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商学院模式，还能培养出未来的管理者吗？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哈佛商业评论”（ID:hbrchinese），作者 HBR-China，36氪经授权发布。

现代管理教育的基本模式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末期。这个模式既灵活又有韧性；在这个模式下，商学院的课程和教职员的研究一般都满足到了学生和雇主的需要。假如没有了商学院，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管理架构和概念根本就不会存在，从迈克尔•波特的五力分析模型，到资产定价和金融方面的诺贝尔奖著作，到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理论，再到蓝海战略以及目前备受争议的代理理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正在对企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他们带头寻找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并且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随着这些压力的增加，传统的商学院模式已经显得过时了。商业变革的步伐远比商学院快了很多，导致公司和一般集体企业的领导工作变得极其复杂，让越来越多的MBA毕业生应付不来。

要想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继续作为一股“善的力量”，商学院就要直视商业所面临的挑战，并对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作出相应的调整。这些挑战可分为三大类：

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

如今，企业不仅要有更明确的目标，还要了解并权衡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商学院必须研究出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的必要技能，然后把这些技能教给学生。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近期发表的声明和《达沃斯宣言》表达了成员公司的意愿：承认并推进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是仅仅接受“股东至上”的观点。若要实现这些良好的意愿，商学院应该：

• 教导学生了解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含义。

• 设计一些课程，好让学生了解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和关切，而不是为了提升股东价值而只把他们当作一些必须应付的工具性群体来看待。

• 创建新的指标，以衡量企业在多大程度上顾及到了广大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 研究并设计出新的反馈机制（比如新的管理会计方法和利益相关者会计方法，新的投资表现衡量方法，用来推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创建相关激励机制的新合同结构等等）。

除了这些明显的变化之外，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也要求企业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作出更明确的权衡。虽然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些指导，但是谁将从中受益，最终必须在更大程度上由企业来决定，而商业领导者也要在决策过程中主持公平。

这意味着什么呢？“管理公正”这一术语定义的就是公正；也就是说，一直以来负责管理商业（也就是“MBA”中的“BA”那部分）的MBA毕业生，如今也要从公正的角度进行判断。

不幸的是，以经济学、数据科学或者心理学为根基的传统MBA工具箱都无法充分地教会学生思考公正方面的问题。这意味着，商学院必须对课程的内容进行一番重新审视和扩充，而且至少也要聘请一些有历史、哲学和人文背景的思想家和教师，以扩大教学范围。毕竟，公正的概念比净现值复杂得多了。

气候变化的现实

如果企业必须立即靠自己的能力来对抗气候变化，或者在过程中与其他企业、政府和社会合作，那么商学院也就必须立即帮助学生做好准备，以应付这些问题。

商学院应该向学生传授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知识。不过这样一来，MBA的课程和学科范围也就必须进一步扩大了。如果要让投资者在设定投资标准和计算净现值时把环境问题考虑在内，那么作为教师和思想家的我们就必须先把相关技能学好，然后把这些技能教给投资者。

但是，我们除了要为毕业生配置一套经过扩充的管理工具箱之外，还要教未来的商业领导者怎样与别人合作，以实现更大的社会目标和系统变革。这意味着，我们要探讨如何平衡成功的两个核心驱动力——竞争与合作。

对大部分商学院来说，竞争依旧是最主要的驱动力。作为商学教育的宝典，迈克尔•波特的名著《竞争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y）从1980年出版至今都保住了这一地位，还被誉为非赢即输的环境中的成功手册。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商业已经开始脱离这个模式了。

波特后来在其著作《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中提出的“共享价值”概念和亚当•布兰登勃格（Adam Brandenburger）和拜瑞•内勒巴夫（Barry Nalebuff）在1996年出版的经典巨作《协同竞争》（Co-opetition）都认可了合作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商学教育目前更关注的仍然是竞争而非合作，而学生在这个模式的教育下取得的是私有的成功，而不是公有的利益。

这样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若要解决2020年的问题，各个系统就必须发生全面的改变。举个例子：气候问题是由食物、水、能源消耗和供应链产生的。要想让学生领导系统级变革的工作，他们不仅要理解复杂系统的运作，还要了解一些几乎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怎样在多个不同力量的相互交织下形成的。使用简短的案例研究或者PPT演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学生们的视野必须放远到他们当前的工作岗位之后，以考虑到那些需要由多个年代的人来解决的问题。他们必须了解到其他领域的领导者的需要，还要想方设法与他们进行协商、调解和合作。尽管今天的多数商学院对这些技能不予重视，但是鉴于上述的原因，商学院课程的核心项目必须把它们都包含在内。

包容性的必要性

如今，企业被要求变得更具包容性，所以商学院也要跟着提升包容性。现有的研究足以表明，多元化的工作环境能产生更好的效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就必须录取和教育未来25年的领导者。到了2045年，世界将在哪些方面更需要管理和领导技能呢？

很多商学院正在努力提升性别平衡，但是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在多数美国商学院里，美国人目前占了学生人数的60-70%，但是到了2045年，美国人占全球商业领导者的比例几乎肯定会下降。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哪些区域的下一代人最需要用到管理技能，然后积极地在这些区域找到和训练人才。

这个需要体现在我们的学生构成中：在我们的商学院，非洲人占了学生人数的13%，比2%的平均比例高了一些。我们作出这项承诺，除了是为了让非洲未来的领导者获益之外，也是为了确保我们班上的其余87%学生都了解到这个重要区域的状况。

要想真的提升包容性，我们就必须彻底放弃MBA排行榜现有的成功指标——薪水。在《金融时报》的MBA排行榜上，MBA毕业生毕业3年后的薪水占了总分数的43%；比起其他榜单，这一比例已经算低的了。然而，《金融时报》自己的数据表明，男性MBA毕业生毕业3年后的薪水比女性高出16%。我们的数据也表明，地理和领域方面的差异则更为极端。

商学院的领导者常常声称要提升多元化，还在社论上主张，企业必须摆脱股价主导地位。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表彰商学院在性别、地理和行业方面的同质性，继续任由别人用这些指标来衡量我们的成功呢？更虚伪的是，这些指标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用来宣扬多元化和包容性这两种美德的期刊里面。

在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国家政府带来的稳定性与和平让商业建立起了私有的财富，而商学院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些商学院在二战期间为了打赢战争而进行了创新，接着又在二战结束后通过创新争取到了多年以来的和平；这一切展现出了商学院的巨大勇气（参见杰弗里•库萨克（Jeffrey L. Cruikshank）关于哈佛商学院历史的著作）。

但是到了2020年的今天，商业的使命已经扩大了很多，所以商学院的使命也得扩大。商学院和商业一样，都可以通过创新来实现世界的长远繁荣——这就是社会的要求。正因如此，商学院的领导者必须像80年前的前辈们那样，展现出同样的勇气。

彼得•图法诺（Peter Tufano）|文

彼得•图法诺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 Peter Moores 院长，也是哈佛商学院的前教授。

他是 Commonwealth 的联合创始人，该社会企业致力于建立解决方案，以保障人们的财务安全。

欧明谓|译周强|校