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明“理财不慎”溯源：地下代客理财江湖调查

隐秘产业链：一流操盘手一年收入过千万

在游资大户之外，地下私募也是灰色代客理财市场一个不可忽视的参与方。

李斌现在是上海一家小型私募的操盘手。2015年，研究生尚未毕业的李斌加入这家私募，从实习生开始接受培训，直至转正。

“主要是培训心态。”李斌告诉《棱镜》，他去实习的时候，这家私募才刚刚成立1年左右。

期间，私募老板原本计划请“圈内出名的游资大户”来教他们如何进行超短线操作，但由于大户害怕太过高调，这件事情最终未能谈成。

目前，李斌已经开始独立决策，操作合计300万元的资金账户。

“这些都是老板及其朋友们的账户，不是公司的产品。”李斌说，若是公司产品，会面临监管各方面压力，根本没有办法“大展身手”。

李斌和各方达成的协议是，操盘不保本，收益部分，20%-30%李斌将提取作为自己的回报。行情好时，他曾拿过10万元一个月的操盘报酬。而对于那些管理资金巨大，收益分成更高的操盘手，牛市时一年回报过千万也不在话下。

“这个行业不存在底薪，因为根本没有意义，操盘手牛市的时候一年1000万都赚不了，那他也可以洗洗睡了”李斌说。

在这个隐秘的市场，资金往往意味着博弈的优势与筹码。而这种筹码的换取，往往是在觥筹交错甚至是在熟人之间的口耳相传之中完成。

而围绕着代客理财这种形态，俨然已经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李斌说，在身边人确定好理财意向之后，到哪里开户通常是由老板确定。老板认识不少券商营业部的朋友，由于带来巨大的业务量，通常可以获得在1%浮动范围之内的佣金率优惠，甚至会有一些“秘密的返佣”。

而相对应的，有时券商营业部的人士也会反过来进行“帮衬”。

一位中信证券淮海中路营业部（下称“中信淮海路营业部”）人士对《棱镜》透露，有时他也找一些投顾帮那些“金主大户”操盘。“前阵子的行情是，2000万的资金，投顾承诺保本，18%以上收益五五分成。当然也可以不保本，收益部分二八分成，投顾拿二，客户拿八。”

中信淮海路营业部距离上海的外滩不足十分钟车程，这里是目前市场顶尖游资聚集之地。

2016年之前，中信淮海路营业部并非活跃于一线。《棱镜》根据同花顺iFinD统计发现，2016年，中信淮海路营业部龙虎榜成交金额达到193.45亿元，较上一年增长64.90%，从第54位跃居上榜券商第三。

而截至2017年6月底，中信淮海路营业部则凭借上半年151.03亿元的龙虎榜成交金额，以及243次的上榜次数，位居全国约5500家上榜营业部中第一位。而最近一年，从2017年8月开始到2018年8月，由于大户空仓、行情萎靡加上监管趋严，中信证券淮海中路营业部的成交额仅为66亿元，不到2017年上半年的一半。

这位有时扮演掮客的人士承认，事实上也知道这种操作并不合规，所以只会向有一定资金实力，并且充分信任、充分了解的客户推荐。

他对《棱镜》说，这些投顾很多都是民间的牛散，或者是券商分析师与私募操盘手。

“如果资金量不大，这些‘民间股神’根本不愿意带你玩。”他说，这种情况下，很多投顾都不愿意保本收益基础之上加二八分成，通常都只会签个时间，一年或者半年，时间到了账户情况是怎样就是怎样。

配资客的双重冒险

站在沪指跌破3000点低位徘徊的2018年，徐权无比怀念三年前的夏天。在那轮由天量的杠杆资金推动的牛市中，刚刚毕业一年的他，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徐权大二时开始研究股票，从技术分析到利好信息判断，他乐得其中，但囿于大学生资金匮乏，加上大盘宏观环境不佳，一直没能挣到“大钱”。

在毕业半年后，伴随着增量资金的涌入和“4000点是牛市的起点”冲锋号，他嗅到了证明自己的机遇。

毕业以来的积蓄全部投入，再找到配资公司加杠杆，一系列操作下来，徐权的账户从5位数变成7位数。傲人的战绩，很快吸引到同学和亲戚的追随。

“因为我研究了好几年股票，也有成绩出来，所以他们都想把股票账户给我来打理。”看到需求众多，徐权干脆辞了月薪5000的工作，跟求上门来的亲友们商议，对方出本金，盈利五五分成，亏损10%内不负责。

牛市的癫狂下，这样的条约顺利通过。

徐权过起了操盘手的生活：早上起床看公告研究券商早报，交易时间操盘，晚上复盘一天的操作，为第二天的交易做准备。

沪指悄然涨至5000点，徐权打理的资金有了超过一倍的浮赢。他决定再向前迈一步，找到他之前的配资公司，以1：3的比例配资杀入。

配资作为杠杆资金，是推动2015年夏天那轮牛市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是摧毁那轮牛市的最大推手。天量的银行理财资金通过信托通道，搭在恒生电子HOMS系统中，进入股市。

除了配资公司，P2P、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甚至一些地下钱庄等，均混入该领域，争夺市场蛋糕。

徐权忽略了央行的短期流动性控制、IPO的抽血效应等流动性短期收缩释放出来的信号，也忽略了证监会开始频频喊话清理场外配资等政策转向信号。

杠杆上的牛市在监管之下，很快崩塌，徐权的双重冒险也戛然而止。除了浮赢回吐，爆仓带来的亏损，让他把此前人生中赚到的第一个一百万，一半以上拱手相让。

让他庆幸的是，虽然没如愿挣到大钱，但这段经历给了他进入一家私募基金的机会。“如果下一轮牛市再来，我还会选择这种模式，但手法会更审慎一些。”

徐权显然不是一位成熟的操盘手。

在一位接近一线监管人士回忆起来，一些相对资深的“操盘大户”们的做法，事实上颇为值得玩味。

该人士对《棱镜》表示，这部分人常有着超乎常人的谨慎与狡黠。“为了避免被监控，这些人常常用QQ语音来来探讨股票、业务，一来语音难以监管留存，二来，浙江、福建等地的方言一般人也听不懂，且难以搜索。”

该人士回忆说，很多年以前这些人是会去买那种“拖拉机账户”，又或者叫麻袋账户。“就是会去买身份证，买一百个身份证，开一百个账户，这一百个账户都是连号的，这种就叫拖拉机账户”。

熟人市场：宁可相信“股神”也不买正规私募产品

一位券商营业部出身的私募创始人表示，金额较大的地下代客理财生意，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很多人宁可选择熟人间推荐的操盘手，也不会去买正规私募的产品。”

“我妈就找了代客理财的人帮忙操盘账户，结果赔了不少。”一位券商人士感慨，因为是熟人推荐，也无法要回亏损。“这帮人全靠忽悠，基本没什么风控能力。”

除去线下熟人的口碑推荐、线上社交的广告营销，代客理财的获客渠道，还有一个较为隐蔽的场所——EMBA班。

2014年，混着江浙炒股圈的徐某于北大EMBA班就读，他发迹于券商营业部，手里握有不少江浙金主的资源。

一位与徐某打过交道的业内人士称，“当时忽悠了不少的企业家同学，说服他们提供资金，让他帮忙理财。”不少人相信了徐某，交账户交由打理。

徐某与同学约定，收益在10%以内的，收益三七分成，收益在10%到20%之间，四六分成、如果超过20%，那么五五分成。“和私募的收益分成方式类似，不承担亏损责任。”

但由于操盘水平有限，风控能力缺乏，加之2014年的市场处在牛市前夕的震荡期，他打理的账户并没有赚钱。

随后，他向同学要求开通两融账户，并劝说投入更多资金加仓。“想加杠杆赌一把大的作出盈利。”这样他也能拿到分成。

2014年三四季度，他的重仓股是热门股成飞集成。

从股价走势可以看出，2014年7月至2014年11月初，成飞集成的股价一直横盘震荡。

合作一段时间后，雇主发觉徐某过于自我，状态非常亢奋。“在开了两融之后，近乎满仓操作，而且还一直劝说他们加仓。”这些同学有些害怕，纷纷自己选择清仓股票。

“最后还是赚钱的。”如果晚一点卖出，这些上了杠杆的账户必然要爆仓。

2014年年底，成飞集成的股价一路大跌。

“那么高的仓位，还有两融杠杆，在2014年底的那波震荡中肯定尸骨无存。”他说道。

同学选择清仓之后，也就中断了与徐某的代客理财关系。

“一分钱也没给徐，因为没签协议或者合同。”徐某后来诉苦，以后一定要成立正规私募，如此一来，管理费正常提，也无人可以指手画脚。

上述私募创始人总结，代客理财的操盘团队，多数是草台班子，人数在三四个人。“风格非常激进，加杠杆，满仓小盘股。”这样的操作放在牛市，账户净值涨得非常快，但一旦遭遇震荡和熊市，回撤会非常大，甚至爆仓。

他分析，将资金委托给他们的雇主，多数没有什么风控概念，抱着暴富的想法，“另一方面，要是账户赚钱了，能赖掉操盘方的管理费和分成。”如果买私募产品，则按流程计提管理费和收益分成。

多位接受《棱镜》采访的资管人士称，地下的代客理财市场需求依然庞大。“一方面是广大居民对于理财的需求很迫切，另一方面是部分人的预期回报过高。”这也和A股市场的投资者机构化程度有关系。

“机构化程度越高，这种代客理财的生存土壤也越少。”因为他们的风控、投研、择时、对冲和资产配置能力远远胜于代客理财团队。

法律边界：自然人之间代理关系尚缺监管

《棱镜》咨询多位研究《证券法》的法律从业人士了解到，目前，代客理财处于需求很迫切、市场很混乱、法规不完善、监管力度薄弱、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阶段。

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厉健律师对《棱镜》表示，代客理财从法律角度来说是委托合同关系，区分代客理财是否合法，关键要看有无资质、合同约定内容。

厉健律师进一步指出，代客理财的机构，应当具备证券行业相关资质，而且，不能签到承诺保底、保收益的条款。证券公司从业人员与客户私下签订代客理财协议，属于《证券法》所禁止的违法行为。

“私募从业人员私下为老板朋友操作股票，可能损害投资人（包括私募理财产品投资人、老板朋友）的合法权益，属于违法行为，通常认定为无效合同。”而在关于普通股民之间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承诺保底、分成条款，厉健谈到，在司法实践中，各地裁判规则不统一，有的法院认为无效，应按双方过错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有的法院则认为有效，应按协议约定承担责任。

而在另一位证券行业专业律师看来，如果是非盈利性的，纯自然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没有限制的；而营业性有关的，受托人会受到限制。“因为这些受托的机构有来自各种角度的约束，他是不能接受自然人用这种方式来委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