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天，这两位40岁的计算机精英都离开了这个世界

来源：小商帮科技（公众号：xiaoshangbang），作者：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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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正是各家公司举办各种“盛典”的时刻，有人在台上光鲜亮丽，有人在台下慷慨激昂，还有人却在本该最辉煌的时刻，离开了这个世界。

12月10日，中兴通信下属公司，年仅42岁的工程师欧建新从中兴研发大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年迈的四个老人。

12月13日，刚在去年当选国家专家的南邮教授李涛，在刚刚辞去美国的教职全职回国工作后，却最终因病去世，年仅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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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建新是典型的屌丝逆袭的样本，从农村出来，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著名学府北航，然后到华为工作8年，并在此期间考上了南开的硕士研究生。之后又来到中兴通讯，做了6年，成为某研发组的组长。

多年的打拼，让他们一家在深圳买了房子，儿女双全，在外人的眼中，欧建新是让人羡慕的，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42岁的欧建新那花白的头发。

欧建新的妻子说：“从2011起在中兴网信的这六年多来他一直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部门多次产品升级的时候，他经常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的工作。有时做不完的事情还经常带回家通宵达旦完成后，第二天又继续去公司上班。”

根据疑似欧建新妻子的爆料，工作勤恳的欧建新因牵涉到了中兴网信内部的矛盾和结构调整中，成为了他们之间权力抗衡的牺牲品。

2017年12月1日，欧建新的直接领导王某某找他谈话，期间流露出劝退的意思。几天后，人事部刘某（HR）和张某（HR和规划部）找欧建新沟通，提出N+1补偿的方案。12月7日部门负责人郭某某又找欧建新谈股份转让的事情。但郭某某态度冰冷而强硬，不同意以去年的离职员工4元多的股份转让价回购股权，强行压低到2元一股回购，欧建新坚称不卖。而郭某某则表示：”你要离职这个股权也必须卖，否则后果自负。”

12月10日上午九点多，欧建新对妻子称”领导要我去公司”。走之前还对妻子说：”我们公司有内部矛盾，我很可能成为牺牲品”。当天其妻就被告知欧建新跳楼身亡。

我们不知道在与HR交流完之后，能够舍弃下妻子和孩子以及父亲母亲的欧建新当时是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我们也无法评判他做出这个激烈的举动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个农村来的孩子，在长年不懈的努力后，终归在中产梦中跌的头破血流，42岁要重头再来，我想，他可能真的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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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时风光相比较，李涛去世后，除了学校和少量论坛报道之外，连搜索引擎都无法搜出其去世的消息，人走茶凉。

但荣耀的背后，则是极大的责任和压力。

在李涛去世之前，他担任了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南京邮电大学盐城大数据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并担任了江苏省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理事，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数据挖掘与应用专委会（筹）主任, “江苏省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大数据专家，江苏省“双创人才”，江苏盐城市产业发展经济顾问，江苏省大数据安全与智能处理重点实验室主任，数据挖掘国际权威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IEEE TKDE)、ACM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Discovery from Data (ACM TKDD)、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 (KAIS)副主编等社会职务。

为了全心投入工作，李涛在今年辞去了海外的教职，把工作全部放在了国内。

在南京邮电大学，李涛深得师生们的爱戴，他工作勤奋，学识渊博，为人和善，以至于他去世的消息传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他还这么年轻。

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12月13日18时15分，李涛因高血压引起的颅内出血，医治无效在美国逝世，享年42岁。

在他的纪念网站中，很多人留言说：“愿天堂不再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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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欧建新而言，死亡可能是一种解脱，那种如影随形的强大经济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疲惫感，或许才是他走向不归路的主要原因。

当然，中兴的相关人员难辞其咎，如果在处理的方式方法上更加人性化，如果不用那么苛刻的态度来处理股权问题，或许，欧建新不至于如此极端的在与HR谈完后就选择跳楼身亡。

从贫穷的农村出来，经过多年的奋斗，在深圳落下了脚跟，但42岁的他却被迫要离职。

对于研发人员而言，在这个年龄被辞退是非常致命的，研发工作在这个年龄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岗位，做管理又没经验，如果性格上有些执拗，那种恐惧和挫败感会弥漫他的全身。

在华为，在中兴，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知道那里恐怖的加班文化。

你应该能理解，42岁头发就如此花白的欧建新，在工作中经历了怎么样的努力和痛苦。而这，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出身的研发人员们，在拿着高薪的背后，用自己的命换来的。

在被强硬宣告单方面解职，被宣告无法按照合理要求拿到股权赔偿时，我相信欧建新的内心是极度沮丧的，他可能瞬间失去了方向，那种屈辱，痛苦，疲惫和自责，对他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折磨？

之后怎么办？社保还要交到60岁，家庭还要供养，两个孩子读书高昂的费用，每个月绝不会同情你的房贷，还有没有国家保障的，风烛残年的四个老人。

他在那一瞬，抛下了妻子和孩子，父亲和母亲，岳父和岳母，纵身一跃……冰冷的高楼下，或许有他跳下时流下的冰冷的眼泪。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评价他的行为，虽然他留下的，是家庭无尽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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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的李涛，绝不是中国高校承担科研重任的青年学者中唯一一个英年早逝的人。

2017年，北京理工大学信息学院教授许稼突发心梗去世，年仅43岁；

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何智教授，因腹壁转移腺癌去世，年仅35岁；

2016年，复旦环境与科学工程系郝前进副教授因突发消化道大出血不幸逝世，去世时候还不到36岁；

2015年，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陈天洲教授因癌症去世，年仅44岁；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因病去世，年仅36岁；

在科学网，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德旺曾经在2016年撰写了一篇博文《教授英年早逝倒逼Tenure制度尽快出台》。

在文章中，陈教授说道：“在学术界，对大部分科研人员来说，项目被毙，论文被拒，头衔拿不到是一种常态。所以，大家的挫折感很强，工作压力很大。为了确保能取得一点可怜的科研成果来应付考核或晋升，科研人员只能加班加点，付出更大的努力。据说，有些科研人员，每天都工作10多个小时，而且从来没有节假日。整天劳累、压力山大、忧心忡忡，导致了科研人员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

“随着国外大量人才的引进和国内科研水平的提高，各大科研院校对排名（或者双一流）的重视，不断提高考核标准，中国科研界压力与日俱增。教授英年早逝已经见怪不怪，长此以往，中国学术界的前景实在令人担忧。尤其对头衔越高的人才，提出的要求越高，完全不考虑人的体能、精力和创造力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单调下降的自然规律。”

陈教授指出：美国早就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就是终身教授(Tenure)制度。科研人员奋斗都一定的程度，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就给予终身教授头衔，从此不再考核。

可是，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而言，你不干会有其他人干，你不努力，还有一堆更努力的人上来，按照本人认识的一位教授的说法“那都是不要命的”，理想的Tenure制度有这么容易实施吗？

说到底，即便是这些精英们，他们的内心对于阶层和养老的恐惧，其实丝毫不比你我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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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南山的《从黑龙江看老龄化的中国样本》以及宁向东的《未来影响中国人的最大变数》的文章中，老龄化以及养老这一问题被放在了桌面，成为了整个社会异常沉重的话题。

最为可怕的是，社保基金是否亏空，是否存在严重的寅吃卯粮现象，至今仍然讳莫如深。

对于从1978年到2016年整整38年间出身的人而言，独身子女成为了绝大部分人的标签。

这里面的几代人，未来都将面对家庭，父母辈的沉重负担。

在这种沉重的精神压力之下，已经没有时间去信仰，钱和地位，成为了唯一的信仰，也成为社会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

他们把这个时代称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据称，中国的养老保险将覆盖全球最多的人群，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

宁南山说：“你现在登陆下你的社保账户，根据国家规定的公式，就能算出来你退休后能领多少钱，算出来了你就会知道，你晚年的养老金，极大概率只能维持你基本生活，这是不符合我们的期望的，毕竟我们想要的是生活，而不是活着。”

高晓松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可是，广大的农村和3线以下的城市，不苟且又能怎样？就算是以精英自诩的中产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