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青年，流动下的焦虑

本文来自“脉脉数据研究院”

去年夏天，脉脉数据研究院探讨过《流动下的焦虑》，“因为困守，所以焦虑；因为焦虑，故而流动。” 一年时光，曾经的流动和焦虑有了哪些新变化？那些离开故土，带着不同诉求寻找梦想的职场人，是否找到并且回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理想之城”？

第一章：“理想之城”

在当下中国年轻的职场人群中，乡土情结已经越来越淡，相反，逃离却成为了热词，逃离北上广，逃离原生家庭……但若逃离之后没有重建，迁移之路便难有终点。回家，不管原生还是重建后的家，是每个人的终点，那里是心安之地。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理想之城”。

求解焦虑和压力

如果要过得更快乐，你首要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在脉脉数据研究院针对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职场人群的调研中，“钱”这个答案获得了最高的、广泛的认同，遥遥领先于工作、健康、房子、爱情和亲情。

赞同者说：

• Ÿ这样最简单有效，快刀斩乱麻。

• Ÿ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幼稚，房子靠什么解决，健康靠什么保障，一个有质量的爱情靠什么，还是得要靠钱。

• Ÿ从朋友圈关于大势的深度分析，到身边这几年财务自由的例子，不都在说明有钱才有安全感吗？

• Ÿ这个答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家里有矿吗？

反对者说：

• Ÿ钱的作用是边际效用递减的。

• Ÿ能直接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问卷里问不出来。

• Ÿ都要钱反而让大家不快乐，一种衡量标准，都在挤独木桥，怎么会快乐。

• Ÿ钱只是用来交换东西的货币，最终你想通过有钱获得什么呢？别告诉我你想获得一切。

如果不谈物质仅“追问心灵”，探索人们“为什么不快乐”的压力来源，“迷茫、没有目标”是最多人选择的答案。

为何“迷茫无目标”成为了造成职场人压力的情绪因素之首，这背后是职场人关于自身位置的确认与搜索。

“焦虑更多是跟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有关，因为你找不到位置，所以焦虑。阶层的流动会越来越困难，加剧焦虑。”在接受脉脉数据研究院的访问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教授刘阳这样表述。

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领先，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收入不均衡和货币泡沫化。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焦虑会成为一种国民疾病，或者成为一种国民共性。“这既败坏心情，但也催生了生产力”。

“中国是一个创业之国，每天有1万个企业创业，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一个不焦虑的创业者，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焦虑不是拿来消灭的，而是拿来对抗的，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直面和对抗你的焦虑，用你的成长来证明这个焦虑是值得的。”吴晓波对脉脉数据研究院说。

有一点可以确定，压力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金钱的增长而减少。脉脉的调查数据也确认了这一点，“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如同经济存在周期波动一样，人生不同阶段所面对的压力同样存在周期，毕业时面对从零开始的压力，五年后，会发现以前的解决方案会成为现在的压力来源。甚至到了十年后，有太多人想重新来过。

同济大学医学博士、注册心理咨询师刘亮认为，将目标具象化，是应对压力的重要方法。在现实中，有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开始用“寻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城市”，来作为改变生活现状、求解当下的焦虑和压力的选择。

寻找“理想之城”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多元化、分层化愈发明显的时代中，一场如何才能更好“安身立命”的探索之旅。

“理想城”在哪儿

“没有什么理想之城，现代人就是要漂流的”。刘阳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完博士，现在在深圳任教。在他看来，具体到微观层面，很多普通人的选择都没什么计划性。跟周边小环境的变化有关，单身、婚否、有没有子女，都会大大影响选择的结果。有人没有小孩之前会愿意在深圳，但是有了孩子，反而更愿意去二线城市，因为可以去上当地最好的学校，这种选择仅仅只和家庭结构变化有关。

“每个人都在努力往前跑，争取到最优的资源，整个社会的压力氛围有增无减。 “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在囚徒困境成为知识热词的当下，刘阳这样解释当下社会压力的来源。

同样在深圳的刘大强和斯嘉丽夫妇在深圳的新移民圈子中小有名气。2017年3月底，夫妇俩从北京移居深圳满三年，便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帝都白领移居深圳指南》，如移民指南一般，详细介绍了如何解决移居深圳的户口、工作、休闲、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在北京雾霾刷屏之时，这篇文章反响强烈。

在他们看来，理想中的城市应该能提供充足而适合的就业岗位，政府政策、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供给公平公正。而对于个人体验，夫妇俩希望“天气气候要适合人类居住，最好是靠海的，周末可以去吹吹风，上下班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

“真正的问题是怎么样解决区域资源不平等的问题。” 刘阳认为， 在这个语境里，“有规则”显得十分重要。有了规则，就意味着信任感，不用处处防范。“活得累，因为交易和信任的成本太高了。“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周禹认为，发展城市圈，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要具有差异性，实现要素和禀赋的互补。

吴晓波看到的趋势，仍是中国年轻人进入超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的诉求变得越来越明显。“中心城市它的各种资源聚集的能力对年轻人更具有吸引力。”

吴晓波特别关注到了近年来中国各地正在飞速发展的高铁网络，这正在重塑中国的城市生态。十年间，中国的高铁里程数增加了186倍。他认为，这让中国中部地区的城市价值被凸显出来，比如郑州、西安、武汉、成都、重庆、合肥和昆明等等，他们成为30岁以下年轻人创业和居住的最优选择之一。

“空间与机会，永远是吸引人才流动的最主要原因。”小猪短租副总裁潘采夫这样告诉脉脉数据研究院，“那些胸怀大志的小城青年以及那些学有所成贫家学子，他们追求的永远是成功的机会、上升的空间和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

帕雷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许正适合来定义所谓“理想之城”的”理想“两字——尤其是对那些城市中的新移民而言—— “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第二部分：小城大事

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成为人才流动的热点目的地，这并不令人奇怪。奇怪的是变了味的“抢人大战”。

让人犹豫的二线城市

过去一年来，二线城市的”抢人大战”让许多人一下子从“x漂”，变成了“时代在召唤”的人才，尤其是落户优惠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直接指向了那些身处北上广深被“指标”、“摇号”、“子女上学”等问题折磨得焦头烂额的年轻白领们。

但脉脉数据研究院的调研显示，目前仅有12%的北上广深受访者表示，所谓“抢人大战”对自己非常有影响或者比较有影响，与此同时，在二线城市受访者中的这个比例为19%。显然，相对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而言，二线城市的“抢人大战”，对二线城市的职场人影响更大。

而对于身处北上广深的大多数人来说，抢人政策难以真正激发人才流动欲望，最大的原因是工作与发展机会。调查显示，所在城市的工作机会，成为影响北上广深人才们选择城市的首要考虑因素，紧随其后的因素是城市的发展潜力、城市的环境与城市房价，再往后才是落户政策。

影响迁移的一个难点是关系的维持与重建，从影响迁移选择的人际因素中可以窥见。排名首位的是伴侣，其次是人脉，第三才是父母。迁移过程中，维护旧有关系，获得新的连接，寻找到自己位置，往往并非易事。

尽管如此，很多专家都对二线城市的“抢人大战”政策评价积极。比如周禹就认为，职业流动和区域流动是人力资本增值的重要方式。这也是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个助力因素。

顶尖人才仍选一线城市

与此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抢人大战”态度谨慎。批评者质疑，对人才的抢夺已经异化成为楼市托市，以及只顾吸取人口红利却忽视了公共服务供给及城市改革发展。

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梁建章一直以来都是“城市扩容”阵营的典型代表。他在2018年5月发布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再次呼吁，包括北京上海在内中国的城市应该扩容，这将有助于提升整体效率，给年轻人和贫困人口带来更多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让各大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逐步演变为增加供给的城市扩容行为，那将有助于各大城市平抑房价，降低城市生活成本，最终惠及各方。

潘采夫的观点与梁建章类似。“中国的城市聚集化仍然没有完成，大城市的人口和经济密度都还存在进一步聚集和增加的空间。现在最好的人才都在北上广深，那些未来最好的人才也就都会向北上广深进发。”

就目前来看，顶尖人才的流动，仍以一线城市之间的流动为主。

在北京一系列严控人口政策下，正在崛起、落户政策又十分宽松的深圳，成为了许多北京人才除上海之外的又一选择。截至2018年5月的脉脉用户就业所在地数据显示，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的职场人，就职于深圳的人数均超过了广州，尤其是对毕业于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这两所高校的职场人而言，深圳已经成为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就业地。

36氪总编辑李洋对中国的创业者生态有着深切关注。她认为，新商业公司或者说创业公司，为中国解决了大量的就业，最优秀的人才仍集中在一线城市和几个新经济活跃的新一线城市。几个做模式创新的头部互联网公司，员工数量在这两三年内猛增，动辄上万人，这带动了其所在区域从蓝领到白领的、对人才的大量而广谱的需求。

县城里都有个“小香港“

对于人才流动，人们往往会简单地认为，那些曾经漂在北上广深的职场人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各类资本积累，在时代大势和某种氛围的影响下，带着“本领”与“财富”回到老家，开始新的创业，小城镇因此生机勃勃。

然而，真实的故事是怎样的？

大约18年前，网约车司机付师傅还只有14岁，由老乡带着从湖北来了北京，开始做小工，一天25块。如今，已经年过三十的他，已经靠做石材生意有了三处房产，一套在紧邻北京的河北固安，一套在武汉，一栋在老家县城。

做工地生意，一年做一单就够吃，运气好的一单能赚四五十万元，关键就是“找项目”的能力。付师傅固安的房子购入于2013年，那年他在北京做别墅项目，按他的说法，赚了两百多万。为何没在北京买房，付师傅的理由是“没想到”。

如今，北京工地上的大师傅（技术工）一天的薪水已经到了450元，小工一天250元，都要包吃住，但这对付师傅老家的年轻人们，已经没有了太多的吸引力。工作太辛苦，不划算。“留在县城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啃老，花父母的钱，父母在外做生意赚钱。“

现在工地项目已经不好接，带着早几年间的积蓄，付师傅的妻儿都在去年回到了老家的县城里，他最近也正在反复考虑是否离开。在犹豫期间，他宁愿选择开网约车。 “那种一个月1万2的工作找过我，我不愿意去，每个月扣去吃穿住没剩什么了，不如自己开车。”

县城里的有些观念并未随着“有钱”而改变。付师傅的老乡在北京赚的盆满钵满，回去盖了别墅，这两年却什么工作也不干了。付师傅解释说：“他有好几个女儿，始终没有儿子，生活便没了寄托，也不想再奔啥了，留好小孩上学的花费，准备吃喝玩乐享受人生了。”

影响付师傅回城的另一大因素，就是他老家那座小城里的物价水平。在付师傅看来，他的家乡已是湖北消费最高的县城，24小时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刘阳每次回老家时，同样也会为家乡的物价所惊诧。他也常听到有人说，自己的老家可能是本省物价最高的地方。由于优质资源匮乏，许多在大城市里相对便宜的商品和服务，比如游泳、健身中心，在老家不仅贵很多，品质也难让人满意。

在一些人眼里，县城里的消费者们精打细算，为了便宜几块钱几毛钱可以调动各处资源在网上拼单砍价，买到了便宜货便很快乐。而在付师傅眼里，县城的年轻人们有钱有闲，他们比一线城市的同龄人更容易有炫耀性的冲动消费。

“小香港”，是很多小城青年对自己城市里吃喝玩乐聚集地的称呼。

而对于想回到县城的年轻人们来说，除了备受其扰的熟人社会的人情世故，更大的现实难题是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以及能不能负担得起县城里“小香港”的消费。

第三部分：地域自由人

互联网对当代社会最美好的改造之一，就是跨越地域，连接不同人群，带来无限可能。不受地域束缚的工作模式是否可行？超级个体如何造就？

“兴趣主义”时代的职场新模式

“兴趣主义替代了机会主义。”这是吴晓波对90后一代的职业发展的总结。他觉得，90后是中国百年来第一批的中产子弟。如果说60后、70后、包括部分80后，他们的职业选择带有机会主义和财富特征——哪个地方赚钱，哪个地方有机会就往哪里涌，而到了90后这一代，一切都变成了兴趣主义。“热不热爱这个城市，热不热爱这个行业和这家公司，成为了他们选择的第一诉求。”

于是，对于企业来说，如何让员工热爱，成为留住新一代人才的关键。

北森人才管理研究院院长周丹这些年来的一大工作重点，就是如何精准识人，以及如何帮助企业最大可能地发挥人才的潜力。周丹对脉脉数据研究院说，对吸引和留住人才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不断理清员工最想要的是什么——员工之所以愿意留下是看重文化愿景、工作汇报、培养发展机会还是受到人际认同的吸引。不断倾听员工，有针对性地做出改善，验证改善举措的有效性，并继续密切关注员工的状态，是一家可持续发展的优秀企业应该做到的。

可是，如果员工爱上了不同的城市，工作这件事还能好好进行吗？

彭祯艺现在是一家全球性大型传播咨询及服务机构亚太区的首席数字策略顾问，在不同城市间飞行，跨文化沟通碰撞，是这份工作带给他的美好体验之一。对比中美，他发现美国公司“因人因地设岗“的情况更为明显。咨询服务业的特点，加上互联网所带来的便利，使得很多事情可以通过远程协作的方式完成。

“常常一个项目，有三个处于不同城市的同事合作，服务的客户则在地球的另一边。“彭祯艺认为，这种方式使得公司可以更好地留住和培养人才，美国最好的产业资源同样在几个大的中心城市，但分布相比中国仍算均衡。对于他的一些美国同事，如果为了得到一份好的工作，要放弃家庭团聚和自己在乎的生活状态，可能很多人会转而放弃。

而在中国，多地协同办公面临的难题仍旧是人际互动的微妙需求。彭祯艺将其归结于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职场文化。但他相信，随着中国职场人专业度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信任成本的迅速降低，多地协作将会变得更加普遍。

周禹和彭祯艺持类似观点，作为人力资源研究专家，他一直在关注新的工作模式。“将来的职业发生场景，可以是弹性的。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更灵活地在不同区域就业创业……大量知识性、专业型、技术型工作，不需要依附于工位。”

周禹认为，目前多地办公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很多专业工作仍难以进行单元化拆分，二是组织里的强连接难以被网络弱连接取代。但他坚信这将成为一个趋势，并会首先在一些工作独立化、专业度高的行业里发生。

超级个体探索进行时

与其寄望环境，不如自己成长。对于想“生活在当下、工作在别处”的职场探索者来说，拥有专业能力，成为不受组织的 “超级个体”，便能做个地域自由人。

刘凡便是受到“超级个体”感召的职场人之一。

作为一名内镜医生，他每天忙碌的事情，是用肠胃镜帮助病人发现和诊断问题。前两份工作，他都是在离老家不远的北方城市。第一份工作如同魔鬼训练营，平均每五分钟便要做完一个检查。常常是这台病人还未结束，下一个就要开始麻醉就位。但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也让他飞速成长，一年的时间，他做完了国外医生几年要做的事。然而，疲劳、成长的天花板、制度限制等等因素让他选择了离职。

换了另一家医院后，他度过了一段最好的状态，科室领导业务优秀，人格魅力也颇高，他得到了不少学习成长的机会。但不久，领导调岗，一切又变得难受起来。在刘凡看来，他的领导是职场斗争的牺牲品。两次职业经历让他确定，自己要成为一个“不被医院所左右”的医生。因此，他再次离职，选择来北京加入一家高端私立诊所。

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的医改，其中一条措施便是推进医生自由执业制度。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将医生打造成为“超级个体”，但这一改革目前仍难言有实质性突破。医生个体的价值已经受到认可，但却并未被充分彰显，从管理体系、职称、配套资源设施到职业保障，相关机制仍在构建中。

刘凡相信，一切都在改变，都会变得更好。在这个时代，要成为一个超级个体，才是未来的出路所在。来到北京，是为了将来，而不是因为过去。

但成为超级个体并非易事，大量职场人选择求助于知识的力量。

脉脉数据研究院的调研显示，在当今各种五花八门的压力中，知识压力排名第一。“知识落伍”成为各个年龄各个职场阶段人群普遍的担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下社会中各式各样的知识付费成长培训类产品会如此流行。在脉脉，吴晓波就推出了两个系列的脉课堂，分别是《职场修炼指南》、《吴晓波的5分钟职场课》，前者主打“自我提升”，后者则意在“唤醒你的商业智慧”。

第四部分：寻城记

在大趋势面前，是顺势而为，还是逆风飞扬，不同的个体，有自己的选择，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自己的位置。

选择一：突破瓶颈 找到经验对应的优势

“忙碌。”这是虎哥从北京一家知名的IT公司，跳槽去深圳一家顶级互联网公司工作三周后的直观感受。

作为一个70后，虎哥在2003年研究生毕业时顺利解决了北京户口，后来从国企转型进入外企，接下来的三份工作，一直都身是全球顶级的IT公司，收入、职位、社会地位也都顺风顺水。在大多数人看来，虎哥就是那种“赶上了中国全球化时代好机遇”的一线城市白领。

曾经，微信朋友圈热门话题的“油腻中年男”、“过35岁被清退”之类的热门，也会让虎哥有几分焦虑。但真正让他下决心为改变现状做出重大改变的，则是身边朋友的真实变化。他曾经在软件公司的同事，跳槽去了BAT后，身价涨了几乎3倍。“以前不如自己的人，都拿了高offer，而比自己年轻的人，也都纷纷上位，虎视眈眈。我觉得我应该能做得更好。”虎哥说。

而加入互联网公司前，虎哥已经做足了心理建设。他对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廖远吉的一个观点非常认同： “对过去的成绩，要有空杯心态，不妨看作是优秀品质的提纯。”

但空杯并非意味着转换跑道时，要完全从零开始。虎哥的观点是： “关键是在相应的年纪要做与这个年纪经验所匹配的事情”。如果在40岁还要做与20岁年轻人一样的事情，可能就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虎哥也并不想把互联网公司和外企做非此即彼的比较。“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跟每个企业的发展阶段有关。”虎哥认为，创业公司有创业公司的打法，而当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精细化的管理是必要的。

“西方在做长跑了，持续发力。我们还做短跑，要求爆发力。“ 周禹建议，对于传统的外企人，突然去到互联网创业公司这样强调灵活性的组织后，需要去迅速了解到互联网背后的本质逻辑，把大企业受到的管理训练，进行创新化定制化，以符合互联网的管理模式。这样的经历本身，其实也是在做管理创新。

现在已经是企业高管的王生，有过十几年的HR从业经历，见证过广东制造业为改造生产线而进行的大规模裁员，也目睹了餐饮企业改用中央厨房配送后让多个厨师失业。当他面试许多来自“夕阳产业“的跳槽者，常问的问题是：当行业、企业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你做了些什么？

王生觉得，转型并非新鲜事，曾经的国企改革，同样影响了无数家庭。现在的情况比以前进步了很多。”现在的多数人，会选择在变化发生前、发生时就进行流动，而不是在发生后，一边缅怀过去一边被动离开。“

选择二：结束自由旅行 开始做生意

大黄在成都的写字楼做过几份都还不错的工作，收入体面，买房轻松，但她还是选择要在年轻时“多去看看“，便申请了新西兰的打工旅行签证。一边旅行一边打零工，经历了很多以前不会做以后也不可能做的工作。

其中一份工作是给猕猴桃采集花粉，这听起来是一份颇为文艺的工作，但却十分辛苦，需要把猕猴桃的雄花摘下来烘干，然后把花粉筛出来，再做人工授粉。“搜集好的花粉都很贵，受天气影响，有时候猕猴桃的花下午才有，那花粉就要需要晚上来筛，工作时间极不固定。有时下雨，晚上七八点摘花的工人才把花送过来，便需要忙到凌晨。”

旅行中，大黄认识了来自台北、一样是从大公司辞职来旅行的小艾。两人成为了情侣，也一起做出了回成都结婚定居的决定。

结束自由自在的旅行状态，开始柴米油盐的生活，两人决定把旅行这件事做成生意。

两人选择的切入点是入境旅游平台。带国外游客深度游四川是一个可以迅速上手的模式，而面向国外游客的熊猫社群的也在规划中。曾经的海外经历，让他们可以更顺利地找到客群。对小艾来说，在他看来，理想的城市包容自由有多元文化和人情味，还需要有好吃的食物，离大自然恰到好处的距离。这些成都挺符合。

但做起生意来，最难适应的部分则是人际关系。比如，当地司机导游对客人的旅行体验很关键，到成都来碰到的司机，有的抽烟，有的在服务过程中摇下车窗吐痰……各种状况百出。一开始小艾会十分生气，和师傅产生争执，但在一次次教训中，也算是学会了和他们相处的方法。现在有时候去川西一些小县城，小艾已经能跟当地人摆个龙门阵了。

“不去深入思考和了解不一样的文化，很容易在新环境里故步自封或者是为了心理安全感去寻找舒适圈。“小艾说，”我高中去美国读书时有过更深切的感受，那时候我就强迫自己多和本地同学来往，学着真正融入进去。”

选择三：对自己诚实 重新发现故乡

金庸笔下的大侠们，职业生涯后期，十有八九会隐居。对于中国职场人而言，田园梦好做不易行。

于建刚出生地地道道的江南水乡，在田园里长大，毕业于吉林大学。一毕业就进入行业领先的国际广告公司奥美，这是一份公认起点不错的工作，但他却一直未达到内心中的安定状态。

他做过很多尝试，休一周的假去学拍纪录片，去杂志社应聘口述记者，为了找到自己的方向，他曾花钱在网上找职业导师做咨询，那时知识付费还没有那么流行，他一番筛选，特地找到了一位在马来西亚的职业导师，但花了半年时间，也没能解决他关于理想职业的问题。

没事做时，于建刚会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以及温铁军等学者对于乡村建设的论述，同时也开始认真思考“回乡”这一选项。

第一步便是开始考察乡村建设实验项目，2011年4月，他离开北京，成为了农场的“实习生”，2个月以后，他又去到了广西龙州参与扶贫，在一个壮族村落里待了大半年时间，既修路干农活，又做教育和文化保护。这些经历，被他凝结成6万字的农村调研手记和3万字的正式调研报告，也让他对于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有了日渐清晰的认知。

2011年底，他和女友回到浙江老家订婚、结婚、生子。起初，于建刚会每周一早上坐城际高铁去上海，做品牌顾问的工作，到了周五晚上，便回到乡下种地。因为老家自古便是桑蚕之乡，他俩便开始了种桑养蚕的尝试，渐渐开始推出自己的蚕丝产品，并有了自己的品牌“梅和鱼”。

“桂花的味道溢满田野、街道和整个村庄。杭白菊将开未开，水稻将黄未黄，最后一季秋蚕刚刚三眠醒来。“于建刚在一篇记叙北京朋友来访的文章里这样描述国庆假期时的家乡。

朋友羡慕他田园诗意的生活，但他知道这并非生活的全部。

浙江的乡村，很多人都已不再务农，地里的桑树也大都被厂房代替，要找复兴手工蚕丝制品，人工、手艺都是难题。要真正做成一项可以日常运转的业务，如何突破家庭手艺的局限与乡村资源的壁垒等等新老问题，其中的挑战丝毫不比在办公室应对难缠的客户轻松。

“很多人可能从来未曾真正了解自己的家乡。小学中学在学校里其实是相对与世隔绝的，等到了大学，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认识却又是别人的城市。”于建刚觉得，返乡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重新认识和发现家乡。

“一定要跟当地的社区形成有效的互动。”在微信公众号里，于建刚对返乡提出了三个建议：

• Ÿ要先积累技能、资金和人脉；

• Ÿ要去找到家乡的优势所在，从传统里找，从现实里找；

• Ÿ回到乡村不是为了与世隔绝，视野仍需要放到全国甚至全球，不要过一种非此即彼的生活。

“要对自己诚实。这个做不到的话没法开展下一步。”这是他对于如何找到自己人生定位的建议。

于建刚觉得，他的孩子将来一样可能会去大城市，可能还会出国，去世界各地，但他们的状态会跟自己这一代人很不一样。自己同辈人的离乡，很多时候是为了上学，为了工作，被推着走，其实没有太多选择。而自己的孩子们，他相信他们可以从心出发，做更自由的选择。不管是去哪里，都不用有太多负担。

选择四：不做阿姨 回县城送外卖做微商

马姐并不喜欢别人叫她“阿姨”，她才30岁不到，有过一段并不愉快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正是“小姐姐”的年龄，但因为曾经在北京一家高端家政公司做家政服务，“阿姨”便成了她的头衔。

因为马姐是在北京务工的外地人，去年她频繁搬家，从姚家园搬到平房，从平房搬到了双桥，再搬到定福庄，几番折腾，想到女儿已经12岁，正是叛逆期，马姐希望对女儿多一些照顾，便下决心回了四川达州的老家。

回到县城，马姐一样只能租房子。老家基本生活成本不高，但购物的花费常常比在北京更大，更重要的问题是工作难找，收入也并不高，唯一让人宽慰的是可以陪在女儿身边。现在，马姐不再做阿姨，活得比在北京还忙碌，她白天的主要工作是送美团外卖，穿着黄衣制服，骑着电瓶车穿梭街巷，“天气热时都快要被烤坏了”。

在她的朋友圈，马姐还有一份重要的工作——微商。芒果、牛油果、酸辣粉、护肤霜……每天她都会在朋友圈里发布七八条产品消息。

马姐的理想城，是像成都一样，有山有水，休息之余还可以打点麻将的地方。不过，她现在去不了成都的唯一原因，仍是女儿要在达州上学。“我这一辈子，输在文化不够，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的让我闺女多读点书，多点文化，我这一辈子最不幸的是婚姻，但最幸运的是我有两个健康漂亮的小公主。”

选择五：母亲被骗走百万后 找到自己最想要的

尤倩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硕士学位则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到的，学习出众的她，一直是好学生的代表。但作为一个不安分的福建人，她深信流动所能带来的价值。 因此，从出国上学到后来的换城市换工作，她并没有太多犹豫。

去南京上学时，她申请了英国大学的交换项目，也正是这个机会，让她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硕士毕业后，尤倩听从家人的建议回国工作。在福州的一家大型国企里工作了一年后，尤倩厌烦了无所成就的生活，选择辞职去北京。

“说国企清闲也不对，领导想法一变，很多事情都要重新来过，加班加点也要出来。领导一出差，很多事情都停滞，大家就闲着。没有领导的指示，什么活儿都干不成。”

来了北京工作，有被骂哭的时候，有熬夜加班的时候，但却成长迅速，学会“做事专业”是她最重要的收获之一。生活里的一切如预期中按部就班展开，在她已经开始计划着和英国男友的婚期安排时，却被一件狗血的事情喷了个猝不及防。

一直做茶叶生意的母亲，竟然被电话诈骗骗走了上百万元，甚至母亲还借了高利贷汇钱给骗子。社会新闻里才有的情节，却生动地出现在了自己的生活里。“怎么办？“从来没为钱操过心的她意识到，自己远没有想象中成熟与独立。面临突如其来的家庭财务危机和亲戚朋友们态度的转变，尤倩才真切体会到了现实与人心残酷的一面。

现在回想起来，尤倩并不觉得自己用了什么特殊的方法走出了这段阴影。亲情与爱情的支持，成为她最重要的动力。“很多时候赚钱只是我们面对焦虑时的应激反应，冷静下来想，我的生活依然可以继续，问题一个个去处理、去解决。关于未来的那些计划仍旧慢慢展开，而且我更加知道自己要什么，反而不像过去那样患得患失了。“

现在，尤倩已经在英国曼彻斯特结婚定居，并在临近城市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她要坐上一小时火车去上班，车厢有些古旧但还算整洁，见不到人挤人的情况，沿途还可以看看田园风光，坐着读几页闲书就到站了。

在这家英国本土公司里，加班文化并不受欢迎，公司鼓励合理安排时间，提升工作效率，避免下班打扰同事。当然有需要加班的时候尤倩也会积极加班。毕竟是新人，多用功总是必要。她明白同事的交往界限，也知道大家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所以目前圈子里的朋友主要仍是来自大学同学和自己参加读书会等社交活动认识的新朋友。“买房“也并非同事间的热门话题，但她却常被中国朋友问及。曼城的很多公寓，都已经被华人买家抢下。

“中产还是可以活得比较舒服，英国的年轻人也会有自己的追求和苦恼，房价上涨后，借父母钱买房的现象同样存在。”尤倩没有问过他们是否焦虑是否有梦想之类的话题，但不时会听到他们口中的一句话”I know my place”。

尤倩不确定，这是抱怨，还是知足，或者，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城。

以上种种选择，从乡村到都市，我们无需用一个标准答案，来回答何为理想城，以及如何“回家”。新一代的中国职场人，生于改革开放，成长于互联网时代，他们用更为自信独立的新姿态，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发掘新的可能，当然，也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即便经济有周期，命运有轮回，至少，希望在这多样化的寻找路程中，我们得以体验前所未有的人生，并靠近自己的安心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