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为什么你总是戒不掉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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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手机早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说它是我们的一个“外挂器官”都不过分——机不离手，好像随时都要拿出手机来看看，并且，容易机一离手就焦虑。普通人眼里的一个小习惯，在心理学家那里却有更深的意义：智能手机使用近似催眠，影响人们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本文编译自Psychology Today，作者为Samuel Paul Veissière博士，原文标题为“Are You Hypnotized By Your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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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同较差的心理健康相关，会引起发展上、认知上，以及社交上的后果，但是现在，我们尚不知道屏幕成瘾背后的机制。

虽然已经有众多研究研究了智能手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我和我的同事们在我们的“文化、心智与大脑实验室”中研究了一系列对认知和意识的像“安慰剂”一样的无意识影响，及对治疗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还有催眠。杰伊·奥尔森（Jay Olson）是我们实验室的一名博士研究员，他认为催眠和智能手机使用之间有共同的“自动化的”特征。依照他的直觉指引，我们催眠了641名学生，来测量他们的暗示性，并且测试了他们的智能手机成瘾分数，看看有没有可能的联系。奥尔森主导的研究的成果发布在2020年6月的《精神病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iatry）杂志上。

什么是催眠？它和智能手机使用是否有关？

宽泛地说，催眠是一种非典型的注意力和意识状态，我们的自主思考和行动受到了暗示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些语言的、视觉的或者其他的刺激和暗示影响了我们的身体过程和直觉，而我们通常不能自主地控制。催眠易受性指的是一个人易受暗示的程度。和外倾性、自觉性一样，催眠易受性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有些人有较高的催眠易受性，有些人则较低。奥尔斯想的是，高催眠易受性的人是否更容易发生不良的智能手机使用。而我想的是，更容易接受社会影响的人（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与催眠易受性相关的特征）可能有更高的智能手机成瘾风险。

我们发现了什么？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催眠易受性和智能手机成瘾之间，存在着一个微弱但稳定的联系。也就是说，催眠易受性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一个人的智能手机成瘾程度。

这一相关性在数月中得到了许多采取同样研究过程的样本的支持，所以它不太可能是假的。

我们知道，许多人对他们的手机上瘾，甚至因为手机使用过度而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但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尚不清楚人们为什么会对智能手机上瘾，尚不清楚这一现象背后具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机制。催眠和智能手机使用看似有相同的特征，无意识地浏览通知，无意识地、不专心地滑屏幕、浏览，忘记了时间和周围的世界。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允许我们说智能手机是催眠的一种实际形式。我们发现了一个细微的相关性，但并没有因果关系，然而我们现在可以证实，催眠易受性这一特征可以预测智能手机使用的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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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响

人们日益理解，智能手机和频幕成瘾引起了重大公共健康问题，尤其是在儿童和青年人身上。现在，流行病学家的一个清晰的共识是，北美的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精神健康在过去十年中大大下滑了。虽然具体的原因仍众说纷纭。

例如，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201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从2007年到2017年，10岁到24岁美国人的自杀率上升了56%，10岁到14岁年龄段的自杀案例翻了近三倍。（科廷&赫伦，2019）。虽然人们还在讨论频幕使用时间和心理健康潜在的因果联系，但自2010年以来，已有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在面对面互动的减少与电子屏幕时间、抑郁症状、青少年的自杀倾向的上升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甚至考虑进来了诸如失业率这样的经济因素，使这些因素与心理健康没有关联（特文格等，2018）。再如，一份2019的研究表明，每天多增加一小时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会提高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布尔等，2019）。人们越来越清楚，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的错误信息和政治两极化严重威胁了我们的社会（希尔斯，2018）。

总之，围绕智能手机使用的原因、影响以及干预的途径，存在着诸多迫切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能帮助临床医生、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智能手机使用的非自主本质，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和宣传措施计划，例如认知行为疗法或基于冥想的干预，

一个意外的发现

我们还意外发现——同时也很担心——就是，我们蒙特利尔学生的智能手机成瘾的概率非常高，他们的平均值高于来自西班牙、德国、瑞士、比利时、罗马尼亚、美国中西部的样本，但是，与土耳其、中国的青少年样本相近。我们还发现了性别差异：即女性智能手机成瘾率比男性更高。总之，基于调查问卷作者的初始标准，有51%的女性和39%的男性有更高的手机上瘾风险。

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针对智能手机上瘾的行为干预研究，应关注电子屏幕使用的自动化与无意识方面。

参考文献

• Boers(布尔), E., Afzali, M. H., Newton, N., & Conrod, P. (2019). Association of screen time an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青少年屏幕使用时间和抑郁之间的联系). JAMA pediatrics(《美国医学会小儿科期刊》), 173(9), 853-859.

• Curtin(科廷), S. C., & Heron(赫伦), M. P. (2019). Death rates due to suicide and homicide among persons aged 10–24(《10-24岁人群中由自杀和他杀导致的死亡率研究》): United States, 2000–2017.

• Twenge(特文格), J. M., Joiner, T. E., Rogers, M. L., & Martin, G. N. (2018). Increases in depressive symptoms, suicide-related outcomes, and suicide rates among US adolescents after 2010 and links to increased new media screen time (2010年后美国青少年抑郁症状、自杀相关后果及自杀率的上升，及其与延长的新媒体屏幕使用时间之间的关系).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临床心理科学》), 6(1),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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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沈晨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