体经济,说明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实体经济并不重要,不是我们干得不好,而是发展到这个阶段, 实体经济比重自然而然的下降,一些服务业比重自然而然的上升。
目前中国华为、小米已经走向国际市场了,前段时间,抖音也走向国际了,抖音在世界上的下载量已经超过10亿了,比微信十年总和都多。
在过去,BAT依靠中国市场,每年能有8-10%的增长,成长为这样的大公司。而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大的增长空间了。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拿到的是20%的市场,而当我们走向国际的时候,就能拿到剩下的80%的市场。
之前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走向国际市场,并不是因为中国人走不出去,而是因为在过去,中国市场发展太快,人们过得太舒适,环境优越,就很难走出去了。中国人其实并不比世界各国的人笨,国际上的规矩了解了,也就会做了。
大家平时做企业都很忙,但是还是愿意拿出时间来国外学习东西,这说明大家对新的东西,对科学还是抱有好奇心和包容度的,这个非常重要。其实不光是大家愿意出来学习,我们政府的官员们也经常出国来学习,中国的官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官员的水平都要高很多。
硅谷的成功也和这个有关。
硅谷人对新的东西以及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有很大的好奇心和包容心。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来硅谷访问,受到了Google、苹果的极大欢迎。库珀当时还问过释永信一个问题,他说,我每天冥想15分钟,想看看怎么能让自己的境界提高。释永信回复他:“苹果设计了很好的产品,你继续努力做好产品,就是对世界行大善。”
这就是好奇和宽容。
硅谷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它非常残酷的淘汰了那些平庸的公司。
什么样的公司才不平庸呢?举例来说,只有当你能够通过增加10%的成本,获得100%销售收益,也就是有足够多利润的时候,你就能够在竞争中能够站住脚。
硅谷经过了好多次的转型,从最早的半导体到软件,到生物技术,再到互联网,然后是现在的包括汽车这些东西在内,经过了很多次的转型。企业也一样,不能死守一件事。就比如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细胞是不死的,那就是癌细胞,但是癌细胞不死,人类就死了。
那么企业要怎么才能拒绝平庸呢?
拒绝平庸,需要能宽容失败。尼克松经常喜欢引用罗斯福的一句话,他说,真正的勇士是在竞技场上的,他不断地倒下,不断的失败,没有任何一次胜利不伴随着失败。
扎克伯格后来把这句话做了一个改变,他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需要非常快速的向前跑,不要害怕撞到了桌子上的茶杯,不要在意小的失败。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只有努力跑在前面,才有活路。
在任何一个细分市场里,都有一个“70-20-10”的基本规律。那就是排在第一的企业拿掉市场70%的利润,第二名拿到20%的利润,第三名拿到10%的利润。但其实在半导体行业,只有第一名能盈利,第二名基本持平,后面的全部是亏损状态。世界上的人只知道第一,没人知道第二是谁。
当拿到市场70%利润的时候,市场的规矩是由你来定的,当然你还需要培养一个与你距离较远的第二名第三名。为什么呢?因为一是有竞争在,企业才会长期存在。二是任何一个企业,都与你的上下游有关,培养竞争对手,能够更好地控制上下游的利润。
我写过一本书,叫《浪潮之巅》,讲的就是今天的硅谷在不断地叛逆自己,不断否决过去的自己,不断地让自己站立在浪潮之巅。现在这个时代需要的,就是这种变色龙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