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吴国盛：这一学科将影响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却只有几所大学开设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混沌大学”（ID:hundun-university），作者 吴国盛，36氪经授权发布。

近年来，针对现代社会的多元化，中国的部分高等院校陆续做出了一些教育改革，将通识教育带进大众视野范围内，力求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学科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

但到底什么是通识教育，这个看上去陌生的概念到底跟科学、人文有什么关系？

授课老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创系主任 吴国盛

文理互相嘲笑的历史

众所周知，中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引自西方。

19世纪开始，西方科学进入专业化、职业化、专门化时期，科技实力及综合国力大幅度上升。彼时受外强侵扰，自洋务运动开始至京师大学堂再到民国，中国引进西方教育的主要动机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即引进西方的一整套工业技术，增强国家实力。

从那时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倾向于专业教育，各种各样的专科学校林立，专业教育、专科教育、专才教育也为中国人所熟知。

时至今日，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架构也通常都表现为专业教育。“你上什么大学，学的什么专业”这样的问题，基本就是把专业教育等同于高等教育的表现。所谓“术业有专攻”，中国人普遍认同这个观点：得有一门好手艺，才能养家糊口。

那么，何谓“通识教育”，为什么现在高等教育又提倡通识教育？

简单来说，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模式，如果说专业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那么通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既能独立思考又能对不同学科有所认知，同时具备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全面发展的人。

实际上，19世纪以前，中西方的教育都属于通识教育。比如，牛顿是物理学家，也是数学家、天文学家；中国传统文史哲是一家，儒家学问也原本就是通人之学，讲究“通天、通地、通人”三才贯通。

经历19世纪专业化发展后，西方人发觉，只通一行往往会造成眼界狭窄，专业化到了一定程度，不同知识背景、教育背景的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产生巨大差异，容易造成社会分裂，很难达成一个社会共识。

比如，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查尔斯·帕希·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首次深刻提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歧和冲突，并指出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方是文学知识分子，一方是科学家，尤其以物理学家最有代表性。

斯诺说，这两个群体互相不理解、不交往、瞧不起甚至发起攻击，导致了“文学知识分子嘲笑科学家没读过莎士比亚，科学家嘲笑文学知识分子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文化危机，最终会造成人类文明价值的分裂。在这个背景下，西方社会陆续出现对通识教育的呼吁，并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有所动作。

中国教育方面，在教育家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当时的民国政府在1912年取消了从西方学来的中学文理分科，实行通识教育；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教育又效仿苏联，回到专业教育模式；当前，通识教育再度被唤醒。

纵观中西教育模式的发展可以发现，整个人类文明是一个从通识到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在这个趋势过程中，各种毛病陆续暴露出来，最终落脚到与时俱进的教育变革上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不只是培养人才。

呼吁知识融合

19世纪科学的分科化、职业化、技术化和力量化带来知识分裂和共同价值的缺失，让不少科学家呼吁倡导知识融合。

比如英国的休厄尔、法国的孔德、德国的奥斯瓦尔德等，他们都是科学家兼哲学家，其哲学特点就是要捍卫人类知识的统一性，认为无论是数学、物理还是化学，不同的知识都是在揭示世界的真理，可以统一起来构造一个统一的世界观。

但专门的学科很难达成这种共识。于是，这些呼吁知识融合的科学家们发现，通过历史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9世纪后期，一门研究科学史的学科兴起，科学家们希望这门学科能在科学和人文、文科和理科之间架起桥梁，产生沟通。

这样沟通文理的理想持续到20世纪，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出现——乔治·萨顿。萨顿是比利时人，后来到了美国开创科学史这一学科。他的思想是新人文主义。在他看来，人类进步的历史主要是通过科学来体现，因为人类别的文化门类都没有明显的进步特征。

比如艺术，很难说后面的艺术家就比前面的高明，也很难说印象派比古典派更高明，因为艺术本身是一个高峰接着一个高峰，没有进步退步之说；但科学是存在进步的，后面的科学家总是比前人懂得多。当然不是懂得多就更伟大，但在科学知识领域，后来者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科学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科学是一个最能弘扬人性的学科，所以萨顿提倡新人文主义。所谓新人文主义就是以科学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或者叫科学人文主义，要沟通科学和人文，在科学中发现人性。因此，科学史就不能是专科史，而应是科学通史，专门研究某一技术性很强的学科历史并不能够完成这个目标。

萨顿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最典型的要数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柯南特。在柯南特的支持下，当时在哈佛任教的萨顿于1936年就开办博士招生，1940年专门为萨顿设置了科学史教席；1945年，柯南特校长推动出版了一本名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书，成为西方通识教育的纲领性文献；到了1950年底，柯南特亲自开设科学史课；1966年，哈佛大学建立科学史系。

在担任哈佛校长的20年里，柯南特策划推进了著名的教育改革纲领，倡导推进通识教育改革，同时也推动了哈佛科学史学科的发展。今天的哈佛之所以能在科学史学科上首屈一指，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当然，也有在创建科学史系方面走在哈佛大学前面的，比如威斯康星大学。1941年，公立大学威斯康星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为什么威斯康星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因为它认为，公立大学不光要培养专家、培养学术精英，更要培养知识视野广博又通透的、合格的公民，而威斯康星作为公立大学，应该为培养合格的公民作出表率和贡献。

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科学史这个学科自诞生起，就是与沟通科学人文的教育理想、与通识教育的理想绑定在一起的，通识教育和科学史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国内科学史缘何缺位？

提及通识教育，就不能不谈到经典阅读。经典阅读被认为是通识教育的重要方法，因为经典是人类文明的精华，阅读经典有助于提高理解能力。

但是中国人阅读经典，往往是《论语》、老子、庄子等著作，西方阅读经典也常常是《荷马史诗》这一类的。你会发现，很少有人谈到《徐霞客游记》、《几何原本》、《天球运行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这些科学经典。

难道科学经典不值得读？当然不是。这样伟大的著作之所以没有人读，有两个原因：一是难以读懂，二是这些经典的中心思想已经渗透到教科书中，以更有条理、更简化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认知，所以只是学科学的话，没有必要从读经典开始。

那么，科学经典本身还要不要读？当然要。读科学经典的目的不是为了学科学知识，而是为了体会创造的伟大瞬间、学习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至于读不懂的问题，人文经典也有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请老师带着读。

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文史哲学科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人文经典解说能手，但理科院系没有培养这样的人才来教科学经典的阅读。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的科学经典阅读会缺席？因为缺乏科学史老师。为什么缺少科学史老师？因为中国科学史学科缺位。

当前，国内综合大学逐步走向通识教育渐成共识，排名前9的高等院校中，有5所都属于通识教育联盟，设立有通识教育学院。比如清华有新雅学院，北大有元培学院，复旦有复旦学院，浙大有求是学院，南大有匡亚明学院。

但是，这些国内最著名的5所综合大学中，只有北大和清华有科学史系，而且还是近两年才建立起来的——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是2017年建立的，北大的科学史系是2018年建立的。复旦、浙大、南大则根本没有科学史学科，其中，浙大以前有科学史专业，但在2016年撤销了。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中国知名的综合大学不仅没有科学史系，而且还把本来有的科学史学科给撤销了？

这与中国科学史学科本身的发展有关：

其一，与西方建立科学史是为沟通文理、促进学科沟通不同，中国的科学史学科发展的动机始于爱国主义。

彼时，中国社会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人们急需弘扬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成就来提振士气、振奋民众精神，所以中国科学史家的主要研究力量并非面向现代科学，而是面向中国古代科技史；

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者们就只能按照数学史、物理学史、天文学史、化学式、生物学史这种现代学科分类的方法进行研究，这就形成了今日“专科治史”的局面。

其二，科学史这种本来应该在通识教育、在科学人文教育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学科，在中国并未发挥真正作用。

中国科技史非常细分，比如纺织、陶瓷、丝绸、建筑、数学、物理、化学，“专科治史”的模式没有办法让公众真正了解科学的由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的文化由来，进而又导致学科史越做越狭隘。

我国目前设立有12个科学史的博士点（具体如下）：

可以看出，越是早期，专科史特征越明显。到我们清华这儿不同了，能感觉出它在有意识地反对专科治史，恢复科学史沟通两种文化的功能，推进通识教育。

但科学史在我们国家整体缺位的后果还是已经造成了。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严重不足，在很多常识性问题上出错。比如，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到底谁因为哥白尼日心说被烧死了？哥白尼、伽利略？很多人可能一时都想不到是一位叫“布鲁诺”的人。

二、在中国社会中，无论是学界还是公众，对科学的理解都普遍存在欠缺。

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学科学是本着“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态度，比较重视怎么做科学，但对科学的理解严重不足、存在偏颇。科学史学科被忽视也有这个大背景。这样一来，对科学的理解被耽搁，影响我们科技发展的后劲，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的科学眼界。

比如，过去20年来，中国社会经常提到“弘扬科学精神”。但到底什么是科学精神？几乎是一人一个说法。就我个人经历所见，从学术界到大学生再到普通公众，很多人居然认为实事求是就是科学精神。但事实上，实事求是只是一个生活常识。把常识当科学，降低了科学的份量。这说明，中国社会对科学的理解存在巨大空缺。

三、科学史学科对新型科学文化建设贡献甚微、对高校通识教育有心无力。如前所述，中国高校中科学史学科本身就不多，博士点也少，重点综合大学的科学史系更少，所以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科学史学科对整个通识教育的贡献很有限。

在本科层面上大力开展科学史教育

在改善科学史缺位状况的过程中，本科教育尤其需要高度重视。

科学史虽然跟数理化一样都是一级学科，但它没有本科教育，起点的定位就是做研究生教育。到目前为止，科学史也仍未列入教育部的本科专业目录中。

但在发达国家，科学史的本科教育已经相对领先一大步。美国2017年就有7个科学史系，3个相关系，57个科学史的学位点，其中21个面向本科学位招生；但中国目前只有4个科学史系，博士点、硕士点加起来也就30个，本科则无一个学位点。中国高等教育体量庞大，在校学生众多，但我们的科学史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如此欠缺，令人心惊。

尽管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与国际接轨，但在关于理解科学方面，与西方国家的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西方不少国家甚至在小学、中学都有开授科学方法论，但中国至今都没有“科学方法论”这一门课。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理科学生一旦离开本专业后，都基本丧失了科学的思维能力，遑论接触科学思维训练更少的文科生。

所以，我们希望发出三个呼吁：

一、将科学史作为全校本科生的通识选修课程。无论什么专业，都有必要开展科学史教育，通过开设通识课程的方式，让全体本科生都加入理解科学的“补课”活动之中；

二、国家应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发展科学史本科教育，把科学史正式纳入本科专业之中；一些比较好的中学也可以引入科学史课程；

三、鼓励综合大学建立科学史系，以培养越来越多的科学史研究人才和教学人才，帮助整个中国社会尽快补上理解科学这门课。

值得庆幸的是，近些年中国的科学史学科也在发生微妙的趋势转变：

中国科学史慢慢从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转移；从过去单纯的爱国主义教育动机向爱国主义+理解科学、创造新型科学文化转变；一些科学史博士毕业后，专业从事科学史教育；不断加大对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未来由研究生教育向本科教育扩展。总而言之，科学史这个学科的自主性越来越强。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正值转型升级关键期，迫切需要理解科学，这也是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学史可以为中国的美好未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